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甭管，孩子，’他说，‘这事跟我有关，我必须听听。’
“这样，他留了下来。一会儿，头戴扑了白粉的假发的市府老秘书，出现在当中的一扇窗前，当他旁边的两位市参议在红城坐垫上把身子靠好以后，他便拉长自己那尖嗓子，宣读起他双手捧在眼前的判决书来。在春日的宁静气氛中，一字一句都清清楚楚地灌进了我们的耳鼓。当父亲听见自己的名字和姓氏回荡在市集广场上空的一刹那，我看见他的身子猛地震动了一下。可他仍然坚持着听完了，然后便从口袋里掏出他那只祖传的金表来，放到了桌上。
“‘它也属于抵押品，’父亲说，‘锁进钱箱去吧，明天好一块儿加封。’
“第二天，法院来人查封财产，父亲已起不了床，他夜里中风了。－几个月后，我们住的宅子也卖了；我用一来从医院借来的轮椅，把父亲推到了郊外新赁下的一间小房中。在那儿，他还活了九年，这个瘫痪了的身心交瘁的人。他在身体好时也帮人写写算算，但主要的家用，却只靠我这双手去挣。不过后来，他倒是怀着上帝一定会怜悯他的坚强信念，在我的怀抱里平平静静地死去的。－他死后，我到了一些好人家里，也就是你祖父府上。”
我年老的女友不再吱声。我却想到了哈勒。
“这么说，“我问她，“你后来从未得到一点你那位年轻朋友的消息吗？”
“一点儿没有，孩子。”她回答。
“你知道吗，汉森，”我说，“我不喜欢你那个哈勒，他这人说话不算话！”
她把手搭在我的胳膊上。“你可不能这么讲，孩子。我了解他这人，再说除去死亡以外，还有另外一些事情也可能叫人身不由己啊。－好啦，咱们回房去吧，你的帽子还在那儿，马上就该吃午饭了。”
我们锁上那空荡荡的典礼厅，循来路往回走。这次那个瞅得见幽灵的人没开门，我们只听见他在门里边的沙土地上一拖一拖的踱步声。
我们回到房中，上午的太阳仍有最后一束光辉射进窗户里来。汉森拉开一个小橱子的抽屉，取出一只桃花心木的区儿；匣儿式样虽然老旧，却打磨得光光的，兴许是小木匠早年送给她的一件生日礼物吧。
“这个也得让你瞧瞧，”她边说边开匣儿。匣中藏着一叠有价证券，持有者的名字全是：哈勒·延森，本城已故木工师傅哈勒·克里斯蒂安·延森之子。然而，证券签发的日期又都不早于最近十年。
“你怎么得到这些证券的？”我问。
她莞尔一笑。“我又没白给人家干活儿麻。”
“可签的全不是你的名字呀？”
“那是因为我父亲欠了人家的债，我来代他还呗。再说，我的遗物和所有死在这儿的人一样，都要归养老院的，所以我当即就请人把这些证券签上了哈勒·延森的名字。”－在把匣儿重新锁进橱子之前，汉森把它放在手上掂了掂。
“宝藏是重新积攒起来啦，”她说，“可幸福呢，那包含在宝藏中的幸福呢，孩子，却一去不复返了。”
汉森说这话时，窗外正飞过一群欢叫的燕子。接着，又有两只扑扑地飞到窗前，唧唧喳喳叫着，落在了窗框上。这是我今年春天看见的头一批燕子。
“你听见那些小贺客了吗，汉森？”我高声喊道，“它们正赶你过生日的时候飞回来啦！”
汉森只点了点头。她那仍然很美丽的蓝眼睛，凄凄惶惶地望着那些唱歌的小朋友。随后，她双手抚着我的胳膊，慈祥地说：
“去吧，孩子。我感谢大家，感谢他们想到了我。可眼下，我希望一个人呆着。”
许多年过去了。一次，在我去德国中部旅行后返归故里的途中，我碰见了一个人。那会儿蒸汽时代已经到来。在某个大火车站上，一位白发老人走进了一直只有我独自坐着的车厢小间。他从送行者手中接过一只手提箱，把它推到了坐位下面，客客气气地说了一句“这回咱们算同路啦”，便坐在了对面的位子上。他讲话时，嘴角周围与褐色的眼睛里都现出善良的神气，我简直想称这是一种很把人好感的神气，使你禁不住想和他倾心交谈。他外表整洁，那褐色的呢外套和雪白的领巾尤为显眼；他态度文雅，更令我产生与他亲近的愿望。所以没过一会儿，我俩便开诚相见，彼此诉说起自己的家世来。他告诉我，他是一个钢琴制造师，住在史瓦本邦的一个中等城市里。但我感到奇怪，我的旅伴虽操一口南德方言，可我刚才在他手提箱上看见的却是“延森”这个姓；而据我所知，这只是一个在北德人中才有的姓氏。
我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他，他笑了一笑。
“也许我差不多变成史瓦本人了吧，”他说，“到眼下我住在这个好客的地方已经四十年啦，在这四十年中我还从来没离开过哩。可我的故乡却在北方，所以有这个姓。”接着，他便说出了他出生的那座城市的名字，且正好就是我的故乡。
“这么讲，我们真是老乡啦，”我叫道，“我也是那儿出生的，眼下正准备回去哩。”
老人拉住我的手，亲亲热热地端详起我的面孔来。
“仁慈的主安排得太好了，太好了，”他说，“如果您高兴，咱俩可以同路到底。我打算去的也是咱们的故乡。我希望在那儿和一个人见面－要是上帝允许的话。”
我愉快地接受了这个建议。
在到达当时的铁路终点以后，我们前面还有五英里路程。我们马上换乘舒适的弹簧马车；时值秋高气爽，我们便把车蓬推到了后面。故乡的景物慢慢显现出来，森林消失了。不久，路边上的士埂连同长在上面的活篱笆也不见了，眼前展开一片没有树木的辽阔的平原。我的旅伴凝望着前方，静静地一言不发。
“这样地无边无际，我已经不习惯了啊，”他突然歼了口，“你不管朝哪边望去，都似乎望不到头。”说完，又默不作声了。我也不去打搅他。
路程已走了大约一半，公路在穿过一座小村子以后又伸进了旷野里，这时我发觉老人向前探出脑袋，像是在努力搜寻什么似的。接着，他又把手搭在眼睛上挡住阳光，明显地变得焦躁不安起来。
“我原本视力还挺好的，”他终于又开了口，“可这会儿再怎么用劲儿，也瞅不见城里的钟楼。年轻时漫游归来，我总是从这儿首先向它问好哟。”
“您记错了吧，”我应道，“那座矮小的钟楼在这么远的地方是看不见的。”
“矮小的钟楼！”老人几乎是生气地嚷道，“它可是几世纪以来就作为水手们辨别航向的标志，几海里以外都看得清清楚楚呐！”
这一讲，我才恍然大悟。
“噢，原来您想的是老教堂的那座钟楼，”我犹豫地说，“它可在四十年前就给拆掉了。”
老人瞪大两眼瞅着我，好像我在瞎胡扯似的。
“老教堂给拆掉了－四十年前！我的主啊，我在异乡呆了多么久哟，竟从来没有得到过任何一点消息！”
他两手互握着，灰心丧气地缩在角落里，过了半晌才说：
“从眼下算起差不多五十年以前，我就在那座如今仅仅留在我记忆中的美丽的钟楼上，向一个人许下了和她再见的诺言；我这次千里迢迢地赶来，就为了找她啊。我现在想对您，要是您愿意听的话，讲一讲我的那段生活，对我希望找的这个人，您没准儿能提供一点儿线索吧。”
我使老人确信我是同情他的，于是，就当我们的车夫在中午温暖的阳光中打着吨儿，马车的轮子慢慢地从沙土地上辑过的时候，老人便讲起了他的故事。
“我年轻时本希望成为一位学者，可由于父母早亡，留下的钱不够供我念书，我便只好重操父业，也就是说当了木匠。早在我漫游外乡给人当伙计的时期，我已有心想选个地方定居下来，因为我多少还有点儿资金，在卖掉父亲的老屋时获得了相当一笔钱，足够使我自己开业。然而，我每次仍旧回到了故乡，为着一个年轻的金发少女的缘故。－我不相信，我多会儿还见过像她那样的蓝色的眼睛。她有一个女朋友曾经打趣她说，‘阿格妮丝，我真想把你眼里的紫罗兰给摘出来啊！’她这话我永远也不曾忘记。”
老人沉默了，两眼凝视着前方，好像又看到了他年轻时见过的那时紫罗兰般美丽的眸子。这当儿，我几乎是无意识地，旁若无人地，从嘴里念出了我那位在圣乔治养老院中的老朋友的名字，可老人又开始讲起来了。
“她是一位商人－我的监护人的闺女。我俩自幼一块儿长大。她父亲早年丧妻，她便受着父亲严格的管教，生活相当寂寞，因此，她对自己唯一的小伙伴越来越眷恋。在我漫游回来以后，我俩私下好得差不多订了婚，并且已经商量妥，我就在故乡开业。谁知在这节骨眼上出了意外，我那小小的财产全丢了。我只好又离开故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