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如何，这是以后的事情了。从领事馆出来，我径直去那所修道院，见到了院长。他是一个严峻的丹麦老头，在中非洲待了五十年。他对我讲了他了解的那一部分情况；塞巴斯蒂安如何被发现的，像领事说的一样，他蓄着胡须，拿着小提箱，要求收留下来当一名打杂的僧侣。‘他诚恳极了，’那位院长说”——科迪莉娅模仿着他那奇怪的腔调；我记得她上学的时候就有一种模仿的本领——“‘请不要以为这里面有什么可疑的地方——他的神智完全正常，而且也十分诚恳。’他希望到未开垦的丛林中去，走得越远越好，到最单纯的人们当中去，到吃人生番中去。院长说道：‘我们的教区里可没有吃人生番啊。’他说，好吧，俾格米人就行，或者只是河边的原始村落，再不就是麻风病人住的地方，麻风病人是他求之不得的了。院长说：‘我们倒是有不少麻风病人，可是他们全住在有医生和修女的居留地里，那里一切都是井井有条的。’他又想想，然后说也许他所希望的并不是麻风病人，是不是有一座靠着河边的小教堂——你看，他总是要一条河——当神父走了以后，这座教堂可以由他来照管。院长说：‘不错，像这样的教堂倒是有的。现在你给我讲讲你自己的情况吧。’‘咳，我是微不足道的。’他说道。‘我们看出他是个怪人，’”科迪莉娅又模仿起院长的调子来，“‘他是个怪人，不过倒是十分诚恳。’院长给他讲入院以前要经过一个见习期和训练时期，然后又说，‘你不算年轻了。我看你身子骨也不太壮实。’他说道：‘不，我可不想受训练。我想干那种需要训练的事情。’院长说：‘我的朋友，你自己倒是需要一位传教士来管你，’他说：‘是的，当然啰。’于是院长把他打发走了。
“第二天他又回来了。他又喝了酒。他说他已经决定当一个见习修道士，并且愿意接受训练。‘好啦，’院长说，‘有些事情是去丛林里工作的人不许做的。其中一项就是喝酒。喝酒虽然不是最糟糕的事，但却是很致命的。我又把他打发走了。’以后每个星期他都要来两三次，总是喝得醉醺醺的，以至后来院长吩咐门房不许他再进来。我说：‘噢，亲爱的，恐怕他让你很厌烦吧，’当然啦，这是那种地方的人不会理解的事情。那位院长只是说：‘除了为他祈祷外，我认为我对他再也没有办法帮助了。’院长是一个非常圣洁的老人，并且在别人身上也看得出圣洁来。”
“圣洁吗？”
“是啊，查尔斯，这就是你们必须理解塞巴斯蒂安的道理。
“嗯，最后有一天他们发现塞巴斯蒂安躺在大门外不省人事，原来他步行出去——平常他总是搭一辆汽车——后来就摔倒了，在那儿躺了一夜。起初他们还以为他不过是又喝醉了；后来他们才明白原来他病得十分厉害，这样他们就把他送进医院里，打那以后他就一直待在那儿了。
“我陪着他待了半个月，直到他度过了病情最严重的时期。他的样子很可怕，说不上有多大岁数，头顶秃得厉害，胡须蓬乱，不过他的举止还像平时那样亲切可爱。他们让他住一个单间；这房间比修道士的秘室只强一点儿，一张床，一个十字架，四周是白墙壁。最初他连话都不能多说，看到我一点也不觉得奇怪；后来他感到奇怪了，但不愿多说话，直到我要离开的时候，他才把他的遭遇全都告诉我了。他讲的几乎大部分都是关于他的德国朋友库尔特的事。对啦，你见到过库尔特，看来你也明白一切了。库尔特这人的事听起来让人很厌恶，不过只要塞巴斯蒂安有他照看，倒是很愉快的。他告诉我，当他和库尔特住在一起时，他几乎一度戒了酒。库尔特有病，还带着治不好的伤。塞巴斯蒂安照看他脱离苦难。后来库尔特的身体好了，他们就去了希腊。你知道当德国人到了一个古雅的国家时，他就会发现一种正派的感觉。这种情形似乎也在库尔特身上发生了作用。塞巴斯蒂安说库尔特在雅典变得非常通人情。后来他给送进监狱；我不十分了解是什么原因；显然不完全是他的过错——是同一个军官吵了架。他一旦被拘留起来，德国当局就抓住他了。当时德国当局正在围捕国外的侨民，让他们都参加纳粹组织。库尔特不愿意离开希腊，而希腊人却不需要他，于是他和一大群流氓一起被直接从监狱押上一只德国船，运回德国去了。
“塞巴斯蒂安寻找他，寻了一年也没有见踪影。后来他终于在一个外省城市里追查到他，这时他已经穿上纳粹冲锋队员的服装。起初，他不愿和塞巴斯蒂安有什么往来，后来却滔滔不绝地讲起德国官方的术语来，什么复兴祖国啦，他属于他的祖国啦，什么在他那种族的生活里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啦。其实这不过是些表面文章。塞巴斯蒂安六年对他的影响毕竟比希特勒一年对他影响要大；最后，他丢弃了这些表面的话，承认他恨德国，想逃出去。我不知道他想离开的原因在多大程度上是由于贪图安闲的生活；依赖塞巴斯蒂安过日子，在地中海游泳，在咖啡馆里闲坐，让人把他的皮鞋擦得锃亮。塞巴斯蒂安说完全不是这么回事；他在雅典就已经开始成熟了。也许塞巴斯蒂安说得对。不管怎样，他决定逃跑。可是他的决定并没有实现。不管他做什么，总是要倒大霉，塞巴斯蒂安说。他们抓住了库尔特，把他投进集中营。塞巴斯蒂安无法接近他，也得不到关于他的一点儿消息；甚至连他给关在哪一个集中营他都听不出来；他在德国游荡了快一年，又喝开了酒，后来有一天在他喝醉的时候，交上了一位朋友，恰好这个人是刚从库尔特曾经待过的集中营里出来的，这才知道库尔特在第一个星期就在他的牢房里自缢死了。
“这样塞巴斯蒂安的欧洲之行就结束了。他又回到摩洛哥，他在那里一度过得很快活，他沿地中海岸坐着船停停走走，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直到有一天他清醒过来了——现在他已经到了经常酗酒的地步了——他就产生了要逃避到野蛮人中间去的想法。以后他就在那里了。
“我没有提出要求他回家。我知道他不愿意回来的，再说他的身体也太虚弱了，也无法说服他打消这个念头。我离开的时候他似乎相当高兴。他永远不可能去丛林地区了，当然也不可能担任什么神职，不过那位修道院长将要照管他的；他们打算让他当一个下级勤杂工。你知道，在一个宗教性的组织里，总有几个吃闲饭的人，这些人既不适合过世俗生活又不适应寺院的清规。我想我自己就是这种人。不过碰巧由于我不喝酒，所以我更适于人家雇用。”
我们已转到道路转弯的地方，这是最后也是最小的一个水塘尽头的石桥边，桥下漫涨的池水瀑布般地落下来，注入下面的溪流里；在远处，小路折转过来，回到宅邸那里。我们在桥栏杆边停住脚，凝视着下面黑黝黝的池水。
“我过去有个女教师，她从这个桥上跳下去自杀了。”
“嗯，我知道。”
“你怎么知道的？”
“这是我听说的关于你的第一件事——是在我见到你以前。”
“多么奇怪……”
“你跟朱莉娅谈过关于塞巴斯蒂安的这些情况吗？”
“大体上说了说；不大像我对你讲的。你知道，她从来不爱他，像我们现在这样爱他。”
“像现在这样。”她用现在时态责备我；在科迪莉娅用动词“爱”时，没有过去时态。
“可怜的塞巴斯蒂安！”我说，“太可怜了。以后可怎么收场呢？”
“查尔斯，我想我能够确切地告诉你。我曾经见过像他这样的人，我相信他们更接近上帝，而且更爱上帝。他的生活会半是超群出世，半是涉足红尘，是我们都熟悉的一个带着一把扫帚和一串钥匙游游荡荡的人物。他会是老神父的大宠儿，也是见习修道士们开玩笑的对象。大家都会知道他喝酒的事；他每个月都会失踪两三天，大家就会摇摇头，会心一笑，异口同声地说：‘老塞巴斯蒂安又狂欢了。’后来，他回来时邋里邋遢，满面羞惭，一两天之内他在小教堂里会显得更虔诚。他也许在花园附近还有几处小小的储藏处，藏着一瓶酒，不时地偷偷大口大口喝一通。每逢有一位讲英语的客人来访，他们就会请他当向导，而他会表现得十分可爱，这样在他们临走时，他们会问起他自己的事，他也许会隐隐约约地向他们暗示他在国内还有一些很有名望的亲戚呢。如果他活的岁数够大，一代又一代从远方各处来的传教士会把他看作一个奇怪的老人，是他们学生时代的家乡的一部分，他们做弥撒的时候会想起他来。他还形成了笃信宗教的种种怪癖，以及他自己热烈崇拜上帝的仪式。他偶尔也会在小教堂里出现，可是当他没来时，人们会想念他。然后有一天早晨在他狂饮了一通之后，他会在大门口被人抱起来，奄奄一息，当他们给他举行最后圣礼的时候，只是由于眼睑眨动而表明他还有点知觉。这样度过一生也不能算太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