使我们这些外行人一向感到迷惑不解的是（在这方面，我们有点像那个给阿瑞欧斯多提问题的红衣主教）那些怪诞的人——即诗人，到底他的作品是怎样创造出他的？他用什么东西吸引我们，并在我们心中唤起我们从未有过的那种感情？
如果我们向诗人提出上述问题，他们大都会说，这些问题是无法解释的。即使有个别诗人勉强向我们作出解释，也多半令人不满意。据我们所知，迄今为止连那些洞察力很强的人，也没搞清楚决定了诗人对其想象性材料选择的因素是什么，也不知他们用什么方式制造出这样一些想象力丰富的材料。但是，即使情况如此不景气，也丝毫不会减轻我们对这个问题的兴趣。假如我们能够在我们自己身上（或与我们相似的人身上）发觉同诗人的想象性创造活动相似的活动，那该有多好！
果真如此，只要对我们这种活动详细审查，就有希望洞察诗人的创造性想象能力的实质。事实上，这方面的工作已获得了极大的进展——作家们一直在努力缩短他们同一般人的距离，他们时常鼓励人们说，每一个人心灵深处都是一个诗人的世界，即使世界只剩下最后一个人，这个人必定还是个诗人。我们当然应该在儿童身上寻找这种想象活动的最初迹象。我们知道，游戏是对儿童最有吸引力和他们最喜欢的活动。我们不妨这样说，每一个正在做游戏的儿童的行为，看上去都像是一个正在展开想象的诗人。你看，他们不正是在重新安排自己周围的世界，使它呈现一种自己更喜爱的新的面貌吗？
谁也不可否认，他们对这个新世界的态度是真诚的，他们对自己的游戏十分认真，舍得在这方面花费大量精力和注入自己最真挚的感情。因此，“认真地做事”并不是真正与游戏相对立或相反的东西，而是“现实”。当然，虽然儿童在感情上对这个游戏世界十分专注，但仍然能把它与现实世界很好地相区别。只不过他想象中的各种物体和景致都是从这个看得见摸得着的现实世界中借用而来的。儿童游戏与现实的这一联系，也恰是它同“白日梦”的重要区别。诗人所做的事情与儿童在游戏中所做的事情几乎是一样的。虽然他创造的是一个虚幻的世界，但又把它当作真实世界对待。这就是说，他向这个世界倾注了大量的真实感情，但又能严格地把它同现实世界相区别。从人类使用的语言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儿童游戏同诗人创造的世界是相类似的。例如，人类语言总是把能使某些包容着种种真实的或可触的事物并得以再现的想象性创造称作“游戏”（英文中这个词还是戏剧、表演和假扮等意思），用“表演者”或“演员”称呼展示这个想象世界的人。但是，这一诗的想象世界的非现实性，却产生出重大的文学效果——众多事物，如果它们在现实中发生，根本就不会使人感到欢悦，可一旦出现在作品当中，就令人产生快感；许多情感，在生活中是痛苦的，但对那些观看和倾听文学作品的人来说，这一切均变成了愉快的源泉。有关现实与游戏之间的区别，我们还有另一种看法。儿童长大成人，并且很长时间不再做游戏之后，在他几十年来只同现实打交道仅从事于理解现实生活的活动之后，总有一天，他会突然进入这样一种境界，即，游戏和现实之间的区别又一次消失了。成年人会记得，他起初做儿童游戏时，是多么的认真和虔诚。他就会不由自主地产生出一种极想抛弃生活之重担，去追求一种愉快的幽默感的想往。人一旦长大，就不再做游戏，但这是否表明他会放弃从游戏中获得的那种快乐呢？任何一个稍微懂得一点人的内心世界的人都知道，人一旦尝试到某种欢乐，就很难让他放弃对这种快乐的追求。事实上，我们从未放弃过什么，我们所做的唯一事情就是用一种东西代换另一种东西。表面上，我们似乎放弃了一件东西，实际上，我们是在努力获取这件东西的“代用物”。所以，当人长大成人不再做游戏时，他们只不过是放弃了游戏同真实事物本来的那种关联。换言之，他只不过是创造出一种虚幻的世界来代替原先的游戏。他所创造的是一种空中楼阁或我们称为“白日梦”的东西。我坚信，人类中大部分都在制造自己的白日梦，只要他不死，这种活动就要持续下去，这样的事实，已被人们忽视很长时间了，对它的重要性当然也就不可能作出正确的估测。比起儿童的游戏来，人的这种幻觉更不易觉察到。的确，儿童游戏是一个人做的，即便同别的孩子一起做，在所有参加游戏的孩子的头脑中也一定有一个专为游戏目的而设的共同秘密的王国，但儿童无论如何也不会向成年人隐瞒这些秘密，尽管成年人对其根本就不感兴趣。但做白日梦的成年人就不一样了，他总是对这些梦感到羞耻，总是把它隐瞒起来不想让别人明白。他珍爱它们，把它们当作自己最隐秘的宝藏。一般说来，他宁愿把自己做的错事告诉别人，也不愿意向别人宣示自己的白日梦。正因如此，他或许认为，只有他一个人有这种幻象，而不知道世界上所有人都有这种不可告人的秘密。因此，白日梦是游戏的继续。正因为这两种活动后面的动机不同，儿童游戏中的具体行动也就同成人的白日梦不同。儿童的游戏是由儿童所具有的特殊愿望所具备的——儿童实际上只有一个愿望，这就是快快长大，使自己变成成人。在游戏中，他们总爱以成人姿态出现，把他理解的成人的生活模仿得维妙维肖。在这种情况下，他当然没有必要去掩盖自己的愿望。成年人就不同了，一方面，他知道自己不应再迷恋于游戏或沉溺于白日梦，而应该努力在现实生活中争取成功；同时，对于导致他做白日梦的诸多愿望，他又必须尽量藏匿起来。他对自己的许多幻想总是感到是一种耻辱，视之为孩子气的东西，因此总是加以抑制。人们也许会问，如果白日梦被如此秘密地掩饰起来，我们又怎样会了解人类有这样一种创造幻想的动机呢？我们知道，当今世界上出现了这样一类人，那代表着“必然性”的严峻女神（而不是上帝）向他们提出了这样的任务：把自己遭受的痛苦和欢乐原原本本地诉说出来。这些人便是精神病患者。为了能使医生用心理疗法医治自己的病，他们除了向医生讲述别的事情外，还要透露自己的种种幻想。这也许是我们获知上述秘密的最好渊源。长期的治疗经验告诉我们，这些病人向医生透露的事情，是决对不可能从一个健康人那儿探听到的。那么白日梦究竟有哪些特征？首先可以肯定，幸福的人从来不去幻想，幻想是从那些愿望未得到满足的人心中流露出来的。或者说，未满足的愿望是造成幻想的推动力，每一个独立的幻想，都意味着某个愿望的实现。或是意味着对某种令人不满意的现实的改进。这些作为推动力的愿望各不相同，随着幻想者的性别、性格和环境的不同而不同。但它们很明显地分为两大类，一种是督促梦幻者做升官梦的野心欲，另一种是性欲。年轻女子的幻想大都是由性欲造成的。她们的野心欲一般都包括在性的追求中了。年轻男子则不然，造成他们幻想的不只是性欲，还有野心欲和利己欲。但是，对于上述两种倾向来说，我们主要不是想强调它们之间的区别，而是强调它们之间的同性。正如我们总会在许多教堂圣坛画的一个角落里看到一个雷神形象一样（见日耳曼神话），在大多数白日梦中，也总有一个女人隐秘在梦中的某个角落。梦幻者的一切英勇事迹几乎都是为她而作，在他胜利时，又总会跪在她的脚下，把赢来的一切胜利果实全部向她奉献。从这儿我们真正地看到人们隐秘自己幻觉的巨大动机。一个有良好教养的女子，其性欲越小，也就越受赞赏；而对一个年轻男子来说，他必须学会克制自己在备受溺爱的儿童时代养成的过度自爱（自重）心，方可以在这个由无数同他自己有着同样追求的人组成的社会上立身。我们决不可认为，由这种幻觉冲动生成的各种幻象、空中楼阁、白日梦，都是一成不变的或不能改变的。相反，它们同实际生活印象总是一致的。换言之，它们会随着生活本身的改变而变化。每一种深刻的新感受都为他们打上了一个标志着具体时间的邮戳。总得来说，幻象同时间（或时代）的关系是极其重要的。一般说来，在某个时刻，同一个幻象总是在三个时期徘徊——这三个时期代表着我们的三个幻想。首先，我们心中的幻想活动可能同某些现时的印象结合着，由目前发生的某些有力量唤起某种强烈欲望的事件引发；紧跟着，这种幻想又会溜回到记忆中的某种早期经验（一般是幼儿时代发生的、使这种愿望得以实现的经验）；最后，它又会为自己制造出某种有可能在将来发生的事件，这种事件仍然代表着该愿望的实现。这就是所谓的白日梦或幻想，它既包含着目前直接引发它的事件，又包含着某些过去的记忆，这样一来，过去、现在和将来，就以“愿望”为主线，被连接在一起了。仅举一个普通例子，便可以对我的问题作出生动表现出来。设想有一个贫穷的孤儿，拿着一封推荐信去见一位雇主。他走在路上时，很可能会陷入一个与他眼前的情景相对应的白日梦，这个白日梦的具体内容有可能是如此：他一到那里就受到了录用，雇主对他也极为赞赏。不久之后，他便成为这个雇主的得力助手，并且很快被雇主那美妙无双的女儿相中，于是就与她结了婚，成为这个家庭的一员。他以后又继续辅助岳父干事业，由开头时的助手变成了岳父事业的继承人。通过这种方式，这个梦幻者便重新获得了他幸福的童年时代曾经拥有过的东西：他的安然而温暖的家，他的慈爱的双亲，以及初次使之心颤的对象等。通过这样一个例子，我们清楚地得出，一个人的愿望是如何利用眼前发生的某种事件，通过过去的经验模式，为自己制造出一个光辉的未来的。关于这种幻想或白日梦，我们还有更多的东西要解释，但目前只能作以简单说明，以点到为是。这就是：如果这种幻想过于丰富和过于强大，便就必然会产生神经分裂或精神病。这就是说，幻想仍是我们目前治疗的病人病情初发的前兆。而这种现象就属于病理学研究的广泛领域了。另一个不能忽略的问题是幻想同梦的联系。通过对梦的解释以后，我们就知道，夜梦同上述幻想其实是一回事。我们平时使用的语言，以它那无可比拟的智慧，很久之前就把幻想中创造的虚幻物称之为“白日梦”，从而道出了梦的本源。尽管如此，梦的真正含义仍然不为普通人所知，这究竟是为何？原因就在于夜间活跃于我们心中的是那些我们平时羞于披露的愿望。这些愿望，我们起初时是尽量设法隐藏，久而久之便被压抑到无意识之中（所以不再被我们意识到）。
当然，这样一些被压抑的愿望以及各种变化并没有消失，然而只有在完全伪装的情况下，才能从意识中表现出来，当科学研究成功地把这些愿望从他们在梦中的变形体中审辨出来时，就不难发现，夜梦同样是欲望的实现。对于白日梦，我们暂且说到这里。现在我们再谈一谈诗人。我们能否把一个想象力很强的作家看作一个在大白天作梦的人，把诗人创造的作品与白日梦等价呢？我认为，它们之间是有很多明显区别的，诗人以及以往的史诗作者和悲剧作者，他们所取的材料都是“现成物”，这同那些几乎以本能创造自己材料的创造者有很大区别的。让我们先谈后者。在正式讨论之前，我想提请大家注意，我在这种对比中选择的作家，都不是那些得到批评家高度赞扬的人。他们绝大多数是那些不那么自负和清高的传奇作家、小说家和传记家，但他们均拥有广泛的男女读者。这类作者所创造的作品有一个极为明显的特征，每一个读者也都可以从中感觉到，这些作品中大都有一个引人注目的英雄。作者总是使用一切可能的手段，来赢得读者对这个英雄的同情和崇敬，而且总是使他受到特殊的保护。如果在第一章结束时，这个英雄因受重伤而血流不止，以至失去知觉，我们准会在第二章开始时发现，他受到了悉心周到的照料，健康也逐渐得到恢复。如果第一卷结尾时，书中英雄在海上遇到风暴，他所乘的船触礁破裂，第二卷开始时，他必定是在紧急关头时得到拯救。如果不是如此，整个故事就无法继续下去。我们总是怀着一种安全感紧随主人公渡过千难万险，这同一个真实的英雄跳入水中救出一个即将溺死的人，或是一个冒着枪林弹雨去炸毁敌人碉堡的英雄所怀有的安全感是一致的。对于英雄所怀有的这种安全感，一个优秀的读者会用这样一句话加以解释，即：“我永远不会出事”，可在我看来，英雄怀有这样一种“刀枪不入”的感觉，说到底还是“自我陛下”的暴露。一切白日梦和一切小说和故事中的英雄，都是这个“自我陛下”的孕育。在这样一些以“自我”为中心的故事中，还有其他一些特征，同样可以表明这种关系。例如，在这些故事中，总有一个美貌的女子与该的英雄相爱。这种情节当然不是在描写现实。谁都知道，这种情节都是每一个白日梦的基本组成部分。我们还可以看到，故事中涉及到的每个人，虽然他们在现实世界中有各种不同的特征和喜好，在故事中都全部被划入“好人”和“坏人”两大阵营。凡是与故事中“英雄”（英雄也是自我）站在一起的，都是好人；凡是反对这个“英雄”的，都是敌人或者竞争者。我们无论如何也不能否认，许多想象力很强的作品，远远超越了最初的那种天真的白日梦的范围和水平，但我依然坚持这样一种猜断，即：即使那些走的最远的白日梦变种，也可以通过一系列接连不断的转换，还原为白日梦。在这方面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就连许多所谓的心理小说，也仅包含着一个人物（同样也可能是一个英雄），只不过是一个通过对其内心的描写而宣示的人物。作者“钻进”这个人物的内心，且以他的眼光从外部观看别的人。一般说来，这种心理小说的独特之处，就在于它表现了现代作家的一种倾向，即通过对自我的理解，将自我分裂成无数个细微的“组成成分”，并通过这种方式，将英雄自身心理生活中各种对立和冲突的倾向“人格化”（即每一个人物只代表他的一种心理倾向）。另外，还有一种可以被称为“超越中心”（或中心之外）的小说，这种小说看起来与“白日梦”有着明显的区别。在这种小说中，那作为主人公的人物，看上去极不情愿。他就像一个过路人那样，对别人的行为和痛苦总是“静视旁观”。左拉写的许多小说大都属于这一种。我需要在此指出，对非作家和对那些在许多方面都不正常的人所作的心理分析表明，他们的白日梦都有相同的变态表现。这就是说，在这些白日梦中，“自我”都能满足于一个旁观者的角色。如果说我们所作的上述比较（即富有想象力的作家同白日梦者的比较、诗作品同白日梦的比较）有哪些价值的话，这种价值就在于它与各种实际情况相一致。让我们首先以刚才提出的观点，去对照幻想（白日梦）同贯串于整个幻想的“愿望”之间的关系，用幻想所涉及的过去、现在和将来三段时间，来检验作家们的作品，然后再用这种检验所得的证据来研究一下作家本身的生活同他的作品之间的关系。到如今，人们还不知道用什么基本观念来对待这种关系，很多人把这种关系看得极为简单。种种对幻觉（白日梦）的研究使我们想到，事情有可能是这样的：某些给作家印象深刻的真实经验激起了自己早期体验的回忆（一般是童年时代的经历），然而便唤起了他的某种愿望，这种愿望又只能通过创造一种作品才得以表现。所以，从他的作品中我们既能分辨出某些最近发生的事情，又能看出回忆起来的童年的经验。请不要对这种创造过程的复杂性感到震惊。我个人认为，上述概括与真实发生的事情相比，还要粗略很多。因此，它还只能作为人们追索真实创作过程的一次初次尝试。我自己所作的许多尝试使我相信，这样一种研究创造性想象的方式一定能结出丰硕之果。你们知道，我一直都在强调作家对其童年生活的回忆。这看起来似乎有点奇怪。但请你们不要忘记我的这种说法所预设的假设，那就是：想象力创造的东西，也同白日梦一样，是儿童游戏的延续和代替。我们切不可忘记另一类创造性作品，即那种不是以本能创造出来，而是对现成的材料作加工之后形成的作品。在这种作品中，作家同样保持着某种程度的独立性，这种独立表现在对材料的选择和对所选择材料的极度改变上。这些现成的材料大都取自于一个民族的神话、传奇和童话的宝藏中。它们实则是整个民族心理的创造物，目前对它们的研究还远远不够。但从很多痕迹中可以看出，诸如神话，很可能是由整个民族的愿望（一个年轻民族的那古老的梦）所生成的幻象或其变种（或它的经过变形之后的痕迹）。
有人可能要说，尽管本文的题目中首先提到作家和诗人，但它谈论作家或诗人要比谈论幻觉（白日梦）少得多。我几乎意识到了这一点，但我觉得这样做是会得到原谅的，因为目前我们关于这方面的知识实在太少了。我所能做的（目前）只是通过对幻觉（白日梦）的研究找出几点暗示性线索和提出几个特殊一点的问题。当然，这些问题都超出心理学领域而触及到文学材料的选择。至于与作家有关的其他一些问题，我们根本就没有提：作家以他们的作品在读者中唤起种种感情是通过何种手段达到的。但我至少可以向人们表明，从有关“白日梦”的讨论到讨论作家的想象性作品会造成什么样的效应，这二者之间还是彼此相通的。我以上曾经说过，“白日梦”的作者总是把他的幻觉隐秘起来，不让别人明白，因为他觉得这些幻觉都是一些下流的东西。现在我可以断定，即使他把自己的幻觉告诉我们，我们也不会从这种“披露”中获得任何愉快的感觉。因为这样一些幻觉常常使人反感、厌恶，至少提不起我们的兴趣。可对于一个具有文学天赋的作家就不同了，当他向我们宣示自己的“游戏”或向我们“披露”他的“白日梦”时，我们会体验到各种不同的快感。至于作家究竟如何制造出这种效果，至今还是一个最为隐蔽的秘密。诗或艺术的本质，就在于它用某种技巧征服了人们的感情。而这种感情又与每个个体同其他人之间的“障碍”有关。对于克服这种障碍的技巧，以我猜测至少有两种。一种是作家通过变换和伪装等手段将“白日梦”中所具有的“以自我为核心”的特征变弱，使人更容易接受。另一种是他向我们宣示自己的幻想的同时，也提供我们形式的或审美的愉悦，使我们得到快乐和满足。这种快乐的增加，又会进一步将我们内心深处的更大的快乐表现出来。所以我们一般称为“刺激性的诱饵”，作为一个术语，它又被称为“前期快乐”。我个人以为，我们从所有艺术家的作品中所得到的审美快乐，都是这类“前期快乐”。文学欣赏的实质就在于使我们内心的紧张得到放松和释放。造成这种效应的绝大部分原因，也许是因为作家将我们置身于这样一个场景，我们能够欣赏自己的白日梦，同时又不感到责难和羞耻。至此，我们的讨论眼看就要进入一种更加奇特、有趣和复杂的研究领域了，但是我们又不得不在这里停下（至少在目前是这样），作为我们眼前研讨的一个结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