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这种怀疑是怎么来的？”伊波利特·基里洛维奇一开始先从这个问题入手。“首先嚷嚷说斯麦尔佳科夫杀人的是被告自己，就在他被捕的时候。但是从他嚷出第一声，一直到目前法院开审为止，没有提出一件事实来证实他的指控，不但事实，甚至连多少符合人类理性的对某种事实的暗示都提不出。在这以后，支持这项指控的只有三个人：被告的两个兄弟和斯维特洛娃小姐。但被告的二弟直到今天，在病中，在发作了无可置疑的疯狂和脑炎的时候，才说出这个怀疑来，以前整整两个月内，我们清楚地知道，他完全赞同他的哥哥有罪的看法，甚至根本不试图找理由来辩驳。不过这一点，我们以后还要再专门谈它。同时，被告的三弟刚才也自己对我们说过，他并没有任何一点点事实可以证明他认为斯麦尔佳科夫犯罪的想法，这只是从被告自己的话里，‘从他的脸色上’加以判断。是的，这个惊人的证据刚才从他的兄弟嘴里说出了两次。也许，斯维特洛娃的说法甚至更加惊人：‘被告对你们说什么话，你们相信他好了，他不是撒谎的人。’这三个跟被告的命运密切相关的人用来指控斯麦尔佳科夫的事实证据，不过如此。但尽管这样对于斯麦尔佳科夫的指控却还是广为流传，以前有人赞成，现在也还赞成，可是对这种指控能够相信么？能够想象么？”
说到这里，伊波利特·基里洛维奇认为必须把已故的、“疯病发作时结束了自己生命的”斯麦尔佳科夫的性格稍稍介绍一下。他描绘他是个智力贫乏的人，有一点模糊的知识，但被那些他的头脑所无法理解的哲学思想弄得迷迷糊糊，并且为一些关于责任和义务的现代学说所唬住了，——这学说是他在现实生活里从去世的主人，也许还是他的父亲费多尔·巴夫洛维奇的不规则的生活上学来的，至于理论方面则从他主人的次子伊凡·费多罗维奇和他所作的各种奇怪的哲学谈话里得来。伊凡·费多罗维奇很乐意作这种消遣，——大概是由于烦闷，或者是由于想要嘲笑而又找不到适当的对象。他自己对我谈到过他在主人家里最后几天的精神状态，”伊波利特·基里洛维奇解释说，“别人也作出同样的证词：如被告本人，他的兄弟，甚至仆人格里戈里，全是照理很熟悉他情况的人。此外，斯麦尔佳科夫受着羊癫疯的折磨，‘胆小得象只母鸡’。‘他对我下跪，吻我的脚。’被告自己这样向我们说，那时候他还没有感到他这样声明对于自己多少有点不利。他用他那种特别的话形容说：‘他是一只害羊癫疯的母鸡。’被告自己供出，他就是挑了这样一个人来作自己的心腹，把他威吓得只好答应做他的侦探和送信人。他充任这种埋伏在家里的暗探，背叛他的主人，把他有一包钞票的事，和怎样闯进主人屋里的暗号，统统都告诉了被告。不过他又怎么能不告诉呢？‘他会杀人的，我完全看得出，他会杀死我的。’斯麦尔佳科夫在预审的时候说，甚至当那时吓唬他的折磨者自己早已被捕，不能跑来惩罚他的时候，他在我们面前还是怕得浑身发抖。‘他随时都在疑心我，而我自己在满心害怕和战战兢兢的情况下，为了不让他生气，只好连忙把所有的秘密全告诉他，使他看出我在他面前是多么忠实，好让我活下去。’这是他亲口说的话，我记录下来，记住了：‘他有时朝我一吼，我当时就在他面前跪下来了。’显然，作为一位本来天性十分诚实，并因此获得了主人信任的年轻人，——主人在他交还失落的钞票那件事情上看出他的诚实来了，——不幸的斯麦尔佳科夫的心里不免感到万分痛苦，懊悔不该背叛了自己尊作恩人的主人。根据有经验的精神病医生的证明，害严重羊癫疯的人总是有不断的，自然是病态的自怨自艾的倾向。他们时常为了在什么人面前，为了什么事情‘犯了错处’而感到痛苦，受到良心的煎熬，老是凭空夸大，甚至没来由地给自己想出各种的错处和罪名。而现在这样一个人果真出于害怕，又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