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他微微一笑，打开书，大略看了一下文字与纸张，就把书还给他，因为我感觉到他神情非常烦躁不安。
“装帧得很漂亮，”我说，“确实是精致的印刷品。您可以感到满意，博士先生。”
“可我真的不满意，”弗兰茨·卡夫卡说，顺手把书放进抽屉锁上，“每次发表我的拙著都让我感到不安。”
“那您为什么让人发表？”
“事情就在这里！马克斯·勃罗德、费利克斯·韦尔奇，哲学家和政论家韦尔奇（１８８４－１９６４），是布拉格《复国主义周报》“自卫”的主编。我的这些朋友总能搞到我写的什么东西，然后就拿来谈妥的出版社合同对我突然袭击。我不愿给他们制造麻烦，所以这些完全是私人记录的东西，或者写着玩的东西最终都出版了。我的人生弱点的个人见证材料都印成书出售，因为我的朋友，以马克斯·勃罗德为首，一定要把我的东西变成文字，而我又没有力量销毁这些孤独的见证材料。”
稍后，他改变语调说：“我刚才的话当然不免夸张，也是对我的朋友们的小小不敬。其实我自己也已经堕落，不知羞耻，亲自参与出版这些东西。为了原谅自己的软弱，我把周围世界写得比实际的强大。这当然是欺骗，我是法学家，因此，我不能摆脱恶。”
８．“那两个乔装的警察一把抓住我。我想喊叫。一只长满黑毛的大手堵住了我的嘴。我一口咬住散发出汗臭的拳头。这时我醒了。我血液上涌，满头大汗。这是我做过的最大的恶梦。”
卡夫卡用右手背擦了擦下巴。“这我相信您，”他俯身到桌面上，慢慢地把手指交叉到一起，“普通人的世界是地狱，臭气熏天的粪坑，臭虫窝。”他呆呆地看了我几分钟。我急于知道他要对我说什么，可是他却用平谈的语调说：“您现在要去您父亲那里，是吧？可我还要工作。”——他微笑着和我握手告别。“工作就是把渴望从梦中解脱出来，而梦常常使人眼花缭乱，它把人奉承得美不可言。”
９．弗兰茨·卡夫卡让青年人着迷。他的短篇小说《司炉》《司炉》为卡夫卡长篇小说《美国》的第一章。充满了温厚和感激之情。我们在谈论登载在文学刊物《骨干》上、由密伦娜·耶森斯卡译的捷克文译文密伦娜·耶森斯卡（１８９５－１９４４），是一个将卡夫卡小说译成捷克文的译者。关于她和卡夫卡的关系参见《弗兰茨·卡夫卡致密伦娜书信集》，福兰克福费歇尔出版社，１９５２年。时，我对他说了上面这些话。
“这篇小说充满阳光，情调开朗，里面充满爱，虽然根本没有谈到爱。”
“爱不在小说里，而在途述的对象里，在青年身上，”卡夫卡严肃地说，“青年充满阳光和爱。青年是幸福的，因为他们能看到美。这种能力一旦失去，毫无慰藉的老年就开始了，衰落和不幸就开始了。”
“难道老年就有排除任何幸福的可能吗？”
“不，幸福排除老年，”他微笑着向前低下头，仿佛他要把头藏到高耸的肩膀之间似的，“谁保持发现美的能力，谁就不会变老。”
他的微笑、姿势和声音表明，他以前是个安静快乐的男孩子。
“那么，在《司炉》里您很年轻，很幸福。”我这句话还没有说完，他的脸就阴沉起来了。
“《司炉》很好，”我赶紧说。但是，弗兰茨·卡夫卡的深灰色大眼睛已经充满了哀伤。
“我们最好谈遥远的事情，遥远的事看得最清楚。《司炉》是梦呓，是对也许永远不会成为现实的什么东西的回忆。卡尔·罗斯曼卡尔·罗斯曼，《司炉》中的人物。不是犹太人。我们犹太人生下来说是老人。”
１０．讨论他的书总是非常简短。
“我读了《判决》。”
“您喜欢这本书吗？”
“喜欢？这本书太可怕了。”
“您说得对。”
“我想知道，您怎么会写这样一本书。’献给Ｆ．Ｆ．为菲莉斯·鲍威尔（１８８７－１９６０），弗兰茨·卡夫卡曾两次（１９１４和１９１７）与她订婚。题词背景参见《弗兰茨·卡夫卡致菲莉斯书信及订婚期的其他书信》，法兰克福费歇尔出版社，１９６７年。’的题词肯定不只是形式。您肯定想用这本书告诉某个人什么事。我很想了解这种关联。”
卡夫卡窘迫地笑了笑。
“对不起，我太唐突了。”
“您无须道歉。一个人读书就是为了提问。《判决》是夜晚的幽灵。”
“为什么？”
“它是个幽灵，”他又说了一遍，眼睛直视远方。
“可是您却写下来了。”
“我只是把它固定下来，因而完成了对幽灵的抵御。”
１１．“小说的主人公叫萨姆沙，”我说，“这听起来像隐喻卡夫卡。两个名字都是５个字母。萨姆沙中Ｓ的位置与卡夫卡中的Ｋ相同。字母Ａ萨姆沙德文为Ｓａｍｓａ，卡夫卡德文为Ｋａｆｋａ。……”
卡夫卡打断我的话：“这不是暗记。萨姆沙不完全是卡夫卡。《变形记》不是自白，虽然它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披露。”
“这我不明白。”
“难道谈论自己家里的臭虫是体面的，明智的？”
“这在体面人家当然不常见。”
“您看，我不体面到什么程度？”
卡夫卡笑了。他不想再谈这个题目了。我却还想谈下去。
“我以为，在这里评价‘体面’或’不体面’不合适。《变形记》是一个可怕的梦，一种可怕的想象。”
卡夫卡停住了脚步：“梦揭开了现实。而想象隐蔽在现实后面。这是生活的可怕的东西——艺术的震撼人心的东西。现在我可要回家去了。”
他简短地向我告别。我把他赶走了？我感到惭愧。
１２．一次，我给卡夫卡讲了我不知在什么地方读到的中国小故事。“心脏是一座有两间卧室的房子。一间住着痛苦，另一间住着欢乐。人不能笑得太响，否则笑声会吵醒隔壁房间的痛苦。”
“那么欢乐呢？高声诉苦是否也会吵醒欢乐？”
“不会。欢乐耳朵不好。它听不见隔壁房间的痛苦。”
卡夫卡点点头：“这话得对，因此，人们常常做出高兴的样子。人们在耳朵里塞进欢乐的蜡球。比如我。我假装快乐，躲到欢乐的后面。我的笑是一堵水泥墙。”
“防御谁？”
“当然防御我自己。”
“可是墙是朝向外界的，”我说。
“它是朝外的抵御。”
但是卡夫卡立刻非常坚定地驳斥这种看法：“事情就是这样！每种抵御都是后退，都是躲藏，因此，把握世界总是意味着把握自己。每一堵水泥墙都只是一种假象，迟早要坍塌的。内与外属于一体。它们互相分开时是一个秘密的两个令人迷惘的外貌，这个秘密我们只能忍受，而无法解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