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约瑟芬》中同样有通往积极解决的道路（这恰恰发生在卡夫卡最后完成的作品中，我觉得不能等闲视之）。女歌手约瑟芬抗拒着她的人民，在人民面前躲藏起来，而这个民族是这般狂热地欣赏她的艺术，甚至将之视为不可或缺的。于是：“但这个民族是安静的，不流露失望情绪、自以为是的一个内向的群体。他们几乎是（虽然表面现象不是这样）只知给予，从不接受，对约瑟芬的东西同样如此。这个民族继续走着它的道路。而约瑟芬却注定要沦落。马上就会到来这样的时刻——她最后的口哨声响完，更无声息。这是我们的民族永恒的历史上一段小插曲，老百姓会克服这一损失的。”将个人汇人民族的命运之中，同时对良心做最严厉的检验，在个人自由的基础上悔过自新，这是要求个人主动配合的。这部传记的读者会找到足够的依据，来证明卡夫卡是如何在他独特的犹太人处境中寻求着与民族的联系的。——卡夫卡自然不相信单靠改变地理上的地点就足以达到这个目的；心灵的皈依在他看来同样是需要的。两者都必须进行，两者都是必要的。心灵中的皈依——和外部生活条件的正常化。
人们也许还会问，卡夫卡为什么只在日记和书信中、而未在其文学作品中阐明这个观点。为什么他作为作家始终只通过譬喻、只通过寓意或象征来表达自己的思想。
首先应该承认卡夫卡式思维方法的独特性，这种思维是在图像中，而不是在推理中展开的。即使在对话中、在辩论中这种图像也笼罩着一切。日记中有这么一段美妙绝伦的充满诗意的话（这是许多这样的段落中的一段：“梦纷纷到来，溯河而上，攀着一架梯子向河堤上爬来。人们留步，与他们交谈，他们知道一些事情，只是不知道自己从何处来……你们为什么举起手臂，却不把我们拥入怀中？”
此外，不能将“寓言”和“象征”混为一谈。卡夫卡从不用寓言，但在象征性方面却达到了最高程度。一则寓言是“说彼道此”时出现的，这“彼”并不很重要。意味着希望的“锚”这个词，它作为锚的特性本身完全不令我们感兴趣，至于它是什么颜色、样子、大小则完全无所谓。所以它仅仅作为象形文字、含义明确、轮廓清晰地用来代表“希望”。而安徒生的“顽强的锡兵”表达的也许是一颗善良的、坚韧的、可爱的心灵，但还有其他许多东西，消融于永恒之中的东西。同时他也作为锡兵以他个人多方面的命运打动着我们。这个锡兵使我们感兴趣的不仅仅是其抽象意义，而同时还有他那具体的形象。这是比喻和象征之间确切的区别。比喻使我们感兴趣的仅仅是它所代表的、它所指出的东西。象征使我们感兴趣的是它所代表的和意味着的东西，但同时也作为它自身、它具体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形象，它对我们叙述事件，并通过这种具体的叙述、这种特殊事实过程的呈示来表达某种遥远的、普遍的东西。锡兵不再是比喻，而是象征。象征同时站在两个平面上，一个是预感性地指出某物的，一个是客观真实的平面。它以特殊的方式把两个平面统一起来，像这个希腊词本身意所表达的，将二者捏合在一起。——效果是，人们越是深入锡兵的一切故事细节，就越是清楚地看到那普遍性的东西。《Ｏ．侯爵夫人》写的是父母和孩子间的信任问题，但在这后面更高的层次上立着的是信任问题本身，是对世界秩序的信任。那么这位作家为什么不把他想要表达的具普遍意义的东西直截了当地说出来呢？因为那是语言所道不尽的，因为它属于永恒的范畴。作者在他叙述的特定事情中只是写下了一个无穷无尽的过程的出发点。寓言的途径完全不同，它写下的是这么一种过程的结束点，写下的是界限分明的小玩意地——一种疲倦的精神特征。与此相反，象征是精神上的出发，是使个别的有限之光射入无限之中的一种活力。人们便根据这道光线照耀切面的距离，可以感到这里涉及的是个性的、民族的或人类的事情。而这是同时发生的，以同样一些话语，在同一个情况中。
在卡夫卡描写的一切场面后面都展示了这无穷无尽的一面。但这场面本身，在那放射出这种视线的平淡的叙述中也充满了对大自然的爱和对大自然的忠实，充满了细微的、永不令人厌倦的观察。只有对生活怀着最深厚的爱的人才能够以这种方式来叙述。没有一句话不给这段描述加入一种新的色彩，没有一句话是没有意义的。这种独特的掌握风格的艺术不仅仅是美学上的，而且也是一种道德上的现象，这是卡夫卡特别诚实的本质的一种反映。假如不过是用于进行一番朴素的现实主义的描述，这种能力同样是伟大的。不过卡夫卡报道的事件当然首先意味着事件自身，但同时却不仅仅是自身。从每一个细节中都放出一道光芒来，照耀着永恒，照耀着超越感官直觉的境界，照耀着理念的世界。这种通过人间的形式照耀永恒的现象在所有伟大的文艺作品中都存在着。可是在卡夫卡这儿，它成了他的文学创作的形式上的原则，简直无法将紧密结合着的内容和结构区分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