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格分析：
伊波利特·基里洛维奇开始公诉人演说的时候，浑身神经质地颤抖起来，额头和两鬓间冒出病态的冷汗，全身感到忽冷忽热。这一点他自己以后也对人说过。他自认为这篇演说是他的ｃｈｅｆ＿ｄ’ｏｅｕｖｒｅ①，一生的ｃｈｅｆ＿ｄ’ｏ－ｅｕｖｒｅ，是他的天鹅之歌。在九个月以后，他真的得了急性肺痨病死了，因此，假如他当时真的预感到自己末日将临的话，他倒的确有资格把自己同那死前唱出最后的歌来的天鹅相比。他在这篇演词中倾注了他的全部心血，竭尽了他所有的全部智慧，出乎意料之外地表明，至少在我们这位可怜的伊波利特·基里洛维奇的头脑所能容纳的限度内，在他的心底里是既有公民的感情，也不乏对那些人类“永恒”问题的思考的。他的话主要是以诚恳取胜。他诚恳地相信被告有罪，对后者提出公诉并不仅仅只是等因奉此，履行职务。他主张“报复”的时候，的确是满怀着“挽救社会”的愿望。甚至那些归根结底对伊波利特·基里洛维奇是抱着敌视心理的女听众们，也承认他的话产生了强烈的影响。他开始说话时声音断续嘶哑。但以后他的声音很快就坚定起来，响彻了整个大厅，而且一直维持到结束。可是刚一说完，就差一点要昏晕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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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①法语：杰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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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位陪审员，”公诉人开始说，“本案已经轰动全俄。但看来似乎有什么可惊异的，有什么特别可怕的地方呢！尤其是对我们来说，对我们来说！我们都是对这一切已经见惯不怪的人了！可怕的地方正在于这种阴森森的案件对我们来说几乎已经不再是可怕的了！可怕的正是这个，正是我们这种见惯不怪，而不是这个人或那个人个别的恶行。我们这种漠不关心的原因在哪里？我们对于这类案件，对于这类向我们预示着不值得欣羡的未来的时代特征，为什么没有多大热情？这原因是不是在于我们的犬儒主义，在于这个未老先衰的社会里智慧和想象力的过早的衰颓？是不是在于我们的道德原则已连根动摇？或者也许根本就没有？我不能解答这些问题，但是它们是极痛苦的，每个公民不但应该，而且必须为它们感到痛苦。但是我们刚刚初创的，还有些胆怯的报纸已经对于社会有所贡献，因为要不是它们，我们就决不可能较完全地知道关于任性胡行和道德败坏的种种恐怖情形，这些情形报纸正不断地在自己的版面上对大众进行报导，使不仅是常到目前当局所颁行的新式公开法庭来旁听的人才能知道。那么我们几乎每天都能读到些什么呢？唉，我们经常读到甚至会使现在这个案件都为之减色的东西，而且它们几乎成了家常便饭。但最主要的是许多俄国的，我们民族的刑事案件，恰恰标志着某种普遍的东西，某种普遍的灾难，它已经在我们身上生了根，而且就象一种无所不在的恶势力那样，已经很难加以克服。比如说，有一个上流社会出身的年轻有为的军官，刚踏上生活和事业的前程，就卑鄙地，毫无任何良心责备地悄悄谋杀了一个某种程度上还是他以前的恩人的小官员，以及这个官员的女仆，以便偷走自己所写的借据，顺便也窃取了官员的银钱，‘作为我在上等社会上享乐和将来进行钻营的费用’。他杀死了两个人，临走还在两个死尸的头底下垫上了枕头。还有一个青年英雄，由于勇敢领过十字勋章，却象强盗似的在大路上把他的上司和恩人的母亲残杀了，在劝同伴一起下手的时候竟说：‘她爱他如亲生的儿子，所以会听从他的一切劝告，不作任何戒备的。’他固然是恶徒，但是我现在已经不敢说他只是个别的恶徒了。别的人即使不杀人，但是思想感情却正和他一样，心术卑鄙也和他一样。他在暗地里和自己的良心独处的时候，说不定还会问自己：‘名誉算什么？流血岂不是小事？’有人也许会叫起来反对我，说我是病态的、神经质的人，在那里骇人听闻地恶意造谣，满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