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故事始于一件鲁莽行径，一件全然无辜的笨拙行为，或者像法国人说的，一件ｇａｆｆｅ。然后我便试图挽回我干的这桩蠢事的影响。可是如果过于匆忙地想要修理手表的一个齿轮，往往会把整个表都毁掉。今天，事隔多年，我还说不清楚，我的鲁莽究竟在哪里结束，我真正的过错又从哪里开始。说不定我一辈子也没法把这事弄清楚。
我当时二十五岁，在轻骑兵某团当现役少尉。我不能说，我曾经对军官阶层有过特别的热情或者觉得自己天生该当军官。可是如果在一个旧式奥地利公务员的家庭里，有两个姑娘和四个老是吃不饱的男孩围着一张伙食粗陋的饭桌等着喂养，那是不会去多问他们爱好什么、倾向何在，而是很早就把他们推出去就业，以免他们成为家庭包袱的时间拖得过长。我的哥哥乌尔里希，在上小学的时候因为着书过多弄坏了眼睛。他们就把他塞到神学院去学习。我因为筋骨结实，就给送进军官学校。一上军官学校，人生的道路就自动向前发展，不心再去过问。国家把一切都安排停当。不出几年，国家就按照规定的模式，把一个半大不小、脸色苍白的小子免费培养成一个长着乳毛胡子的候补士官，作为可用的成品，送到部队里去。有一天，正好是皇帝陛下寿辰，我从军校毕业，那时我还不满十八岁。不久我的领章上就缀上了第一粒金星；就这样我达到了第一站。从此以后，我就可以隔一段适当的时间，按部就班地自动步步上升，直到得了风痛症告老还乡。即使在骑兵这种开销相当可观的部队里服役也不是我自己的愿望，而是我伯母黛西的异想天开。她嫁给我伯父是第二次结婚，那时候我伯父刚离开财政部到收入较丰的一家银行去当经理。我这位伯母既有钱又势利，她不能容忍在她的亲戚中，在姓霍夫米勒的人当中，居然有人在步兵部队服役，“玷污”她家的门楣。她这种异想天开害得她每个月得贴补我一百克朗，所以我一有机会就得俯首帖耳地向她表示感激涕零。到底在骑兵部队服役或者当现役军官对我自己是否合适，这个问题准也没有深思过，我自己想得最少。只要一骑上马鞍，我就怡然自得，我的思想从来也没有超出过马脖子以外。
一九一三年的十一月份，想必有一道什么命令从一个衙门传到另一个衙门。我们的骑兵中队一阵风似地一下子从雅罗斯劳调到匈牙利边境的一个小城去驻防。我究竟是不是用真实的地名来称呼这座小城，全无所谓。因为同一件军服上的两粒钮扣也不可能比两座奥地利外省的驻防小城更加相似。无论在此在彼都是按规定的同样设备：一座军营，一个练马场，一个操练场，一座军官食堂，外加三个旅馆，两家咖啡馆，一爿点心铺，一家酒店，一家简陋寒伦的歌舞剧院，献艺的是些被大剧院解雇的歌星，她们还操风流的副业，周旋于军官和服役一年的志愿兵之间。无论在哪里，服兵役都是同样的忙忙碌碌，空虚单调，每一小时都是按照一百多年来铁板般的死章程规定得死死的，便是空闲时间也变化不大。在军官食堂里看来看去尽是那么几张脸，说来说去还是那些话，在咖啡馆里打的还是那几种纸牌，玩的还是台球。有时候我们觉得奇怪，亲爱的天主竟有闲心让这么一座小城的七八百座屋顶上面布上另外一张苍穹，旁边安排另外一番景致。
当然，我这个新的驻地和从前在加利西亚的那个驻地相比有一个优点：这里是个快车车站，一边靠近维也纳，另一边离布达佩斯也不太远。谁要是有钱——在骑兵里老有各式各样的阔少在服役，还有那些志愿兵，他们有的出身名门贵族，有的是工厂主的子弟——只要及时溜号，就可以乘五点的火车上维也纳，然后乘两点半的夜车赶回来，他可以有足够的时间去上剧院，在环城马路上溜达，扮演一下骑士的角色，偶尔还可以寻芳逐艳；最最受人艳羡的人当中有几个甚至于在维也纳留着个小公馆，或者一个落脚地。可惜凭我每月菲薄的收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