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二日。
一个偶然的机会为我们赢得了一种出奇而罕见的友谊，即与跳龟寺住持们的友谊，上个月人们就是在这个寺庙举行了隆重的朝圣活动。
此时这儿周遭的落寞寂寥，不亚于节日晚上的热闹拥挤。在白天，我们惊讶地发现，那些晚上看上去虎虎有生气的宗教器物，竟是些死气沉沉的破烂。为岁月所磨损的花岗石阶梯上空无一人，颜色和金漆已蒙上尘土的豪华牌楼下也不再有人通过。要到达寺庙，必须穿过好几个一层层排列在山坡上的荒凉院落。好几道雄伟的大门，一级又一级，越来越高地凌驾于城市与人间的喧嚣之上，进入了布满无数坟茔的寺庙辖区。所有的石板，所有的围墙上，都长满苔藓和墙草。陈年古物的灰暗色调，像一层厚厚的尘土遍布各处。
第一个偏殿里，供着一尊带莲花座的大佛，这是一座十五至二十米高的全身偶像，高踞于巨大的青铜底座之上。
终于，有着两根传统立柱的最后那座牌楼矗立在面前，寺院的两个门神，一左一右地站着，像野兽一样，各自关在一个装有铁条的笼子里。他们摆出愤怒的姿态，举起拳头作打人状，脸上还带有冷笑和凶狠的表情。他们身上满是用嚼碎了的纸做的小球，人们隔着铁栏杆把它们扔进去，它们便像白色的斑点一样，粘在他们巨大的肢体上。这是信徒们为平息他们的怒气，向他们递送祷词的一种方式。这些祷词是由虔诚的和尚们写在柔软的小纸条上的。人们从两个假人中间通过，进入最后那个院子。我们那些朋友的住房就在右首，对面是佛寺的大厅。
铺着石板的院子里，青铜高脚灯台高得像小塔，几株百年老铁树，新长出一簇簇碧绿的羽叶，多重的叶茎，如巨型多枝烛台的枝条一样，以繁复的对称形式排列、大殿的正面完全敞开，殿堂既深且暗，金色作底的内壁不大清晰，愈到暗处，就愈看不见了。最靠里的部分，立着菩萨们的坐像，从外面，可以模模糊糊瞥见他们双手合十作冥想状的姿态。他们前面是祭台，摆着一些极精致的金属花瓶，里面挺立着几束茎梗细长的银色或金色的莲花。我们一进门就闻见棍香的美妙香气，那是和尚们在神灵面前不断点燃的。
我们的和尚朋友家里（进去向右拐），要想让人领进门总是很麻烦的。
一个属鱼类，但却有角和爪的怪物，被铁链拴住，高悬在他们的门上。最弱的一阵微风就能让它摇来摆去，轧轧作响。人们从它下面经过，走进第一个又高又大、勉强照亮的大厅，在那儿，一些涂金的偶像、钟，以及种种不可思议的圣器，在各个角落闪闪发光。
一些小修士或唱诗班儿童模样的孩子，不大好客地走上前来，问我们要干什么。
当我们向他们解释，我们想要受到接待，看看谁能出来见我们时，他们惊讶到极点。
“松尾君！！道田君！！”他们连连地说，“噢！不，没办法见到他们：他们在休息，或者，在静修。奥里玛斯！奥里玛斯！”为了让人更好地理解，他们边说边双手合十，比划着跪拜的样子。（他们在祈祷！深深地祈祷！）
我们坚持，益发大声嚷嚷，我们脱了鞋，摆出拿定主意非进去不可的架势。
最后，松尾君和道田君来了，他们从那边，从寺庙的清静的内室走来，身穿黑色袈裟，脑袋剃得溜光，面带微笑，亲切和蔼，连声道歉。他们向我们伸出手，我们便赤着脚——像他们一样——跟随他们穿过一长溜铺着洁白无比的席子的空房间，一直走到他们神秘的住宅深处。厅室一个连着一个，彼此之间仅用竹帘相隔，竹帘编织得极为精致，用木球和红丝线制作的螺旋形流苏卷起。
所有的内部装修都使用同样的新鲜黄油色木料，以极度的准确精工细作而成，没有丝毫装饰，没有任何雕刻；一切都像是全新的，不曾动用过的，似乎从来没有被人类的手触碰过。在这有意造成的光秃无饰中，隔相当一段距离就有一只精致的小矮几，其镶嵌之美妙，令人叫绝。这些矮几用来置放古老的青铜人像，或者插花的花瓶。墙上挂了几幅名家的写意画，是用中国墨汁在裁得整整齐齐的灰色长条纸上模模糊糊地洒泼而成，但用作画框的仅仅是一根小棍。此外什么也没有了，没有椅子，没有坐垫，没有家具。这是刻意追求的简朴、虚无作成的高雅、难以置信的洁净无疵的顶点。
此刻，我们随着和尚们，在一间连着一间的空荡荡的房间里走着，想起在法国的家里，小摆设实在太多了，我们突然对那种过分的充盈和堆砌产生了反感。
这伙悄没声地不穿鞋走路的人停步的地方，就坐的地方，完全处在半明半暗之中，是一个朝向一片人工景点的内院阳台，颇像一个井底，这是个地洞般的园子，到处突兀着压顶的高山，仅从上面得到一线朦胧的微光。这倒可以冒充自然天成的大峡谷，在那儿可以看见山洞、巉峻的峭壁。激流、瀑布和小岛。那些树木，不知用了什么日本办法，都变得十分矮小，它们结节的、蜕皮的枝干上，长着极小的树叶。暗绿陈旧的总色调，和这儿的整体十分协调，这地方肯定已有上百年的历史了。
一群群金鱼在清凉的水中游来游去，一些小乌龟（很可能是会跳的）在花岗石小岛上睡觉，石头的色调和它们的背壳十分近似。
甚至有一些不知从哪儿来的蓝色蜻蜓，甘冒掉进水里的危险，轻轻抖动着翅膀，停在那些极小的睡莲上。
我们的和尚朋友，虽然有一点教士的油滑，却是由衷地笑着，是那种老实孩子的笑。他们身材肥胖、面颊丰满、剃着光头，他们什么都不忌，而且相当爱喝我们的法国酒。
我们东拉西扯地聊天。在他们的小瀑布平静的流淌声中，我大着胆子在他们面前用生硬的日语说话，成功地尝试着运用动词时态，诸如：愿望式，让步式，假定式等等。他们一边闲聊，一边应付宗教事务，例如给附近的下属佛寺下达盖有复杂印章的指令，或者用毛笔写些治病的小祷词，好让离得远的病人嚼成小团。他们像女人一样，用又白又胖的手扇扇子。当我们品尝了本地出产的各种带有花香的饮料后，他们又让人拿出一小瓶本笃会或查尔特勒修道院的甜烧酒。他们对西方同道酿制的这些酒评价很高。
他们到船上来拜访我们时，为了看我们带插图的报刊——例如《巴黎生活》——上那些世俗的图画，不惜在他们的扁鼻子上架起大圆眼镜。图片上出现女士们时，他们甚至带着某种程度的殷勤，让手指慢些翻动。
他们的大寺庙里不时举行壮观的宗教仪式，如今我们在那儿已属被邀请之列。锣声中，他们在那些偶像面前按规定的仪式人场，二十或三十个身着盛装的主祭，跪拜、击掌，灵活地走来走去，很像一种神秘的四组舞舞步……
哎！这神殿徒然盖得这么高大、昏暗，这些偶像徒然装饰得这么富丽堂皇……在日本，从来只能有勉强算得上伟大的东西。在一切事物的深层，总存在一种无可救药的小气，一种令人发笑的东西。
而且，总有妨碍人沉思冥想的听众，我们总能从中发现若干熟人，有时候是我的岳母，有时候是一个表妹，有时候是昨天卖给我们一只花瓶的瓷器商人。非常可爱的小阿妹们、装模作样的老太太们走进来，带着她们的烟盒、颜色涂得极刺眼的阳伞，还有她们轻轻的叫唤，她们的屈膝礼、她们唠唠叨叨，相互恭维、蹦蹦跳跳，要她们保持严肃实在是天底下最困难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