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那个礼拜起，奥尔布里肯街上再也见不到裘德和苏的踪迹。
谁也不知道他们究竟去了什么地方，这主要因为没人把他们放在心上。假若真有什么人好奇，也不必费多大事，就可以发现：他们凭着裘德一手无所不能适应的手艺，过着行止无常、近乎漂泊的生活，不过其间也可说自有乐趣。
不管哪里，只要有雕刻易切石的活儿，裘德就去应工，不过他还是宁可挑选离自己和苏旧日居处远些的地方。他干活不惜力气，不拘时间长短，一干完，他们就起身转往其他地方。
两年半就这样过去了。人们或许看得到他有时给一所乡村宅邸装配直棂窗；有时是为某个市镇大厅装石头护栏；有时替桑埠一家旅馆凿方石、砌外墙，有时是在卡斯特桥博物馆，有时则远至埃松贝里，有时到了斯托裸山。近顷他在肯尼桥镇，那地方正兴旺起来，在马利格林以南不过十二英里，高认识他的那个村子最近。他少年发愤读书，立志上进，以及当年跟阿拉贝拉那段为时不长，却甚为苦恼的婚姻生活，乡亲都知之甚稔，所以他非常担心他们一见到他，就会对他眼下的日子和运气如何问长问短。
他到的地方时间不一，有时要呆上几个月，有的只几个礼拜。只因从前备受茶毒，深感痛心，所以他对于为教会（国教还是非国教都一样）干活无形中滋生一种异乎寻常的反感，至今切齿。但他并非因为害怕再次遭到党辱，而是出自他爱憎分明，义不苟合，这断不容他从作践他做人原则的那伙人手里讨生活，也由于他已经深深感到以往的信条和当前的实践之间不容调和；何况他当年初到基督堂所持的信仰，到了现在已经差不多放弃无余了。精神方面，他这会儿正朝着当年第一次遇到苏时她所持的立场转变。
五月间一个礼拜六傍晚，距阿拉贝拉在农业展览会把苏认出来已快三年，有些人是当时不期而相会，此次无意竟重逢。
肯尼桥镇正逢春季庙会，虽然这古已有之的交易活动的规模远比昔年缩小许多，但是到了近午时分，那条又长又直的大街还是好一派风光。却见车马辐凑中一辆轻便弹簧马车从北边大路直驶镇内，停在一家禁酒客栈门前。车上下来两位女客，一个是执鞭的，是普通乡下人，另一个体态丰腴，是个穿重孝的寡妇。她那套阴郁的装束在这齐集三教九流、喧嚣杂沓的乡镇庙会上，非常惹眼，未免有点不合时宜。
“我先得弄清楚它在哪儿，安妮。”寡妇对她的同伴说，这时候过来个男人，连车带马都带开了。“找到之后我就回来，咱们就在这儿见面，然后进去喝点吃点，我已经觉着浑身没劲儿啦。”
“行啊。”另一个说。“我原来可打算上花格旅馆，要么杰克旅馆。禁酒旅馆里头你搞不到什么好东西吃。”
“你别老那么馋吧，小宝贝儿。”穿丧服的女人用呵斥的口气说。“这地方就蛮好。算啦，你不跟我一块儿去找新礼拜堂的地方，那咱们就半个钟头以后见吧。”
“我才不想去呢。反正你要告诉我嘛。”
两个同伴也就各走各的路。帽子上笼着黑纱的女人步子走得挺坚定的，尽管周围热闹非凡，她却像目无所见，漠不关心。她打听好了，就走到一个临时围墙旁边，里边挖得坑坑坎坎，一望而知是给一座建筑物打基础，外边墙板上贴着一两张告示，说是这天下午三点，由一位来自伦敦的，在他的团体中间众望所归的布道师为行将施工的礼拜堂主持奠基仪式。
浑身戴孝的寡妇认准了地方，就掉头走开，悠然自得地看着庙会的活动，看来看去，突然叫一个卖蛋糕和姜汁饼的小摊把注意力吸引住了。摊子夹在支撑起来的挺像样的帆布篷中间，上面铺着洁净的白布，摊主是个年轻女人，显然她做这个生意还不怎么顺手，身边有个男孩，脸长得像七八十岁的老人，随时给她凑凑手。
“哎呀呀，”她自个儿咕哝着，“这不是他的老婆苏吗——怎么是她呀！”她直往摊子那儿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