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希望有人向我解释解释，”我说，“圣礼的意义究竟何在。你的意思是不是说，如果他一个人孤独地死去就得下地狱，而如果一位神父往他身上涂了油的话——”
“哦，不是油，”科迪莉娅说，“是给他治病。”
“愈发奇怪啦——好吧，不管教士干的是什么——做了以后他就会升入天堂。你们信奉的就是这个吗？”
这时卡拉插话说：“我想护士告诉过我，不管怎么样别人也说过，有人相信，神父在尸体还没有冷之前到场，一切就都好了，是这样，不是吗？”
其他的人们都攻击起她来。
“不，卡拉，不是这样的。”
“当然不是。”
“你理解得完全不对了，卡拉。”
“喏，我记得阿尔芳斯·德·嘉涅特死的时候，嘉涅特夫人叫一位教士藏在门外——他一看到教士就受不了——在尸体还没有冷就带他进去了。她亲口告诉我，他们给他做了一场规模很大的安魂弥撒，我也参加了。”
“做了安魂弥撒并不意味着你必定会升入天堂。”
“嘉涅特夫人认为是升了天堂的。”
“哦，那她可就错了。”
“你们这些天主教徒有哪一个知道，这个神父能够做出什么好事来呢？”我问，“难道你们如此安排只是好让你们的父亲能有一个基督教的葬礼吗？还是你们想使他免得下地狱呢？我倒很想领教领教。”
布赖兹赫德稍微详尽地给我讲了讲，刚一说完，卡拉就提出了一个简单的疑问：“这些我以前可没听说过。”她的话结果多少破坏了这个天主教阵线的联合。
“请把这点弄明白，”我说，“他必须按照他自己的志愿行事；他必须感到悔悟，并且希望得到赦免；对不对呢？然而只有上帝才知道他是否真的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神父说不清楚；如果没有神父在场，他就独自依照自己的意愿行事，不就如同有一位神父在场一样了吗。当一个人身体太虚弱，他自己的意愿无法表达出来的时候，他的意愿很可能仍然在起作用；对不对呢？他也许躺着，好像在等待着死亡，一直行使着自己的意志力，得到赦免，而且上帝是理解的；对不对呢？”
“多少是这样吧。”布赖兹赫德说道。
“好啦，看在老天的面上，”我说，“神父有什么用处呢？”
大家都不说话了，这时朱莉娅叹了一口气，布赖兹赫德吸了一口气，仿佛开始要把这些种种说法进一步分析。在沉默中卡拉说：“我知道的就是请神父来的事我要特别当心。”
“天哪，”科迪莉娅说，“我认为这是最好的回答了。”
让我们别再争论了，各有各的理由，不过大家都认为这场争论得不出什么结论。
后来朱莉娅说：“我希望你不要再挑起这场宗教争论来。”
“并不是我挑起来的。”
“你没有说服别人，你也没有真的说服自己。”
“我只是想知道那些人相信的究竟是什么。他们都说那样做是合乎逻辑的。”
“如果你让布赖德把话讲完，他就会把这件事说得完全合乎逻辑。”
“你们一共有四个人。”我说，“关于宗教，卡拉什么也不懂，因此她可能信，也可能不信；你懂一点儿，连一个字也不相信；科迪莉娅也懂得那么些，并且疯狂相信；只有可怜的布赖德懂得，而且相信，可是一到要解释的时候，我觉得他可就出丑了。人们来回重复地说：‘至少天主教徒知道他们相信的是什么。’今天晚上我们做了很好的典型分析——”
“哦，查尔斯，别说大话。我看你越来越怀疑自己了。”
几个星期过去了，马奇梅因勋爵依然活着。到了六月，我的离婚判决了，我的前妻接着就第二次结婚了。而朱莉娅九月里才会自由。我注意到，当我们结婚的日子越来越近时，朱莉娅就越发不满足似地谈到结婚的事情；而战争也愈来愈临近了——对这一点我们两人谁都不怀疑——但是朱莉娅那种温情的、有时似乎是冷漠的、绝望的渴望并不是来自她自身以外的任何不可逆料的事情；当她显得像一头被关在笼子里的动物要冲破她对我的爱的牢笼的时候，这种渴望突然变得阴暗得像短短的一阵近乎仇恨的发作。
这时我被叫到战争部，经过询问，编进了紧急状态时征募的人员名册里；科迪莉娅也一样，被编入另一份名册中；于是名册就像我们在中学时一样，又一次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了。一切事情都在为应付迫在眉睫的“紧急情况”作准备。在那间黑洞洞的办公室里，“战争”这个字是没有人提到的；这是一种禁忌；如果有了“紧急情况”，我们就会被召集起来——不是遇到冲突，那是根据人类意志的行为；不像复仇或天灾那么简单明白；一种“紧急情况”；一个露出海面的东西，一个看不见面孔，抽打着尾巴从深水冒出来的妖怪。
马奇梅因勋爵对他房间以外的事变不感兴趣。我们每天给他送来报纸，试着读给他听，可是他的脑袋在枕头上扭过来，眼睛却随着他周围复杂的格局转动。“还要往下念吗？”“如果你不腻烦的话就请往下念吧。”可是他并没有听。偶尔听到某个熟悉的名字他就咕哝着：“欧文……我认识他——一个平庸之辈”；有时还发出一些不着边际的话：“捷克人天生就是优秀的马车夫，如此而已。”然而他的心却远离尘事了；而他想的就在这儿，就在此时此地，他一味地想心事；除了为生存而进行孤独的挣扎外，他也再没有力气进行别的斗争了。
我对那个每天都和我们在一起的医生说：“他有一种要活下去的了不起的意志，是不是？”
“你想这样来解释吗？我看还不如说是对死亡的极端恐惧。”
“难道这有什么区别吗？”
“噢，亲爱的，有区别。你知道，你从恐惧中汲取不到什么力量。恐惧使他精疲力竭了。”
仅次于死亡，他最害怕的就是黑暗和孤独，或许因为这两者像死亡一样。他愿意让我们在他的房间里，让一盏盏灯在那些塑像中间整夜点着；他不希望我们多说话，但是他却喃喃自语，声音很轻，以致我们常常听不出他说的是什么；他所以要讲话，我想是因为只有他自己的声音才是他能够信赖的，只有说话的时候，他才确信他还活着；他的话并不是说给我们听的，也不是给任何人听的，而是给他自己听的。
“今天好些了，今天好些了。现在我能看见壁炉那个角落里，那个清朝大臣手拿着金铃铛，他脚底下那棵歪歪扭扭的树繁花盛开。而昨天我头脑混乱啦，把那个小宝塔也当成人了。不久，我就会看到那座桥和三只鹳了，我还会分辨出那条道路在哪儿通到山上去。
“明天会更好些。我们住在家里的时间长，结婚却晚了。七十三岁的年龄并不算很大。朱莉娅奶奶，我父亲的姑姑，活到了八十八岁，是在这儿生的，也是在这儿去世的，她没有结过婚，曾经在灯塔山上看到过特拉法加角战役的炮火，她总是把这个地方叫作‘新房子’；这是他们在育婴室或者在打仗时给这房子起的名称，不识字的人记得很久以前的事情。你们现在在乡村教堂附近还可以看到那所旧房子；他们管那片田地叫作‘城堡山’，是霍利克家的地，坑坑洼洼，有一半荒废了，地里都是茂密的荨麻和荆棘，太深了，无法耕种。他们把房屋的根基挖出来，把石头运去盖成这片新房子；朱莉娅奶奶出生的时候，这所房子已经有一百年了。这些石头就是我们在城堡山废了的洼地中的根；也是在荆棘和荨麻丛中的根；而且在那个旧教堂和附属小教堂里的墓穴丛中，没有教会人员唱诗。
“朱莉娅奶奶知道这些墓穴，跷着二郎腿的骑士啦，穿着马甲的伯爵啦，跟罗马参议员差不多的侯爵啦，石灰石，雪花石膏，还有意大利的大理石；她曾经用她的乌檀木手杖敲打过那些饰有纹章的盾牌，还把盔瓣做成花环放在老罗杰爵士的墓上。那时我们家是骑士，自从阿金考特战役就成了男爵，在乔治王朝，荣誉更大。他们是后来的，却要先垮下去；男爵爵位仍然保留下来。如果你们都死了，朱莉娅的孩子就要用他那些出生在全盛时代以前的祖先的名字来取名了；在那个全盛时代，是剪羊毛和广袤的麦地的时期，是欣欣向荣、大兴土木的时期，那时侯沼泽地排干了，荒凉的原野开垦出来了，当时一位祖先建了一所房子，他的儿子就在上面加了一个穹顶，儿子的儿子又给房子两边添上厢房，筑上河堤，拦住河水。朱莉娅奶奶眼瞅着他们建起那个喷泉来，这座喷泉装置运来以前就已经很古老了，在那不勒斯的太阳下曝晒了二百多年，在纳尔逊时代用军舰运回来。不久这个喷泉就会枯干，直到雨水给它注满水为止，水池里的落叶就漂浮起来；在几池湖水上面芦苇会蔓延开来，又缩小。今天好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