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位陪审员，这事关系到一个人的生命，必须谨慎从事。我们已经听见，公诉人自己也承认，他直到最后一天以前，直到今天开审以前，对于指控被告完全蓄意杀人一层，还抱着犹豫不决的态度，一直到今天那封致命的醉后来信呈交给法庭以前，还在游移不决。‘完全照所写的实行了！’但是我还是要重复一句：他跑去是找她，追踪她的，只是为了去打听她在哪儿。这是无可置辩的事实。假使她在家，他不会跑到任何地方去，而会留在她身边，也就不会履行信里所说的话。他跑出去是突然的，出于偶然的，对于自己那封醉后所写的信当时也许已经忘得一干二净了。有人会说：‘他抓了一根铜杵在手。’你们都应该记得，就从这根铜杵上还给我们发挥了一整套的心理学：为什么他要把这铜杵当凶器，把它当作凶器一般抓在手里，等等，等等。我的脑子里立刻产生出一个极寻常的念头：假如这铜杵不放在眼前，并不在架子上，——被告是从架上抓走的，——而放在橱柜里，那时候它就不会让被告看见，他就会不带凶器，空着两手跑去，这样当时也许就不会杀死任何人了。因此我怎么能断定铜杵是预谋杀人的证据呢？不错，他在酒店里嚷着要杀死父亲，而两天以前，写那封‘醉’信的那天晚上，他十分安静，在酒店里只和一个商店伙计吵了一下嘴，‘因为卡拉马佐夫是不可能不吵嘴的。’我要回答的是假使他有意谋杀，还要按照计划，按照所写的办法去实行，那他一定不会和伙计吵嘴，也许根本就不会去进酒店，因为一个人起意要干这样的事以后，总是会竭力安静退缩，力求不抛头露面，不让人家看见他，听见他：‘最好忘掉了我’，不过这并不全是出于心计，而是出于本能。诸位陪审员，心理学是两头的，我们也懂一点心理学。至于说到整整一个月以来在酒店里叫嚷的话，那么一班孩子们，或者那些从酒店里走出来互相吵吵闹闹的醉鬼们还嚷得少吗：‘我要杀死你！’可实际上并没有杀。那封不幸的信——不也是醉后的气话，不也和从酒店里出来的人嚷嚷‘我要把你们统统杀死’的话一样么？为什么不是这样，为什么不会是这样？为什么这封信一定是致命的，恰恰相反，为什么它不是可笑的？就因为发现了被杀死的父亲的尸首，因为有一个证人看见被告在园里手拿武器逃跑，而且自己被他打倒，因此就必定是完全照所写的计划实行了，因此这封信就不是可笑的，而是致命的了。谢天谢地，我们总算讲到了要害问题：‘既然在花园里，那就一定是他杀的’，一切全包括在‘既然在那里，就一定是他’这两句话里了。全部控诉就建筑在‘既然在那里，就一定是他’的上面。但假如他虽在那里，而并不就一定是他，又怎样呢？哎，我同意，事实的总和，事实的偶合实在是十分雄辩的。但是你们不妨试试别为这些事实的总和所慑服，先作一下个别的观察。例如说，被告供述他从父亲的窗子跟前跑开的话，为什么检察官无论如何也不肯承认它是真实的呢？你们会记得，公诉人说到这里还大事嘲弄起来，说凶手的心里竟突然会涌出尊敬的、‘虔诚’的感情来了。但假如果真发生了类似的情形，虽然不是尊敬的情感，却是虔诚的情感，那又怎样呢？‘大概那时母亲在那里替我祈祷，’被告在预审中供述说，因此他刚一弄清楚斯维特洛娃不在父亲家里，就立刻跑开了。而起诉人却对我们反驳说：‘但是他隔着窗子是不会弄清楚的。’为什么不会呢？窗子是被告发了暗号以后打开的，这时费多尔·巴夫洛维奇很可能会说出一句什么话来，会发出一声什么喊声来，使被告突然确信斯维特洛娃没有在那里。为什么我们一定要照我们所想象的，照我们愿意想象的那样去加以猜测呢？现实生活中会出现成千桩事情，就连最精细的小说家也可能会加以忽略。‘是的，格里戈里看见门开着，因此被告一定曾经进过屋子，因此也一定是他杀死的。’诸位陪审员，关于这个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