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德尔斯的书中很少有赞成卡夫卡的言词，而百分之九十九是反对他的（书的副标题本身就不正确）。安德尔斯对卡夫卡的诽谤的高潮是：他没有看到——一或不愿看到，卡夫卡每每谈及的都是中间层，即插入于人与上帝（人与“城堡”）之间的中间层；根据我报道过的卡夫卡的构思，最高层直到最后才采取行动，作出了一项与可耻的下属办事机构所代表的截然不同的决定；而那些城堡办事机构想方设法遮挡、扭曲人们的视线，不让人窥见上帝随着时间流逝之不利因素（比如我们现在便是如此），甚至使人全然不得见上帝的可能。这就像在斯特林堡的《复活节》中（斯特林堡对卡夫卡象征风格的影响还不曾得到足够准确的研究哪残忍的信徒直到最后才揭示自己爱的真面目一样。“我们被造就出来，是为了生活在天堂中”，卡夫卡写道，“天堂有义务为我们服务。我们的义务被改变了；但却无人提及，这一变化也是与天堂的义务一起变的。”这还不够清楚吗？在这几行文字中难道会有人听不到希望的声音？这里难道不是显露出了犹太教和一切宗教的支柱，难道不是使“后悔的罪犯的皈依”这个句子仿佛透过许多时代的迷雾显了出来，难道不是使这个句子连同由时代危机造成的克制和悔悟一起被推了出来吗？——可是安德尔斯充满信心地用命令式口气宣称，说得过于尖锐也过于肯定：“关于卡夫卡，只有少数论点可以像这一点这样毫无疑问地加以确定：卡夫卡的‘宗教性’与犹太教没有任何直接关系。”对此，我可以以汉斯·约阿希姆·雪普斯的文章（“卡夫卡作品的神学主题”）为证，在这篇文章中这种关系得到了清楚得令人吃惊的阐述。卡夫卡所有著作在痛苦中颤抖着描绘了今日世界上与孤立隔绝的、没有爱的情感只归属于自己的机器侏儒——“人”，描绘了人的寂寞化、与他人的隔离。归根结底，这是旧约中一个主要句子的改写：“爱他人犹如爱你自己。”
此外，我认为我通过提及对卡夫卡的《城堡》的基本构思产生了影响的一部捷克经典长篇小说（波切娜·涅姆柯娃的《祖母》），从另一个角度提供了证据，证明卡夫卡仅仅将那些中间层、那些精灵般的官僚描述为就灵知的自相矛盾而言是恶的，而未将城堡之看不见的最高主人包括进去。
《城堡》是一部无限制的一神论的长篇小说，在一神论的旗帜下约伯的书也曾将中间层撒旦拒之门外，在此旗帜下还有，“我们的上帝是唯一的上帝”这么一句话，这句话的意思是：一个没有任何恶的上帝，尽管预言家关于上帝之不可理解的那句话“我的道路不是你们的道路”，有时候，尤其在今天这样糟糕的时代始终是有效用的；为此卡夫卡会乐意地罗列大量例子。在这样的时代，上帝会在人的阴暗的目光里以各种模样改头换面，以各种假的形体出现，甚至表现为丑陋的、狭隘的，油滑的、不道德的形象，表现为要求人们无目的地谋杀儿子的力量（基克加德语）等等。但他就是他，什么也不能改变。人们希望他压倒一切阴郁和障碍，辉煌地现身。这始终是一切希望中最伟大的希望。尽管从上帝那儿来的“皇帝的圣旨”中途为成千上万中间层所阻，“你却坐在窗前，在夜幕降临时梦一般地期待着它，”卡夫卡说。难道安德尔斯果真没有发现，在卡夫卡这篇无疑是最美的神秘故事中，同被他曲解为对胡作非为的中间层的法西斯式的崇拜的长篇小说《城堡》一样，因无把握而颤抖着希望能最终消灭将上帝与人类行为分隔开来的中间层。此外，安德尔斯将这篇短小的小说也解释错了，他在他的书中随心所欲地走下去，只是间接地考虑到卡夫卡的实际情况，这么做似乎是最为令他愉快的事。我毫不犹豫地认为关于蛇发女怪高尔戈的论述是他这本书中最成功的部分，并认为从这里，他不容置疑的才干还将有所发挥。
Ｇ·安德尔斯的论述是在一种教条式地规定了的基本观念基础上进行的；尽管他处处小心翼翼，似乎有时仍然没有集中精力充分考虑这一基本观念。这种基本观念是在极左人士的圈子里风行的一种估计：大于世界中一切昏暗的、深不可测的、混乱迷们的、合乎自然却不理智的、制造痛苦的、精灵般的因素（正直的文学家卡夫卡对这些没有闭口讳言，而有时甚至是极力强调）都有可能简单地随着宣布而消失，像变戏法一样变掉；同时，面对不可理解之物，面对人类的局限性心中产生敬畏是耻辱。世上存在着可取消的（不高尚的）不幸，然而也存在着无法取消的（高尚的）不幸，对这二者的区分是这个圈子里的人至今毫不懂得的。我感谢托马斯·曼在他美丽的、博学的论文《歌德和托尔斯泰》中提示了歌德怀着与自然密切相关的感觉写给“最高自由的歌手”席勒的信中一段话（写这段话的人恰恰是心中充满了光明的歌德）：“您很快将看到，您的关切对我来说有着多么大的好处。随着进一步熟悉您将会发现我心中的一种昏暗和踌躇，这是些我无力驾驭的因素。”卡夫卡始终视歌德为人类的最高导师不是偶然的，倘若他真是安德尔斯所认为的颓废派，那么他是绝不会有这种偏爱的。“昏暗和踌躇”——它们在真诚的、努力的人心中也有一席之地。只是不能对它们屈膝投降；而卡夫卡也从来没有堕落到安德尔斯强加于他的丑恶的奴才性中去。证明：见我这篇辩护文章开头处分列两行以作对照的言论。
卡夫卡无须任何辩护。但如遇到一些卡夫卡论者不断地全然不顾他的与消极方面（这方面我并不否认）并存的正面的积极方面，——安德尔斯就是个极端的例子——那么总会刺激着我不断奋起反击（尽管我对论战十分反感）。
安德尔斯论述道，陌生性、孤立性是卡夫卡的基本经历，这是正确的。但如果说他的创作灵感来源于对成语的字面理解（照这说法，小说《变形记》便是取材于成语“肮脏的甲虫”的），则是荒谬绝伦；这就像声称西格弗利德磨大刀的故事只不过是谚语“人人都是自身幸福的铁匠”进一步的语言上的扩充一样。——这类破烂的卖弄聪明之说可惜充斥着安德尔斯的全书。书里也充满了疏忽性差错，比如他让阿尔忒密丝（而不是阿芙罗狄特）从大海的浪花中诞生（５７页）；还有不是一处、而是多处将卡夫卡创造的形象奥德拉代克（根据斯拉夫语系词源：无办法可使的人。拉代＝办法、建议）变成了脱离词源学的奥德瓦代克。应该公正地强调，安德尔斯之分析的起点是正确的。只不过他很快就通过前面提到过的“手腕的转动”把事情扭到错误的轨道上去；他强调得太少的是：卡夫卡在人的孤立性、无爱心上看到的是罪与原罪，是人必须抗拒的，否则正义的惩罚便会降临，当然他将这种惩罚描绘上了一定的暴虐色彩。可是怎么能将卡夫卡称为一个无信仰的人，认为他的长篇小说“在转圈子”，他唯一的“行动是在成百上千种可能性面前犹豫、思虑”呢？怎么能把他刻画成一个“哲学上和道德上毫无可取之处的作家”（！），一个“受鄙夷的无神论者”呢？在他的言论中明明有一些毫不隐晦的表达信仰的句子，如那关于旅行车的比喻式故事，即使这个故事在全部作品中是独一无二的（其实它有许多姐妹篇），那也已足够使他上升为宗教信仰者。现引录如下：
你若不停地向前跑，继续击得温和的空气飞溅，双手像鱼翅般张开在身侧，在睡意朦胧中目光匆匆扫过你所经过的东西，那么你会眼睁睁看着那辆车子从你身边驰过的。你还是站稳为好，以目光的力量使根须长得又深又广—一什么也不能把你卷走，那些不是根须，而是你有目的的目光之力量——，这样你便能够看见横亘不变的昏暗的远方了，除了那辆车外，什么都不会从那儿来。它向你驰来，越来越大，在他抵达作面前的瞬间，它将填满世界空间，而你倒入它的怀抱中，就像一个孩子倒入一辆旅行车的软垫中，车子穿越暴风雨和黑夜行驶着。
现在由我的朋友维利·哈斯整理出版的《致密伦娜》已问世，那么每个人都可以清楚地看到，卡夫卡精神上的爱达到了什么样的高度（安德尔斯毫不犹豫地断言，爱情的神圣化始于歌德的“将我们拽到身旁”，仿佛从来不曾有过柏拉图、不曾有过但丁似的），他是多么深地信赖暗中运筹帷幄的力量，相信这些力量在任何情况下都支持着人类争取正义与和平的斗争。在任何情况下！——这正是安德尔斯完全忽略了的卡夫卡神奇的、关键的话。我在别处已经谈及，这一点在格言中比在小说中表现得更明显。在小说中卡夫卡全身心无顾忌地投入，在沉思（往往也在书信中）的水晶体中他控制着自己。长篇小说明显地变得更加阴暗；而警句式的蒸馏液明显地变得越益洁净明亮。这个奇特的现象我在关于我的朋友的新书《作为指路人的弗兰茨·卡夫卡（对合作提出的号召）》中试图至少以暗示方式勾勒出轮廓来。同样，难以捉摸的上帝的救世力量也日益急迫地增长着（荷尔德林之见）。这种倾向在致密伦娜的表白信中在加强，直至产生了我欲称之为“伟大的尽管如此之歌”的那段名言。这是卡夫卡对人的意志自由、对上帝、对和平主义、对一切好的发展趋势的出于希望和爱的表白：
那是法国国庆节；军队检阅完毕后正在下面走回家去。这含有——我感到，在你的来信中呼吸着——某种了不起的性质。了不起并不在于华丽，不在于音乐，不在于列队行进，不是那个从一家（德国的）蜡像陈列馆跑出来的老法国人，穿着红裤子、蓝上装，在一个队列前迈步走，而是一些力量的某种宣言，这些力量从深处呼喊“尽管如此，你们这些沉默的、被推动着的、行进着的人们，你们这些互相信任到无以复加的人们，尽管如此我们不会抛弃你们，即使在你们做了天大的蠢事时也不抛弃，而且尤其在那种时候不会。”人们闭着眼睛看着那个深处，几乎在你的怀抱中沉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