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在这以后，克莱德觉得在监狱里简直度日如年。只有他母亲每周来探望他一次。她一动手工作，就很难更经常地来看他——后来两个月里，她往返于奥尔巴尼与布法罗之间，甚至还到过纽约市，但结果并不成功，跟她当初所希望的大相径庭。因为，说到她向教会和公众呼吁一事，她真可以说是疲如奔命的了（如果说克莱德并不知道，那末只有她自己知道了）。经过三周来多多少少向各地区和纯粹各教派试探的结果，她不得不得出这么一个结论：基督徒他们至少是漠不关心的——压根儿不象基督徒应具有的气度。因为，他们对此态度全都一个样，特别是当地的牧师，他们自以为事事都得极其谨小慎微，方可表达出他们会众的意见，因此，他们一致认为，这是一场臭名昭著、而且当然也是令人不快的、业已定罪结案了的审判——从国内比较保守的人的视角来看，或是从各报刊的言论来判断，至少也都是完全赞同的。
首先，这个女人，还有她的儿子，究竟都是些什么样的人呢？一个自称劝人为善的——地下传教士——竟敢藐视有组织的、历史悠久、等级森严的神权及其体制（神学院、合法教会及其分支机构——对于圣言都是极其审慎，深思熟虑地加以诠释，而又由于符合传统教条，因此也就是合法的诠释）所规定的一切教义和方式方法，忽然灵机一动，擅自举办了未经任何神职授权，所以也就是莫名其妙的传道馆。再说，她要是也能象一位贤妻良母那样待在家里，一门心思扑在她的儿子和她的其他孩子上面——栽培教育他们——那末，上面谈到的这类事，难道还会发生吗？
除此以外——克莱德究竟有没有杀害了这个姑娘呢？不过，不管怎么说，根据克莱德自己在受审时所作的证词，他不是已犯了跟这个姑娘通奸的罪吗？这个罪在很多人心目中，几乎跟杀人罪同样严重。
这个罪不是他自己也供认了吗？替一个判定犯有通奸罪的人呼冤叫屈——即便此人不是杀人犯（这个有谁知道呢？），在教会里能这么乱来一气吗？不——哪一个基督教堂都不能为辩论这个案子是非功过提供场所，入场听讲居然还要收费。这可要不得。哪怕是每个教堂里每个基督徒对格里菲思太太个人也许是深表同情——或是对她儿子可能受到的不公平判决表示愤慨，这也要不得。不，不。这从道德上来说，是极不可取的。因为年轻人的注意力，也许还会被犯罪的一些具体细节给吸引过去了。
再说，由于各报刊载过有关她去东部营救儿子的消息，还描述过她身上穿着稀奇古怪的那副德行，绝大多数牧师都认为她肯定是个宗教狂，决不是哪一个教派或是某个神学流派里的一员，以这副德行登上圣坛，就是为了亵渎真正纯洁的宗教。
因此，她所请求的每一个对象——尽管未必都是铁石心肠——却转念一想——觉得不行——一定还有什么别的好办法——对基督徒来说可以少一些麻烦——比方说，租一个大会堂，如果再请各报刊适当配合一下，本来还是可以从基督徒里招徕很多听众的。这样，格里菲思太太就到处（除了一处例外）碰壁，都叫她上别处求告去——至于向天主教徒寻求帮助——一来是出于她的偏见——二来由于她那种含糊不清、缺乏事实根据的不信任感——她脑子里压根儿连想都没有想过他们。她知道，根据掌管圣。彼得神圣钥匙的人解释，基督的仁慈，不是给那些不承认教皇权力的人的。
所以，她不知有多少天来到处敲门，到处碰壁。最后，她出于万般无奈，才不得不求助于一个犹太人——此人拥有尤蒂卡一家最大的电影院——真正罪恶的渊薮。得到他的允许，她可以在某天上午无偿借用这家电影院举行演讲会，讲讲她儿子这个案子的是非曲直，题为“一个母亲为自己儿子申辩”——入场券每位两角五分，使她净收入多达两百块美元之谱。这个数字尽管不算大，可是一开头就使她精神亢奋起来。她深信，不管那些正统的基督徒态度如何，她很快就能敛到一笔钱，足够克莱德上诉用的。也许还得花些时间——不过，这笔钱她准能敛到的。
但是没有多久，她发现，还有别的一些因素不得不考虑到——比方说，车费、她本人在尤蒂卡等地的开销，更不用说务必寄一些钱到丹佛她丈夫那里去。这时，她丈夫已是一筹莫展，而且几乎活不下去了，再加上家里出了这一场特大悲剧，使他一病不起，病得越来越重了——看了弗兰克和朱丽娅的来信，总是让人牵肠挂肚的。也许他压根儿好不了。他那里少不得也要周济一点儿。
因此，除了她个人在这里的开销以外，格里菲思太太还不得不从眼前唯一收入的这笔钱里拿一些派别的用处。想一想克莱德身处绝境——真可怕，可是，为了赢得最后胜利，难道她还不应该千方百计地苦撑下去吗？她断断乎不能为了营救克莱德，就把自己丈夫也扔下不管了。
可是，随着时间流逝，她的听众却越来越少了，到后来，充其量才不过十几个人——刚够她本人开销了——虽然通过这种方式，扣去她所有的开销，最后她还是积攒了一千一百块美元。
就在这时，也是正当她心焦如焚之际，弗兰克和朱丽娅给她打来电报，说如果她还想跟阿萨见上一面，最好马上回家来。他已是奄奄一息，要活恐怕没有指望的了。于是，好几件危难之事都冲着她而来；对于克莱德，现在她至多也只能每星期去探望他一次或两次——如果说她当时工作允许的话——那是她目前尽心尽力让克莱德得到的唯一乐趣——因此，她就赶紧找贝尔纳普和杰夫森商量，如何解决她现下碰到的那一大堆困难。
两位辩护律师眼看着她历经艰辛募集到一千一百块美元，即将悉数交给他们，现在居然人情味十足，撺掇她回到自己丈夫身边去。克莱德当然暂时还是相安无事，因为要在整整一年——或者至少十个月——以后，上诉法院才需要调集本案笔录和案情摘要。而且，肯定还得再经过一年时间，方才作出正式决定。毫无疑问，在这个时限以前，上诉费用的余缺部分一定能通通筹集到。要不然，哪怕这事完不成——嗯，得了——反正她也不用发愁了。贝尔纳普和杰夫森两位先生（看到她早已竭精殚虑，心神恍惚）一定会极力保护她儿子的权益。
他们会提出上诉的请求，进行申辩——并且办好其他一切必办的事项，保证他的儿子能在适当的时候得到公正的申诉机会。
她就这样心里如释重负似的，最后又去探望了克莱德两次，让他尽管放心，说她决心尽快赶回来的——只要阿萨体力一恢复，而且，回程费用，她也有了着落——于是，她就动身了。不料，她一回到丹佛，就发现倘要丈夫马上恢复健康，决不是那么容易的事。
这时，克莱德独自一人留在那里沉思默想，让自己尽量适应这里的生活——他努力往最好处争取，这里至多也只是一座精神地狱——在这地狱的门上，不妨可以写上但丁在《神曲》地狱篇里的这句话——“你们进这儿来的人啊——请把希望放在门外。”
这里弥漫着一种阴森森的气氛。一种慢性的、但能撕裂心灵的力量！这种一望可知的恐怖和沮丧——是怎么也甩脱不了地经常主宰着所有的犯人们——不管他们勇敢也好，害怕也好，喜好虚张声势也好，说真的无所谓也好（这种人确实有的是），他们都得被迫在这里揣摸和等待。这时，由于处在这种特别冷酷、辛酸的监狱生活环境里，克莱德就经常在心理上——如果说不是在肉体上——跟二十来个国籍不同、气质殊异的同监犯人接触；而这拨人里头每一个人，正如他自己一样，都对自己天性里某种狂热、好色，或是他生活际遇里的某种悲惨情况作出反应。而随着最后的结局，或称最后的插曲，就是作为精神上和肉体上的总爆发——谋杀——被人识破，于是，为了要在道德上和法律上自我卫护，先是斗争，继而失败，使自己饱受恐怖而又困顿不堪（对此克莱德已是相当熟悉的了）——如今他们发现自己都被关押在二十二个铁笼子里头的这一个或那一个里——仿佛在孤岛上——等待着——可是，他们等待着的是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