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天始阅读《多那狄》了，但只读了一点，我还没有被吸引住，读过的他指《多那狄》的作者查理路易斯·菲利浦。的少量作品也没有给我多少亲近之感。人们称赞他的简朴，可是简朴本来就是德国和俄国文学的特色。他，这个祖父，是可爱的，可是他却没有力量阻止人们在阅读他的时候草草掠过。到现在为止我所读到的里面最美的（我才读到里昂那里），我觉得具有法国的特色，而不是菲利浦的特色，是福楼拜的风格，譬如在一个街角突然产生的快乐（您也许还记得这一段吧？），译文像是由两个译者合作的，一会儿很精彩，一会儿糟得简直看不懂（一个新译本将由沃尔夫出版）。不管怎么说，我还是很乐意读它的，我成了一个差强人意的、可是阅读速度非常慢的读者。读这本小说时阻碍着我的，是我在姑娘们面前会变得很困窘的弱点，这甚至使我不相信作者所描写的姑娘的真实性，因为我不相信他胆敢去接近她们。就好像作家做了一个洋娃娃，称它为多那狄，目的只是把读者的注意力从真正的多那狄那里吸引过来，这真正的多那狄是完全不同的，身处的地方也完全不同。我的头脑中对这种小姑娘岁月（尽管非常可爱）形成了一个固定的模式，从这个模看问题，就好像这里所叙述的一切并没有真正发生，而是以后的事情，而这一段只是按照音乐规则补充创作的前奏，并按照真实的乐章调定了调子。在有的书中这种感受会一直持续到结束。
《在山路上》原文是捷克语。我没有读过。契诃夫我却非常喜爱，有时爱得完全发狂。《离开磨坊》也不知道，史蒂文生根本没读过，只知道您喜欢。《弗朗齐》Ｍ．勃罗德的长篇小说。我会寄去的。可是除了个别地方，您一定不会喜欢它的。这可以用我的理论来解释：活着的作家同他们的书有一种活的关系。他们本身的存在就是捍卫它们，或者反对它们的斗争。一本书真正独立的生命要在作者死后才开始，因为这些血性的人在他们死后还会为他们的书斗争一番。然后书就慢慢地孤单下来，只能依赖自己的心脏搏动了。所以，譬如说麦耶贝尔就做得很理智，他为了支持这种心脏的搏动，把他所有的歌剧都留给了蕾加特，也许还根据他自己的信任给它们分了等级，对这种理论还可以加一些补充发挥，即使没有什么重要的可以补充了。用在《弗朗齐》这儿便意味着：这位活着的作家的这本书真的就是那套住房尽头的那间卧室，供他亲吻用，如果这房间是供亲吻用的话。如果不是这样那就可怕了。假如我说我喜欢它，或者您说（也许您不会这么说）相反的话，那么这简直算不上是对这本书的评价。
自从我们最后一次相会后你突然地（但并不是出乎意料地）失踪以来，我这是第一次听到你的消息，恰恰是在我狼狈不堪的时候，在９月初。这期间，７月份我完成了一件有点伟大的事情（世界上有着多么伟大的事业啊！），我在大妹妹的帮助下到波罗的海边的缪利茨去了一趟，无论如何是离开布拉格，走出了这四壁紧锁的房间。刚开始我的情况很不好，后来在缪利茨才萌生了完全没有想到过的这件事的想法呢，这当然是永远不可能实现的，只是一个幻想，就像一个明知自己永远下不了床的人所抱的幻想一样。既然我永远下不了床，我为什么不能至少到巴勒斯坦走一趟呢？可是在缪利茨我碰到了一个柏林犹太人大众疗养院的度假旅游团，多半是犹太人。这很吸引我，路就在我的前面。我开始考虑搬到柏林长住的希望。那时这个希望不比去巴勒斯坦那个希望大多少，后来却越来越大。无论从哪方面看，一个人住在柏林对我来说当然是不可能的，而且不仅在柏林，在其他地方一个人生活同样是不可能的。可我在缪利茨找到了一位有着难以想像的好心肠的助手卡夫卡这里说的是指他生前最后一位女友朵位·迪曼特。朵拉忠诚地爱着他，照拂他，直至他病逝。然后我于８月中旬到布拉格去，接着还在谢雷申我的小妹妹那里度过了１个月。在那里我偶然听到烧毁那封信的事，我绝望了，马上写了一封信给你，为了减轻我心灵的负担。可是我没有寄出，因为我对你一无所知，后来在去柏林前也把它烧掉了。你提到的另外三封信我至今一点不知道。我对给任何人带来的任何耻辱都感到绝望，我不清楚这三者中涉及到哪一个。可是我当然绝不会是因为绝望（即使它是以其他形式出现的）而迁来迁去，就算我在缪利茨及时地收到那三封信也不会这样。
接着９月底我来到了柏林，出发前不久收到你寄自意大利的明信片。说到出发，我是用剩下的最后一点力气进行的，或说得更正确些，已经一点力气都没有了，就像被抬进坟墓那样。
现在我在这里了；在柏林，迄今为止还不像你想的那么糟。我住的地方差不多是乡下，在一个有花园的别墅里，我好像还从未住过这么好的地方，诚然，我也会很快地失去它的，对我来说它美丽过甚了，这已是我到这里后的第二处住宅。伙食至今与布拉格没有太大区别，当然只是我的伙食。健康状况同样如此。这便是一切。我不敢再说下去了，已经说得太多了，空中的幽灵们贪婪地把它们吞进了那贪得无餍的咽喉。而你自己在信中说得更少。你的整个状况是好呢，还是勉强可以？我猜不出。当然，我对自己的情况也是猜不出的，没有别的，“恐惧”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