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你太认真了！文学工作本身对于你来说仅仅是真正充实的生活的象征，当然它同时还具备更多的意义：它便是事业本身，是你的生命，是与生俱来的力量的正确利用。这正是你对自己和所有人的要求：不要滥用现存的好的力量，不要任其衰败，而要将它投入到完成“天职”中去，并以这种方式走进“法”的大门，将企图阻止你的凶恶的守门人推开。这当然是很困难的。存在着许多诱惑。“听信了一次夜铃的误响声——便再也不可挽回了。”“没有人，没有任何人到得了印度，还在那时候，印度的大门已经是不可企及的了，但是它的方向已由国王的宝剑指明。今天那些个大门移到别处去了，更远，更高；没有人指明方向；许多人持着宝剑；他们持着只是为了挥动，而那追随其挥舞的目光茫然不知所以了。”（短篇小说集１４５页）尽管如此这般，“不可摧毁的”因素依然留在我们心中。我们寻找着它，在“远离亚历山大战役的地方”阅读，翻着“我们的旧书的书页”，等待着“皇帝的圣旨”下达。正如塔尔封拉比在《神父箴言》中就悲观主义和乐观主义之间完全一样的弹性关系所教导的一样：“没有交给你完成这个功业的使命，然而你却不能束手退隐。”
尽管日记中许多可逐字逐句引证的地方似乎表明文学工作是卡夫卡的一切，其实事实并非如此。他的事业与福楼拜略有不同，对于福楼拜来说，艺术确实是核心，有着存在的根本意义，而且福楼拜几乎总是（注意，是几乎！）怀疑地、敌视地观察着存在。卡夫卡则相反：“我们的艺术是一种被真实弄得眼花绦乱的存在，那照在畏缩的怪脸上的光是真实的，仅此而已。”艺术乃是宗教认识的反照。但是并非仅仅在这个意义上它在卡夫卡心目中是通向上帝身边的道路（退缩者也看到了这条道路，只是他退缩了），而且也在上面陈述过的意义上：作为力量的生育者，作为根据自然状况充实生活的导师。卡夫卡在１９１４年８月１５日断言：“我写了几天了，希望持续下去。今天我并不像两年前哪样完全不受干扰地爬入工作之中，但我无论如何获得了一种意义，我有规律的、空虚的、不可理喻的单身汉特点的生活得到了某种辩白。我又可以同自己对话，而不再凝视全然无物的虚无了。只有这条道路使我内心得以好转。”
于是，艺术在此服务于赋予生活以意义的宗教原则。它作为劳动，作为上帝给予的优秀的、创造性的能力的发挥而与人类进行的其他有意义、有建设性的劳动并驾齐驱，引导写作者脱离无所事事的荒原，回到有所作为的集体中来。根据卡夫卡的观点，光写得出色是不够的。还需要其他一些事情，比如建立家庭，争取成为地球上货真价实的公民。我永远不能忘怀，卡夫卡怀着多么深沉的激动给我朗读福楼拜的侄女卡洛琳·柯曼维的《往事录》结尾那一节。这一节中叙说的是，福楼拜如何为他的偶像“文学”而奉献了他的一切——爱情、温柔，一切；女作者问道：他在最后几年里是否对自己偏离《共同的道路〉”感到后悔。在福楼拜最后几次与她一起散步时，有一次激动地对她说了几句话，使她相信是那么回事。他们去看望她的一位女友，在那些逗人喜爱的孩子们中间见到了她。在沿赛纳河回家的路上，他说：“他们生活在真实中……指的是这个正派的好家庭内部。‘是的’这话他着重地自言自语重复了好几遍。‘他们生活在真实中’。”卡夫卡经常引用这句话。——对于他来说，光有艺术不足以建设真正的生活。但是艺术在这个建设中是不可缺少的，仿佛是发端，是最里面的圈子，其健康与否直接影响到其他圈子。从这里可以理解深刻的悲剧，即周围状况阻碍着他，不让他朝着充实的，因而在他意识中是宗教性的真正的生活迈出第一步，不让他说完他的祈祷文，而他感觉到自己是有能力这么做的。假如他能够得以发挥他的艺术能力，那么以后的其他一些事情也会更为圆满。由于此事未能实现，逼迫而来的毫无乐趣的谋生职业的有害影响便渐渐地进入了超验的深渊。
我并不是说，如果卡夫卡第一步能够迈成，他生活中的其他问题都会迎刃而解。但是没有这第一步，失败的结局当然是肯定无疑的。只有这一点可以确认，其他则谈不上。确实，看起来，卡夫卡的一些问题至少是濒临于绝对不可解决的边缘。然而，一旦肉体和心灵的坚韧不拔达到最高极限，在卡夫卡后来的发展中会出现一些远远超出我们今天的预料之外，我对此坚信不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