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天，太后看上去很是疲倦和忧虑。早朝异乎寻常地长，一整天都有公文到来。她退朝回来之后，常常立即就独自到花园去散步，也不用女官们相陪。她由皇后和公主们陪着外出散步时，在那些她最最喜爱的美景之前会忧心忡忡地出神坐着。她仿佛是心不在焉，直至有太监来回事，跪在她面前等着她允许开口时，她才强打起精神。她这种忧虑的状态出现的几天之后，有一回我们出去，她单独坐在“牡丹峰”之前，而皇后和公主们一起整整齐齐地站在稍远的地方，这时她看上去很可怜，强有力的脸显得疲乏已极，手臂无精打采地下垂着，几乎是一副听天由命的样子。我看见她偷偷地抹掉了一滴眼泪。宫里的每一天彼此相似，而中国人的历法又跟我们不同，我的时间概念已经模糊，直至有一天弄到了一份天津的报纸。我看到俄国人答应撤出满洲的日期已经过去，可他们并未在这方面付诸行动，并且有日本和俄国将要开仗的传言。那么构成太后沉重的心理负担的，一定就是这个了。几天之后，她在御座房摆姿势时，一封电报递到她手上，似乎使她大受打击。电报是广西来的，报告地方当局对一次严重叛乱采取的行动未能取得成功。就这样，内忧外患加在一起，使她的心无法保持安宁。国家的这些个麻烦似乎压得她喘不过气来，她那担心忧虑的样子看了着实叫人感动，而四周只有宫廷女官的时候，她也并不怎么掩饰自己的这种情绪。不过皇上却不同，他的外表仍然像平时一样镇定，就算是有什么焦虑也并未表现出来。这说不定是他学会了控制住自己的情绪之故。但无论如何，他嘴角潜伏着的神秘的微笑一直在那里。只是我觉得他眼神显得比平时更黯然，更听天由命了。
太后的诞辰即将来临，祝寿的准备工作开始进行起来。太后决定诸事从简，下诏禁止那些高官大员和总督送豪华的寿礼——这些在中国给任何像她这样年纪的人祝寿时都免不了会源源收到的。她希望庆寿的费用力求节省，说在这国难当头、对各国的赔款尚未付清的情况下，为她的诞辰花大笔费用是不合适和不值得的。在中国，祝寿是件大事，几乎是场宗教仪式，各阶层都不放弃对生日兴高采烈的庆贺。最最贫穷的人，即使别的节日不过，总要尽可能隆重地为自己的父母做寿。这是《礼记》所规定的责任之一，尽管太后对此事作了这样的表示，皇上还是无法让她的诞辰未得到适当的庆贺就过去。
皇上“跪下”求她允许他以往常那样的气派庆贺这次诞辰——允许他给她在她原来１６个徽号上再加一个——但她虽对大臣和皇帝在不同时期所给予的这些徽号很是自豪，却不肯在这一点上让步，因为这一字之增会使每年拨款所需黄金增加１．２万元。她还坚持一切的规模都必须比通常的小。不难看出，她的心境不好，为皇上的诞辰作准备时那种热情在她身上已荡然无存。那时她的兴致非常高，显然完全相信国事正渐渐好起来，相信不久就会在满洲恢复全部主权，那时有关这个国家的前景的一切似乎也比现在光明。不过对这类诞辰加以庆贺是她的职责，由于她的年纪和地位，这种庆贺她再怎么想简化也还是需要精心安排的。太后不加徽号的意旨得到了遵守，但祝寿的准备工作一如既往地进行着，规模很大。寿礼潮水般涌进宫里，处处装点得比皇上诞辰时更为奢华。
太后将在万佛寺所在的那座山半山腰一个宫殿的宝座上接受皇上、皇后以及公主、皇室成员的拜贺，她不在朝会大殿接受拜贺：这在传统上是专给皇上使用的。如果她是替他治理国家，就有在此受贺的可能，但现在她是和他一起治理，受贺就在别的宫殿了。这个宫殿位置在高处，使所有被允许进入官禁贺寿的人都能够看得见她。因为天气已渐渐寒冷，院子里、通往这个宫殿的汉白玉石级上，甚至于湖上平台的相当一部分都铺上了大红的地毯。
拜寿将从凌晨２点开始，这是太后诞生的时辰。宝座两旁各是三个巨大的校形银烛台，插着明黄色盘金龙的巨型蜡烛，每根重达５０磅。它们的高度是５英尺。通往宫殿的长长的山路上每级石级上都放上了“寿”字灯笼或带有“万寿无疆”字样的灯笼。用红色丝流苏精心装饰、标有朱红“寿”字的灯笼耀人眼目，将底下的整个平台、园子里的全部殿阁楼寺照得一片雪亮。
除了因季节的不同而作的很少几个变动之外，太后诞辰的一切都与皇上诞辰相仿，只是规模更大。这是由于太后年龄比皇上的大。宫内挤满了受邀前来的许多贵妇人，有些来自清朝的发祥地——远方的满洲腹地。贵妇人们在太后诞辰时所穿的冬日宫廷服装是紫貂领加毛皮衬里、镶边的缎袍，上面也像夏日的宫廷服装一样极其考究地绣了金的双龙。夏天别致的头饰也被冬天的毛皮帽子代替了。帽子前面一排珠宝，顶上也很考究，缀有宝石。不论是冬天还是夏天，头饰两侧那两簇鲜艳的花朵总插在那里。
在中国，寿诞的庆贺一向与祖先牌位前的祭奠仪式相伴相随，祝寿活动中太后不得不数次去北京。而庆寿仪式本身也相当累人。她那万分忧虑，再加上竭力使事情看得过去。竭力在所有这些仪式中把角色扮好的努力，使这次无奈的６９岁诞辰的庆典对这位中国皇太后来说毫无快乐可言。她发现她试图控制的这个帝国正处在一种极为危险的境地——边境上是战争威胁，各种各样错综复杂的外交关系有待进行处理，内部又时起叛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