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位陪审员，毁了我的委托人的不仅是各种事实的总和，”他大声说，“不，实际上，毁了我的委托人的只是一件事实，那就是他的老父亲的尸首！如果这是一桩普通的凶杀案，那么由于它的微不足道，无从证实和各项事实的荒诞不经，——如果不是总合地，而是个别地对这些事实进行单独考察的话，——你们一定会批驳这项指控，至少会下不了手，只凭对一个人的成见而毁掉他的一生的，——尽管可叹的是他对这种成见实在是罪有应得。但是这不是普通的命案，而是一件杀父案！这就会使人竦然动容，以致使据以提出指控的各项事实即使再微不足道和不足为凭，也会显得并不那么微不足道，那么不足为凭，而这甚至在毫无成见的头脑里也常常如此。对于这样的被告怎么能宣判无罪呢？既然他杀了父亲，怎么还能让他逍遥法外！——这是每个人的心里几乎不由自主地、本能地产生的心情。是的，流亲生父亲的血实在是太可怕了，——这是生我、爱我的人的血，这人为了我不惜自己的生命，从小把我的疾病当作自己的疾病，一辈子为我的幸福吃苦，以我的快乐、我的成功作为自己唯一的生活乐趣！唉，杀死这样的父亲，那真是无法相信、难以想象的事！诸位陪审员，父亲，什么是真正的父亲？这是多么伟大的一个名称？在这个名称里包含着多么伟大的涵义？我们刚才还只不过是约略地指出了，一位真正的父亲是什么，应该是什么。然而我们大家现在正在为它操心、为它痛苦的这个案件里的父亲，去世的费多尔·巴夫洛维奇·卡拉马佐夫，却同我们方才心中所想的那种父亲的概念是完全格格不入的。这真是灾难。的确，有些父亲实在也简直就象是一种灾难。那么现在就让我们把这样一种灾难比较真切地观察一下吧，——诸位陪审员，鉴于我们即将作出的决定的重要性，我们不应当害怕面对任何事实。我们现在尤其不应该害怕，照多才多艺的检察官方才那种精采的说法，在某一种想法之前畏缩退避，就象小孩子或胆小的女人那样。但是我的可尊敬的对手（而且还在我开口说话以前已经就是对手了，）在他的激烈的演词中曾几次高喊：‘不，我不愿把为被告辩护的权利让给任何人，我不愿把为他辩护的事让给从彼得堡来的律师，——我是检察官，我也是辩护士！’这是他喊过好几次的话，但他却竟忘了提起，如果可怕的被告在整整二十三年中，单只为了从他孩子时代在父亲家里唯一曾给予爱抚的人那里得到一磅胡桃，就生出如此感恩图报的心思，那么反过来，这样的人在这二十三年以来不会不记得，他如何赤着双脚，在父亲的后院乱跑，照仁慈爱人的赫尔岑斯图勃医生的说法：‘没有鞋穿，小裤上只有一个钮扣。’哦，诸位陪审员，我们为什么要对这种‘灾难’进行比较切近的观察，重复大家已经知道的事情呢？我的委托人在回到父亲那里来以后，碰到的究竟是什么遭遇？为什么，为什么要把我的委托人描写成无情而自私的怪物？他缺少克制，他性格暴躁，粗野，我们现在就为了这个而裁判他。但是他遭到这种命运，究竟是谁的错呢？以他原来良好的品质，正直而敏感的心肠，竟受到了那样荒唐的教养，究竟谁应该负责任呢？有人教过他理性没有？在科学方面是不是受到过相当的教育？在童年时代有人多少爱过他没有？我的委托人是在上帝的庇佑下长大的，正和野兽一样。在多年的离别之后，他也许渴想见一见他的父亲，在此以前，也许曾千百次地象在梦中一般想其他的儿童时代，竭力驱除他当时所见的种种可憎的恶梦，衷心渴望拥抱他的父亲，并且加以宽恕。但是怎样呢？他遇到的只是厚颜无耻的讪笑，为银钱争执而引起的猜疑和狡诈手段；他只是每天听到一些在‘喝白兰地酒’时说出的无聊话和处世经验，最后，又看见他的父亲竟用他儿子的钱，夺走儿子的情妇，——唉，诸位陪审员，这是多么的可憎和残忍！可是这老人却竟对大家埋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