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文章当然绝对不是我的最终目的，它的作用仅仅是推动弗兰茨的创作欲再度涌流。我达到了这个目的。当然，这个固执的作者在这么做之前总是倔强地抗拒着我。有时我就像悬在他上方的鞭子，驱赶着他，逼迫着他，当然不是直接的，而总是通过新的方法，通过巧妙的途径，无论如何我再也不让他的才情重新处于停滞状态了。有时候他为此感激我。但他也经常觉得我的逼迫讨厌，它诅咒我的行动，他的日记有这种记载。我也感觉得到，但我并不在意。我认为这事关重大，我的行动是一种帮助，虽然这往往是违背朋友的意志的。——我将他的日记的产生亦归为我的功劳。弗兰茨的四开本笔记是直接从我们短小的旅行笔记中脱胎出来的，在一定程度上是旅行笔记的继续。——对自己的经历进行记录和评说是卡夫卡心中早已存在的、早已觉醒的倾向，这一倾向在我们共同搞的旅行报道中吸取了养分，开始得到系统性的建设。日记对于卡夫卡的意义完全不仅仅是自传性的，为控制心灵服务的；在那些关于个人的评说中间夹杂着他后来收入他的第一本书《观察》中的片断，这类由他自己提供发表的篇章从内容实质上看无法与那些日记中的片断区别开来。我们不知道，这位作者为什么认为有些是值得发表的；而有些则应该保留。在日记的上下文之间还有许多或多或少展开的故事残篇，它们堆积着，堆积着，直至第一篇完整的、较长的小说《判决》突然脱颖而出，大放异彩。随着《判决》的诞生（于１９１２年９月２２日至２３田间的夜晚），这位作家获得了突破，找到了与自身相适的形式，一个强大的、独树一帜而无法重复的小说天才终于进入了他的天地。
第二年（１９１０年１０月）的休假旅行是去巴黎。卡夫卡、我的哥哥和我。——我们的友谊团体扩展了，这是一个几年前便已开始了的发展。我把卡夫卡带到菲利克斯·威尔奇和奥斯卡·鲍姆那儿。那位目光尖锐的哲学家（《仁慈和自由》、《中间的冒险》是他的代表作，此外还有与我一同起草的调查报告《观点和概念》）和那位作家深受卡夫卡所吸引——这个四人联盟有其独特之处，其友谊就仿佛是两个伙伴间的亲密，从不为任何一句恶语所损害。四人有规律的聚会在许多年中赋予我们的生活以稳定的节奏。——关于与卡夫卡的第一次会面，作家奥斯卡·鲍姆在上面已经摘引过的文章中写道：我们的第一次会晤我记忆犹新。马克斯·勃罗德是中间人。他把弗兰茨·卡夫卡带到我这儿来，并在１９０４年那个秋日的下午给我们朗读他刚写完的小说《暗红色的旅游》。我们那时才二十出头。我们卷入了对这篇小说的热烈的意见交流，话说得特别俭省，特别有节制，这是我们当时的特点。我还记得一些话。卡夫卡说过的话中有这么一句：“假如说，没有必要把注意力从事件过程转到风格的创新上去，那么其魅力在这里便是最强烈的。”卡夫卡走进我的房间时的第一个动作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知道是到一个盲人那儿。在勃罗德介绍时默默地朝我鞠了个躬。人们会认为这纯属毫无意义的客套，因为我目不见物。显然由于我同时的鞠躬幅度过大，他那梳得光光的头发碰了一下我的额头。我感到一阵激动，其原因当初一下子说不上来。他是我所遇见过的人中的第一个，将我的缺陷确认为仅仅是我个人的事（不是通过适应或体贴，没有在自己的行为上作出丝毫改变）。他就是这样。他就是这样与通常的有目的的做法简单而自然地保持着距离，他的严格而冷淡的与人的距离在人性的深度上胜过了通常的善意（这种善意我在以往与人第一次见面时是通过对方言谈和语调和握手之热度毫无理由的上升而得悉的）。把他每一个无意识的动作，每一句最普通的话都归入他个人整体的世界观中来看，那么尽管抽象的斗争始终在他的精神中进行，他的出现，他的外表现象却显得极其生气勃勃。在他朗诵时（朗诵是他所酷爱的事情），每一句话都通过每个音节清楚无误地读出而表达出来，有时他舌头运动的速度令人头晕目眩，完全犹如音乐中那样分成短小的音节，一口气长得惊人，在强度音阶的渐强符号中急剧加强。——他的散文中也有这种现象，有的完成了的篇章（如《马戏团女骑手》）是仅仅由一个句子构成的奇妙的结构。
我并不想造成这样的印象——卡夫卡仅仅出现于“布拉格四人”的中心圈子里。根据他的性格，实际上他愿意与每一个情趣相投的人交往，或者至少在身体健康时不拒绝与人接触。同卡夫卡有过交往的人中有马丁·布德、弗兰茨·韦尔弗·奥托·皮克、恩斯特·魏斯、维利·哈斯、鲁道夫·福克斯，在以后的岁月中还有朗诵家路德维希·哈特、沃尔芬斯坦和其他人。这些人中有几位也许想要说几句话，并补充卡夫卡的生活图（参见附录二、三）。
由于弗兰茨得了一场不太严重的疖病，也由于法国医生的几次治疗把他吓得够呛，导致了这次巴黎之行的失败。没几天他就回布拉格去了。卡夫卡对任何健康受损状况都很敏感。——身体的任何不完美感都能折磨着他，比如头皮屑或便秘或一个未曾完善发育的脚趾都会令他深感不适。对药物和医生他是不信任的。他要求让自然重新带来平衡，他鄙夷一切“非自然”手段。当他１９１１年去瓦伦多夫旅行（也许是公务出差）时，他认识了自然疗法的倡导者、工厂主施尼策，从而使他的这种倾向更加鲜明。我在我的记载（１９１１年５月）中找到了有关的一段：“卡夫卡星期五到布拉格，不到我这儿来，不到鲍姆处去。下一个星期四我终于生气地给他打了个电话。他是‘那么弱、浑身散了架子，胃糟糕得很，老是在家里，那么悲伤’。星期五下午他来看我，讲了关于花园城市瓦伦多夫的一些非常美妙的事，讲到一个‘魔术师’般搞自然疗法的人、富有的工厂主，这人检查了他的身体，仅仅从侧面和前面看了看脖子，便说骨髓中有毒素，并几乎已进入大脑，说是由于生活方式颠倒造成的。他所建议的疗法是：开着窗睡眠、晒太阳、在花园里劳动、参加一个自然疗法协会的活动，订阅由这个协会，或毋宁说由这个工厂主自己编纂的杂志。他宣扬反对医生、药物、打针的见解。把《圣经》解释成素食学说：摩西引导犹太人穿越沙漠，使他们在四十年内成为素食者。以曼那为素食品。死鹌鹑。向往‘埃及的肉罐’。耶稣在新约中更清楚地说到面包：“这是我的躯体。”弗兰茨对自然疗法和与之俱来的改革努力的立场是由强烈的兴趣伴随着的，通过对这一运动中混杂着的愚昧和乖戾怪僻的善意嘲笑，他的观点已与此运动有了可喜的不同。从根本上而言，他认为造就新的健康人，利用神秘而又公开地展示着的自然治疗力量这一工作有着非常积极的意义，而且与他自己许多直觉和想法相吻合。他也作了大量的实践。无论什么季节，他都开着窗睡觉。到他的房间里去拜访他的人都会注意到那里新鲜、清冷的空气。他总是穿着单薄的衣服，冬天亦然，在很长一段时间中不吃肉，从不喝酒。得病时，他选择去乡村原始的环境中接受家庭化照料（在屈劳），对疗养院不屑一顾，到毫无办法时才去疗养院。
１９１０年还有一次重要的会晤。我在我这一年５月里目的日记中找到这么一段记录：“萨沃伊咖啡馆。列姆贝格协会。对Ｊ．Ｐ．很重要。”（Ｊ．Ｐ．是我当时计划写的一部长篇小说）５月４日：“晚上与卡夫卡在萨沃伊。棒极了。”弗兰茨关于用伊地语（俚语）演出和演唱话剧的东方犹太人剧团的笔记无疑是从下一年开始的。从那时起，这些笔记填满了四开笔记本的许多页。很少有人像卡夫卡那样给这些演员（即使是其中最杰出的也不例外）以如此深的爱和如此紧迫的理解努力画像。他描写的既有关于他们的艺术的也有关于他们的私人生活的。由他给予这一殊荣的有克鲁格夫妇、契西克夫妇、皮帕斯先生，尤其是年轻的伊萨克·略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