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医生，但是我觉得已经到了必须对读者交代一下伊凡·费多罗维奇的病的时候了。我在这里只想事先说明一点：他今天晚上恰巧处于发作脑炎的前夜。他的身上早已种了病根，不过一直还在顽强抵抗着，现在终于完全被疾病压倒了。我对于医学完全外行，只能冒昧地推测，也许他借着非常的意志力，的确曾暂时挡住了病魔，并想完全战胜它。他知道他身体不舒服，但是在这时候，在一生中将要来临的这个性命交关的时刻，正当必须亲自出头，勇敢而且坚定地说出自己的话，并且“在自己面前证明自己无罪”的时候，他特别厌恶生病。但他还是到莫斯科新来的医生那里去了一次，——这医生是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为了想实现她的一个幻想特地请来的，这在上面已经提到过。医生听了他的叙述，并经过检查，断定他的脑子甚至好象有点失常，对于他怀着厌恶心情承认出来的一些话一点也不惊讶。“在您的情况下，产生幻觉是完全可能的，”医生肯定说，“虽然必须加以验证，……总而言之，必须开始认真治疗，一分钟也不能耽误，要不然一定会有严重的后果。”但伊凡·费多罗维奇从他那里走出来以后，没有按他的明智的劝告做，不肯躺下来就医：“我还可以走路，暂时还有力气，如果倒下来，那就是另一回事了，到那时再让人家爱怎么治疗就怎么治疗去吧。”他摆了摆手就这么决定了。他现在坐着，几乎自己觉得自己正在陷入梦魇，象上边已经说过的那样，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对墙沙发上面的什么东西。那里忽然发现坐着一个人，谁知道是怎么进来的，因为伊凡·费多罗维奇从斯麦尔佳科夫那里回来进屋的时候，他还没有在屋里。那是一位老爷，或者不如说是俄国的某一类绅士，年纪已经不轻，正如法国人所说的那样，“ｑｕｉｆｒｉｓａｉｔ＿ｌａ＿ｃｉｎｑｕａｎｔａｉｎｅ”①，深色的，还显得又长又密的头发里，以及修剪过的小尖胡子里都夹着不多的几缕银丝。他穿一件褐色上衣，显然是上等裁缝做的，但是穿破了，大概是两年前做的，已经完全不合时髦，这类衣裳在富裕的上流社会里已有两年没人穿了。衬衣和象围巾似的长领带，全和一般漂亮的绅士一模一样，可是如果近看一下，就可以看出衬衣是肮脏的，宽阔的围巾是十分破旧的。客人的那条带格的裤子很合身，但也是颜色太浅，又似乎太瘦，现在已经没有人穿了，就象那顶柔软的白绒帽一样，这位客人现在还戴着这么顶帽子未免太不合时令了。一句话，那是在囊中羞涩情况下维持的体面外表。这绅士很象属于在农奴制时代曾兴旺得意的那种游手好闲的地主。他显然见过世面和上等社会，曾经有过广阔的交游，也许至今还保持着，但是在度过了青年时代无忧无虑的生活以后，再加上农奴制新近被废除，渐渐变得贫穷，似乎变成了一位高等食客，经常出入于一些好心的老朋友家里，人家之所以乐意接待他，是因为他性格随和，易于相处，也因为他总还算是个体面人，甚至不管到谁那儿，总还可以占一席地，不过自然是只能敬陪末座。这类性格随和的上流食客善于讲闲话，陪打牌，却决不喜欢别人硬要托他们去办任何事情。他们通常是孤身一人，或是光棍，或是鳏夫，也许有子女，但总是在远地的某婶婶、姨母处抚养着，——对于他们，这位绅士几乎从来不在上流社会里提起，仿佛是有点为这样的亲戚害臊。他们逐渐地和子女们完全隔阂了，只是偶尔在过生日和圣诞节的时候得到他们的贺信，有时甚至也回答一两封。这位不速之客的面容不仅温厚而且随和，按照情况需要，随时准备作出种种亲切有礼的脸色来。他身上没有表，但是戴着系在黑色绸带上的玳瑁边夹鼻眼镜。右手的中指上赫然戴着一只厚重的金戒指，上面镶着块不太贵重的蛋白石。伊凡·费多罗维奇不高兴地沉默着，不愿意开口说话。客人等候着，坐在那里，正象一个食客，刚从楼上专门腾给他住的房间里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