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应该对你坦白一下，”伊凡开始说，“我一直想不通怎么能爱自己的邻人。据我看来，恰恰对邻人是没法爱的，只有离远些的人还可以爱。我有一回在什么地方读到过关于圣徒‘慈悲的约翰’的故事：有一个饥寒交迫的行路人，走到他的面前，请求给一点温暖，他竟和他同睡一床，抱住他，朝他得了什么可怕的病而流浓发臭的嘴里吹气。我相信他这样做是出于一种虚伪的自我折磨，一种由于义务而强做出来的爱，出于硬给自己规定的赎罪苦行。要爱一个人，那个人必须隐藏起来，只要一露面，爱就消失了。”
“这话佐西马长老讲过多次，”阿辽沙说，“他也说，一个人的脸常常会妨碍许多对爱还没有经验的人去表示他们的爱。但是人类中间仍然有许多爱，几乎和基督的爱相仿，这是我亲自有所体会的，伊凡……”
“我暂时还体会不到，无法体会，而且有无数的人也和我一样。问题只在于：所以会这样，是由于人们的坏脾气，还是因为人们的本性就是如此。据我看来，基督的爱人是一种地上不可能有的奇迹。自然他是上帝。可是我们并不是上帝。比方说，假定我能够深深地忍受痛苦，但是别人却永远不会明白我受苦到怎样的程度，因为他是别人，而不是我，此外，也很少有人肯承认别人是受苦者，就好象这是一个什么官位似的。你知道他们为什么不肯承认吗？就因为，比如说，我身上有臭味，我的脸长得蠢，我有一次踩了他的脚。并且痛苦和痛苦也不同：会使我有失尊严的那种屈辱性的痛苦，例如饥饿，还可以蒙我的恩主承认，但只要稍为高尚一点的痛苦，例如是为了一种理想，那就不成了，他很少能加以承认，因为，比如说，他会看着我，突然看出，我的脸和照他想象为了某种理想而受苦的人所应有的脸根本不一样。于是他就会立即把他给我的恩惠夺走，甚至还完全并非由于心存恶意。乞丐，特别是品行端正的乞丐，应该从来不在外面露面，而是通过报纸请求施舍。抽象地爱邻人还可以，有时甚至还得离得远远的，离得近就几乎绝对不行了。如果一切都象在舞台上，象舞剧中那样，乞丐出场的时候穿着绸缎的破衣，披着撕裂的花边，优雅地跳着舞向人乞讨，那还可以欣赏他们。不过只是欣赏而已，决不是爱。但这些话说得够了。我只是要让你明白我的观点。我本想谈一谈一般人类的痛苦，但不如先限于讲一讲小孩子的痛苦吧。这会使我的论据缩小十倍，但还是只限于讲讲小孩子吧。自然这对我是不太有利的。但首先，小孩子们在近处也可以爱，甚至是脏肮的，形容丑陋的都可以爱（不过我觉得小孩子是从来没有形容丑陋的）。其次，我所以不愿谈大人，是因为他们除去令人生厌，不值得爱以外，还遭到了报应：他们偷吃了禁果，认识了善恶，开始变得‘象上帝’了。而且他们现在还在继续吃。但是小孩们一点也没有吃，暂时还什么错处也没有。你爱小孩么，阿辽沙？我知道你爱的，所以你会明白为什么我现在只想谈他们。如果他们在地上也遭到极大的痛苦，那自然是受他们的父辈们的连累，受吞食禁果的父辈们的连累而受到惩罚的。但是这种议论是非现世的议论，是现世的人心所不能理解的。无辜的人不应该替别人受苦，何况还是这样的一些无辜的人！你会觉得我很奇怪，阿辽沙，我也会十分喜爱小孩。但你要知道，残忍的人，贪婪成性、欲火如焚的卡拉马佐夫家的人，有时也很爱小孩。孩子们当他们还是孩子时，比如说，在七岁以下的时候，是同大人们有天壤之别的：他们仿佛完全是另一种生物，有着另一种天性。我认识一个在监狱里的强盗：他在干他的营生的时候，有时夜间闯进别人家里抢劫，杀死全家，同时还杀死过好几个小孩。但是在坐牢的时候，却竟然出奇地爱他们。他从监狱的窗里成天望着在监狱院子里游戏的小孩子。他跟一个很小的男孩弄熟了，他时常到他窗下来，结果竟和他十分要好。……你不知道我干吗说这些话，是不是，阿辽沙？我的头有点痛。我觉得忧郁。”
“你说话的神色很奇怪，”阿辽沙不安地说，“好象有点神经失常似的。”
“顺便说起，不久前在莫斯科有一个保加利亚人告诉过我，”伊凡·费多罗维奇继续说下去，好象没有听到他弟弟的话，“土耳其人和契尔克斯人因为害怕斯拉夫人大规模起来造反，如何在他们保加利亚境内到处行凶，烧杀淫掠，凌辱妇孺，把囚犯耳朵用铁钉钉在围墙上面，一直到第二天早晨，然后再把他们绞死，还有其它种种的情形，简直没法描写。有时常听见形容人‘野兽般’地残忍，其实这对野兽很不公平，也很委屈：野兽从来不会象人那样残忍，那样巧妙地、艺术化地残忍。老虎只是啃，撕，只会做这些事。它决想不到去用钉子把人们的耳朵整夜地钉住，即使它能够这样做的话。而这些土耳其人却津津有味地折磨孩子，包括用匕首从母亲的肚子里剖出婴孩，一直到当着做母亲的面把吃奶的幼儿抛向空中，再用刺刀接住。他们最感到甜蜜有味的就是当着母亲们的面。但还有这样一个使我十分感到兴趣的场面。你可以想象一下：一个吃奶的孩子抱在浑身哆嗦的母亲手里，四周围着一群闯进来的土耳其人。他们想出一个寻开心的主意：他们逗弄婴孩，笑着，引他发笑，他们成功了，婴孩笑了起来。就在这时候，一个土耳其人在离孩子的脸四俄寸的地方举起手枪朝他瞄准，男孩快乐地笑着，伸出两只小手，想抓手枪，忽然那个艺术家对准他的脸扣了扳机，把他的小脑袋打了个粉碎。……很有艺术性，不是么？顺便说起，听说土耳其人是很爱吃甜东西的。”
“哥哥，你说这些话是什么意思？”阿辽沙问。
“我是想，假如魔鬼并不存在，实际上是人创造了它，那么人准是完全照着自己的模子创造它的。”
“那么说，这也就跟创造上帝一样喽！”
“你真会抠字眼，就象《哈姆雷特》中的波罗尼亚斯①所说的那样，”伊凡笑着说，“你把我这句话给抓住了；好吧，我很高兴。既然人是照了自己的模子创造出上帝来的，那么你的上帝还能好到哪里去？你刚才问我，为什么我说这些话。你知道么，我是某一类事件的爱好者和收集者。你信不信，我从各种报纸上、小说上，不管什么地方，只要碰到，便把某一些故事摘记下来，收集在一起。现在已经收集了不少了。土耳其人的事自然也在收集之列，但是他们全是外国人，我还有本国人的例子，甚至比土耳其人的还要精采。你知道，我们这里更多的是鞭打，是树条和鞭子，这是具有民族特色的，因为用钉子钉耳朵的事在我们这里是不可想象的，我们到底是欧洲人，但是树条和鞭子却是我们的，别人无法掠美。在外国现在似乎已经完全不打人，我不知道是不是风俗变好了，或是立了一种似乎不准许人打人的法律，但是他们用另外一种也和我们一样纯粹民族化的东西给自己找到了补偿，而且这种东西民族化到了似乎在我们这里也是不可想象的程度，不过从宗教运动时代起，好象我们这里也开始风行了起来，特别是在我们的上等社会里。我有一本有趣的小册子，从法文翻译的，里面说离今天不远，大约不过五年以前，在日内瓦曾经处决了一个名叫理查的坏蛋和凶手，好象还是个二十三岁的小伙子，他在临上断头台以前忏悔了自己的罪恶，信奉了基督教。这个理查是私生子，还在六岁上就被父母送给了瑞士山地上的一家牧人，由他们抚养他，预备养大了拿他当人手使。他在他们家象只小野兽似的长大，牧人们什么也不教他，相反地从七岁起就叫他看牲畜，天寒雨雪时也几乎不给他衣裳穿，不给他东西吃。不用说，他们这样做的时候谁也没有感到犹豫和自责，相反地，还认为自己完全有权这样，因为理查是被当作物件似的赠送给他们的，他们甚至并不觉得有养育他的必要。理查自己供出：他在那些年里象福音书里的浪子，哪怕拿给喂肥了卖钱的母猪吃的猪食他也想吃极了，但是连这也不给他吃，当他到猪群中去偷吃的时候，就要挨打，就这样度过了他整个的童年时代，一直到完全长大，有了力气，自己出去行窃为止。这野人到了日内瓦靠做零工赚钱，赚到钱就喝酒，生活得象一只畜生，结果是图财害命，杀死了一个老人。他被捉住，经过审理，判了死刑。那里是不讲什么温情主义的。在监狱里，牧师们，各种基督教团体的会员们，还有些慈善的贵妇人等等立刻把他包围了起来。他们在监狱里教他读书写字，开始给他讲解福音，感化他，说服他，纠缠不休，唠叨指责，软欺硬压，最后终于使他自己庄严地认了罪。他受了洗礼。他自己上书法院，说他做了恶徒，但终于是幸蒙上帝对他也赐给了光明，赐予了天福。这事轰动了日内瓦，所有日内瓦的慈善人士、虔诚教徒都骚动了。所有高尚的、有教养的人全跑到狱中，吻着理查，拥抱他：‘你是我们的兄弟，天福降到你身上来了！’理查自己唯有感动得哭泣：‘是的，天福降到我身上来了！早先我在童年的时代，一直为能吃到猪食而高兴，现在天福降到我的身上，我将在主的怀里死去！’‘是的，是的，理查，你应该在主的怀里死去，你流了别人的血，应该在主的怀里死去。你羡慕猪食，因为偷吃而被人痛打（你这样做很不好，因为偷窃是不容许的），那时候你完全不知道上帝，你并没有罪，——但是你杀了人就应该偿命。’到了最后的一天，身体衰弱异常的理查不断地哭，不住地反复说：‘这是我最好的一天，我要到上帝那里去了！’‘是的，’牧师们，法官们和慈善的贵妇们叫道，‘这是你最幸福的一天，因为你正要到上帝那里去！’所有这班人全跟在载着理查的刑车后面，向断头台走去，有的坐着马车，有的步行。他们到了断头台那里以后，对理查叫道：‘死吧，我们的兄弟，死在主的怀里，因为天福也降到了你的身上！’于是理查兄弟在饱受了一番兄弟般的亲吻之后，就被拉上断头台，放在断头刀下，最后又兄弟般地砍下了他的脑袋，就为了天福也降到了他的身上。是的，这真是一件很有特色的事。这本小册子由俄国上等社会里路德教派的慈善家们译成了俄文，免费分送，供在报纸和其他出版物上刊载，以便教化俄国农民。理查这件事的好处在于它具有民族性。我们这里对于只是因为他成了我们兄弟，因为天福降到了他身上就砍去他的头一点，未免觉得离奇，但是我要重复说，我们也有我们的东西，并不比他们差。我们在殴打的时候感到一种历史性的，直接的，十分亲切的享乐。涅克拉索夫有一首诗，说到农民用鞭子抽打马的眼睛，‘朝驯服的眼睛上’抽。这是谁都读过的，这是俄罗斯的特色。他描写一匹乏力的马，因为负载太多，拉着大车陷在泥里，拉不出来了。农民打它，恶狠狠地打它，打得自己也不明白自己在做什么事情，只是一味象喝醉了酒似的不停地痛打着：‘不管你怎么没有力气也要拉，死也要拉！’那匹驽马竭力挣扎着，而他却开始朝这可怜的畜生的眼睛上，哭泣的、‘驯服的眼睛’上狠狠地抽打。它发狂般地用尽力气挣扎，到底拉了过去。并且浑身哆嗦，拚命喘着气，歪斜着身子，跌跌撞撞地用一种又不自然，又很难看的姿势向前拉，——涅克拉索夫的这段描写真是可怕。但这只不过是一匹马，而上帝赐给我们马本来就是让我们鞭打的。鞑靼人曾经这样教过我们，还遗赠给了我们一根鞭子作为纪念。然而人也是可以打的。一位有知识、有教养的老爷和他的太太就用树条揍过他们亲生的女儿，一个七岁的小孩子，——关于这件事情我曾详细地作了记载。父亲对于树枝上有节疤这一点感到高兴，他说：‘可以揍得更结实些，’于是就结结实实地揍其他的亲生女儿来。我确切知道，有些打人的人越打越起劲儿，一直达到性虐狂，真正的性虐狂的地步，越多打一下，这情形就越发展。抽打了一分钟，接着又抽打了五分钟，十分钟。越打时间越长，抽得越急，揍得越结实。孩子喊着，后来喊不出了，只是喘着气喃喃着：‘爸爸，爸爸，好爸爸，好爸爸！’由于某种糟糕的偶然情况，这件事后来不体面地闹到了法庭。雇了律师。俄国老百姓早就把我们的律师叫做‘等人出钱雇的良心’。律师大声疾呼地替自己的主顾辩护说：‘父亲打女儿，这是家庭间十分普通的常事，为此竟弄到法庭上来，真是我们时代丢脸的事！’被说服了的陪审官们退庭了，作出了无罪的判决。旁听的群众因为那个折磨小孩的人被判了无罪，竟快乐得欢呼起来。唉，可惜我不在那里，要不然我倒要提一个建议，专门设立一个纪念这位折磨者的奖学金！……真是有趣的场面。但是关于小孩子们，我还有更好的故事，关于俄罗斯的小孩，我收集了许多许多的材料，阿辽沙。有一对‘很可尊敬的、有学问有教养的官宦人家’的父母，仇恨一个五岁的小女孩。你瞧，我还要再次坚决地说一句：许多人有一种特性，那就是嗜好虐待小孩，专门虐待小孩。这些虐待者对其他的人显得甚至十分温和而善意，很象那些有教养、讲人道的欧洲人，却特别爱虐待小孩，甚至正是如此而爱着小孩本身。正是小孩子的柔弱无告这一点引诱着虐待者，小孩子们是无路可走、无处可诉的，他们有着天使般的信任心，这恰恰使虐待者的卑贱的血沸腾起来了。自然，每个人的身上都潜藏着野兽，——激怒的野兽，听到被虐待的牺牲品的叫喊而情欲勃发的野兽，挣脱锁链就想横冲直撞的野兽，因生活放荡而染上痛风、肝气等等疾病的野兽。这一双有教养的父母在这可怜的五岁的女儿身上施加了五花八门的虐待手段。他们棒打，鞭抽，脚踹，自己也不知道为了什么，直落得她浑身青一块紫一块。后来甚至虐待到了挖空心思的地步：在天寒地冻的时候，把她整夜关在厕所里面，又责怪她夜间不说自己要大小便（好象一个惯于做着天使般酣畅美梦的五岁孩子，这样小就能学会自己醒来说要大小便似的），就因为这事，竟用她自己的屎涂在她脸上，还逼她吃自己的屎，——而这还是母亲，她的母亲逼着她干的！这位母亲夜里听着关在厕所里的可怜孩子的呻吟，竟还能睡得着觉！你明白不明白，这个甚至还不太明白人家在怎样对待她的小小的生物，在肮脏处所，在黑暗和寒冷中，用小拳头捶着痛楚异常的小胸脯，流出善良温顺的痛苦血泪，向‘上帝’哭泣，求他保护她，——你明白这种荒唐事情么，我的朋友，我的兄弟，我的虔诚驯从的小修士？你明白为什么要有这样的丑事，它是怎样造成的吗？有人说，没有这，人就不能活在世上，因为那样他就会分辨不出善恶。但如果分辨善恶需要付这么大的代价，我们又要这该死的分辨善恶干什么？因为我们的全部认识也不值这婴孩向‘上帝’祈求时的一滴眼泪。我不去说大人的痛苦，他们已经吃了禁果，那就随他们去吧，让魔鬼把他们捉去就是了，但是这些孩子，这些孩子！我是在折磨你，阿辽沙，你仿佛很不自在。如果你愿意，我就不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