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师的演说中有一个论点，使大家都大吃一惊，那就是完全否认这倒楣的三千卢布的存在，因此也就没有抢劫的可能。
“诸位陪审员，”律师开始说，“在这个案子里有一个极为突出的特点最使一切刚来的、没有成见的人觉得惊愕，那就是控诉抢劫，同时却完全不能在事实上指出：所劫的是什么？据说，所劫的是钱，就是那三千卢布，但是谁也不知道，这笔钱究竟是否实际存在。你们想一想：第一，我们怎么知道有这三千卢布，谁看见的？只有仆人斯麦尔佳科夫一个人看见过，而且指出这钱是放在信封里，还注有几行字。也是他，在灾难发生以前，就把这事告诉了被告和他的兄弟伊凡·费多罗维奇，也曾通知过斯维特洛娃小姐。但是这三个人自己都并没有看见过这笔钱，看见过的还是只有斯麦尔佳科夫一个人。这里自然而然产生了一个问题：假使果真有这笔钱，斯麦尔佳科夫果真看到过，那么他最后一次是在什么时候看到的？如果主人把这笔钱从床上拿走，又放在小箱里，没有对他说，又怎样呢？你们要注意，据斯麦尔佳科夫说，钱放在床上被褥底下；被告应该从被褥底下摸出来，但是床铺一点也没有弄皱，对于这层，笔录里记载得清清楚楚。被告怎么会一点也不弄皱床铺？还有他的染满了血的手，怎么竟没有弄脏特地铺上的干净而细致的床单？有人会说：地板上那个信封怎么说呢？关于这信封，倒正值得我们好好谈一下。我刚才甚至感觉有点惊讶：才智高超的检察官在提到信封以后，就在他指出关于斯麦尔佳科夫杀人的这种怀疑十分荒诞的时候，曾突然自己说明，——诸位听清楚，他是自己声明的：‘假如没有这个信封，要是它不留在地板上成为一个物证，要是抢劫的人把它带走了，那么全世界没有人会知道有这个信封，信封里面有钱，从而知道那钱是被告抢走了。’因此，甚至检察官自己也承认，只有这一块上面写着字的破纸，是控告被告抢劫的根据，‘要不然，谁也不知道抢去了钱，也许根本就不知道有这笔钱。’但是难道仅仅因为有一块破纸留在地板上就能算做里面曾放过钱，而且这钱已被抢走的证据么？有人会回答：‘可是斯麦尔佳科夫看见过这信封里有钱的。’但是他在什么时候，最后一次是在什么时候看见的？我现在要问的就是这句话。我同斯麦尔佳科夫谈过，他对我说，他在灾祸发生的前两天看见过这笔钱！但是为什么，比方说，我不能作以下的设想呢，那就是费多尔·巴夫洛维奇这老头子独自关在屋里，在不耐烦地、歇斯底里地期待着他的情人来到时，由于无事可做，突然把信封拿出来，拆开封口说：‘要信封干吗，也许她还不会相信哩，如果把三十张一百卢布的钞票摆在一堆给她看，也许会印象更强烈，引得她流出口水来。’于是他撕破信封掏出钞票以后，作为主人，自然有权把信封随手扔在地板上，不会担心什么物证不物证。诸位陪审员，请问，还有比这种设想，这种情况可能性更大的么？这有什么不可能呢？但要是类似这种情况有可能发生的话，那么关于抢劫的指控就不攻自破了：既没有钱，自然也不会有抢劫的事，如果那个信封留在地板上，就是里面有钱的证据，那为什么我不能提出相反的说法，就说信封所以落在地板上，正是因为里面已经没有钱，那笔钱已由他的主人事先取了出来呢？‘不错，照这样说，这笔钱在费多尔·巴夫洛维奇自己从信封里取了出来以后，既然家里进行搜查的时候并没有发现，那么它究竟到哪里去了呢？’第一，在他的小钱箱里发现了一部分钱，第二，他在早晨的时候，甚至还在头一天，就可能把钱取了出来，另作处置，付给别人，寄出去，或者变更主意，根本改变了他的行动计划，而在这样做时根本不认为事先必须要报告给斯麦尔佳科夫知道。只要哪怕有这样设想的可能存在，就怎么可以这样坚决、这样肯定地指控被告为抢劫而杀了人，而且确实有抢劫的事情发生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