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在那非同寻常的年代，由于那与世界上恶的力量至少能够抗衡的善的力量的推动，弗兰茨的反抗被克服了，并转入了好转的方向。顺便提一下，卡夫卡在此一年前同我相似地闹了一场。我坚持要实行在卢加诺制定的写《里查德和萨姆埃尔》的计划。我们开始了，但很快就停顿了。我不放弃，直至写出值得一提的一段。其中一部分１９１２年发表在维利·哈斯编纂的《赫德之页》上（见短篇小说集２３６页）。后部分将表现的是：友谊陷入了像爱情关系中那样的动摇和麻烦——这两个朋友在旅行中互相非常气愤，他们的对立将加以突出，直至在潮湿而有霉气的、炎热过度的美兰（我在那里几乎声泪俱下地请求弗兰茨，假如我死在异国他乡，一定要在我心口刺一刀再埋葬我）．共同面临霍乱的威胁，他们以往的友情才重新燃烧起来，放出耀眼的光华。“旅行以这两个朋友将他们的能力集中用到一种新的，独特的艺术行动上而告结束。”这句话写在发表了的这一章前面的注中。这两个朋友当然不是照原型描下来的，尤其萨姆埃尔不是，他应该是个实际、富有和无依赖性的人——但是我们打算主要把卡夫卡的特性和旅行笔记用在里查德身上，把我的用在萨姆埃尔身上（有时也可反过来）。这个主意使我们感到其乐无穷。对这个工作弗兰茨也取抗拒态度（可参照他于１９１１～１９１２年间的新年前夕写的日记），然而我毕竟成功地在一段时间内促使他同我一起干。那时他适应了有规律的写作时间，克服了内心的障碍，奋力摆脱了一个枯竭的时期——就在我们写《里查德和萨姆埃尔》时，他自己的日记也开始更丰富地涌流，——写《里查德和萨姆埃尔》）这一工作有时也使他高兴，不过是偶然的；而他对自己的结束使他产生了这种思想：席勒所要求的“化感情为个性”在他身上正在发生。于是他的创作开始大起大落，直至在１９１２年９月２２至２３目的夜里一口气写下《判决》，从而最终完成了突破。卡夫卡在日记中震惊地描写了这个夜晚——我相信，这段自我描述将永远是认识真正的艺术家是怎么回事的重要文献。“只有这样才能写作，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此彻底他身心敞露。”与此同时，他对逼得他无可奈何的挣钱职业给予最尖锐的批评，但没有谴责。
发生这个突如其来的突破的契机是一个柏林姑娘的来访，她是Ｆ．Ｂ．小姐——一与她的关系笼罩弗兰茨的生活达五年之久。“当我８月１３日到勃罗德家去时，她坐在桌旁，”日记开始叙述这次事关命运的见面，接着写下了这么个句子：“在我往下坐时，我才第一次较仔细地看了看她，刚坐定，我已经作出了不可动摇的判断。”——我的日记中在８月１３日这天同样记录了这次会晤，紧接着这在我父母房子里会晤的笔记之后写的是：“西提咖啡馆。卡夫卡带来完成了的书，我高兴极了。Ｂ．小姐。然后我又读了一遍《观察〉神笔。星期三，８月１４日，我将《观察》寄给了罗沃特。”
１９１２年是卡夫卡生活中决定性的一年。两个重要的事件发生在８月１３日这同一天。我保存着一封短信，是卡夫卡在第二天早晨通过邮差送来的。这封信表明（其它因素除外），把我仅仅看成扮演逼促发表的角色的人，把卡夫卡看成扮演抗拒者角色的人是不正确的。信中说：“早晨好！亲爱的马克斯，我昨天在整理归纳小文章时处于小姐的影响下，因此很可能会产生什么愚蠢之处，产生某种暗中滑稽的顺序颠倒。请你再看一遍，让我在欠你的深深的感谢上再加上一个感谢。”接着是两点小小的修改意见。
当我于９月２９日从波多诺斯回来时（我在那里同朋友菲利克斯·威尔奇一起从事《直观和概念》一书的写作），弗兰茨在车站等我们，并马上就谈起了《判决》这篇刚刚完成的小说，他愿意提供发表在我的年鉴《阿卡狄亚》上。它也真的发表了，在这个出版物唯一的一期上（１９１３年）——前面有给未婚妻的题词。
紧接着《判决》后，弗兰茨继续进行一个长篇小说第一章的写作，这部长篇他显然早就开始了，但至今才奋发起来。这部长篇叫《失踪者》——或叫《美国〉我引录我那时的日记于此。９月２９日：“卡夫卡处于极度兴奋状态，通宵达旦地写。这是一部故事发生在美国的长篇小说。”１０月１日：“卡夫卡处于难以置信的极度兴奋状态。”１０月２日：“卡夫卡，继续为灵感驱使。一章完成了。我对此很高兴。”１０月３月：“卡夫卡，进展顺利。”１０月６日他给我朗诵《判决》和《司炉》（那部美国长篇的第一章）。紧随其后（１０月８日）发生了他母亲与我之间的通信（关于打算进行的自杀）。１０月１４日，伟大的维也纳小说家奥托·施托瑟尔（卡夫卡和我特别欣赏他）来看望我，我们三人去布拉格小街散步。但是１０月２８日的日记已经记下了不祥之兆，卡夫卡给Ｆ．小姐写了封长达二十二页的信，对未来的担忧扰乱着他的心。从此，这个关系的悲剧上演了（弗兰茨自己的日记缺从１９１２年１０月至１９１３年２月这一段，这就是我将这一时期我的日记引述于此的原因）。我在１１月３目的日记中找到这段记述：“去鲍姆处，卡夫卡在那里朗读了他那美妙的第Ｈ章。他完全爱上了Ｆ，很幸福。他的这部长篇小说——部神奇的著作。”在这丰富得不同寻常的年终，１１月２４日，卡夫卡已经在鲍姆家给我们朗读了“关于甲虫的灿烂的中篇小说”（即《变形记》）。卡夫卡的三个主要作品便这样在１９１２年９月底和１２月之间产生，也就是说在两个月中，或者就那长篇小说而言，有了决定性的开端。
在《判决》这篇感情如暴风骤雨的小说中，尽管这个儿子是那么善良、顺从，在父亲心目中却是不顺从的、魔鬼般的，被判处“溺刑”，他呼喊着“亲爱的爸爸妈妈，我一直是爱着你们的呀！”自行坠入河中。这篇小说第一眼看上去在精神分析学上是清楚明白的，但在第二眼、第三眼看上去时，却又蒙上了雾纱。关于这篇小说，弗兰茨自己有过三次评语。一次是与我谈及的，我记得他有一次突如其来地对我说：“你知道最后一句意味着什么？……我想到的是强烈的射精。”另外两次解释载于日记之中，写于排印期间：
１９１３年２月１１日。借修改《判决》之机，我把我目前感到这个故事中变得清晰的所有关系都写下来。这很有必要，因为这个故事就像一个正常地从我身上分娩出的满身污垢的孩子，而只有我的手能够穿过污垢触及躯体，也只有我有此兴趣：那个朋友是父与子之间的联系，他是他什］最大的共同点，盖奥尔格单独坐在他的窗前，怀着快感反复思索着这个共同点，相信掌握了父亲，除了一个一闪即逝的悲伤的疑点处，认为一切都是太平的。随着这个故事的进展，父亲从那位朋友这个共同点中耸立起来，站到了盖奥尔格的对立面，通过其他较小的共同点，即通过爱、母亲的亲切形象、对她的忠实的回顾以及父亲本来为本店争取来的顾客，更强化了父亲的形象。盖奥尔格则一无所有，那个未婚妻在故事里只是通过同那个朋友、也就是说同那共同点的关系而存在，由于婚礼尚未举行，她不得踏入围绕着父与子的血缘线，因而被父亲轻而易举地驱开了。那共同点的一切都堆积在父亲的身旁，盖奥尔格仅仅感觉到这是一种陌生的、自立了的、从未得到他足够的保护的、身受俄国革命之苦的因素。由于他自己除了朝父亲看着的目光外，一无所有，那个将他与父亲彻底隔绝的判决才会对他产生如此强烈的影响。
盖奥尔格的字母教与弗兰茨一样多。在本得曼这个名字中，“曼”只是为了对付故事里未知的可能性而预先采取的手段，用来强化“本得”。“本得”与卡夫卡的字母数则一样多，而ｅ这个元音处在与卡夫卡中ａ这个元音同样的位置上，同样重复两次。
弗丽达同Ｆ．开头的字母和字母数相同，勃兰登菲尔德的开头字母与字母数与Ｂ，相同，并通过“菲尔德”一词在意义上有一定关系。也许甚至想到柏林说不定也产生了影响，而回忆勃兰登堡边区或许也发生了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