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来到春天我们不会再看见这些了，”朱莉娅说，“或许永远不会了。”
“以前有一次，”我说，“我离开的时候想，我再也不会回来了。”
“也许好多年以后，会回来旧地重游，看看这里的遗迹，回忆我们的往事……”
在这间黑洞洞的房间里，我们身后一扇门打开又关上了。威尔科克斯穿过壁炉的火光走进落地窗户附近的暮色里。
“有一个电话留下话，小姐，是科迪莉娅小姐打来的。”
“科迪莉娅小姐！她在哪儿？”
“在伦敦，小姐。”
“威尔科克斯，太好啦！她要回家来吗？”
“她刚动身去火车站。晚饭后她就会到这儿。”
“我已经有十二年没有见到她了。”我说道——不是从那晚上，当时我们在一起吃的晚饭，她说起要当修女的时候算起，而是从我在马奇梅因公馆画那间客厅的傍晚算起。“她过去是一个迷人的女孩。”
“她过着奇怪的生活。起初，在修道院；后来遇到战争，那里不行了，就去了西班牙。从那时我就再也没有看到她了。仗打完了，战地救护队其他的姑娘们都回来了；她却留下了，协助人们回到自己的家园，还在战俘营里帮过忙。多么奇怪的姑娘。她长大后相貌很平常，你知道。”
“她知道我们的情况吗？”
“知道，她还给我写过一封很亲切的信呢。”
想到科迪莉娅长大了“相貌平常”，这真叫人痛心；只消想想她全部炽烈的感情都耗费在血浆注射和除虱粉上面，真叫人难受。她到家时，由于旅途劳顿而疲惫不堪，而且衣衫褴褛，神情举止似乎无意取悦别人，我觉得她是个难看的女人。说来也奇怪，我想，同样的遗传因子，经过不同的排列和组合，怎么就会产生出布赖兹赫德、塞巴斯蒂安、朱莉娅和她这样不同的人来。她毫无疑问是他们的妹妹，既没有朱莉娅或塞巴斯蒂安身上的优雅，也没有布赖兹赫德的庄严持重。她显得生气勃勃，而又注重实际，浑身都浸透了战俘营和裹伤站的气味，由于习惯了大苦大难，她没有了各种优美的快乐表情。她看起来要比二十六岁大，而且艰苦的生活也使她变得粗糙了。经年累月使用外语和人交往使得她把语言音调的细微差别都消磨殆尽了；她坐在壁炉边稍微叉着双腿，说了一声“回大家来真是太美啦”。这话听起来好像是一头野兽回到巢穴时发出的呼噜呼噜的声音。
由于同朱莉娅的白皙皮肤、丝绸般柔软、满头钻石的头发对比，同留在我记忆中科迪莉娅少女时代的模样对比，最初半个小时她给我的印象就显得更加突出了。
“我在西班牙的工作已经结束了，”她说，“当局对我很客气，对我做了的一切表示了感谢，还奖给我一枚奖章，然后就打发我回来了。看样子这里好像不久也会有同样性质的工作了。”
接着她又说：“现在太晚了，没法去看保姆了吧？”
“不晚，她一直坐着听她的收音机呢。”
我们三人一起上楼去，到了过去的育婴室。我和朱莉娅每天总要在这儿消磨一段时间。霍金斯保姆和我父亲都是那种似乎永远不变的人，他们的样子比我最初看到他们时一点都没有显老。在霍金斯保姆桌子上那寥寥几件爱物中—一串念珠，一部《英国贵族名录》，一张干净的棕色纸包裹着这部名录的红色烫金的封面，还有几张照片和几件节日礼物——现在又添了一架收音机。当我们突如其来向她透露我和朱莉娅要结婚的时候，她说：“啊，亲爱的，我希望一切都吉祥如意。”她的宗教使她不好询问朱莉娅的行为是否合适。
她一直不喜欢布赖兹赫德。听到他订婚的消息时她说：“他肯定费了好长的时间才拿定主意的。”后来她查《英国贵族名录》，查不到马斯普拉特夫人的亲戚中有任何贵族关系，又说道，“我想，她把他攥在手心里了。”
我们看到她时，她就像平时傍晚的样子，坐在壁炉旁，身边还有她的茶壶和一块她正在编织的羊毛小地毯。
“我知道你们会上来的，”她说道，“威尔科克斯先生派人来告诉我说你们要来。”
“我给你带来一些花边。”
“哦，亲爱的，真好啊。这跟可怜的夫人望弥撒时常穿的衣服花边差不多。不过我始终不明白人们为什么要把花边做成黑色的，要知道花边本来是白色的嘛。我相信，这件东西真招人爱。”
“奶妈，我可以把收音机关掉吗？”
“当然，可以可以；我没注意它还开着呢，见到你看我这高兴劲儿。你把头发梳成个什么样子了？”
“我知道它难看极了。现在我回来了，得好好地拾掇拾掇了，亲爱的奶妈。”
我们坐着谈话，而且我注意到科迪莉娅的温情眼光盯在我们几个人身上时，我才开始发现她也有她自己的美。
“上个月我见到塞巴斯蒂安了。”
“他走了多么久啦！他还好吗？”
“不太好。这也正是我去那儿的原因。你知道西班牙离突尼斯很近。他在那里和修道士在一起。”
“我希望他们会好好照料他。我料到他们会觉得他是个很难对付的人。每逢圣诞节，他总是给我寄贺年片，不过这和他在家里总不一样。为什么你们总要到国外去呢，我可始终不明白。就像爵爷一样。那阵子都说要跟慕尼黑打仗了，我就自言自语说，‘科迪莉娅和塞巴斯蒂安，还有爵爷，他们全都在国外呢；这下他们可要受罪了。’”
“我想让他跟我一块回家来，可是他不愿意。现在他蓄起了胡子，你知道，而且虔诚地信教了。”
“这我可不信，即使亲眼看见也不信。他一向有些异教味儿。布赖兹赫德倒是个适合进教会的人，塞巴斯蒂安可不是的。再说，还有什么胡子，只是幻想罢了；他的皮肤那么白，总是显得那么清洁，尽管他一天不洗还是那么干净，可是尽管你给布赖兹赫德怎样擦洗，他也白净不了。”
“多可怕啊，”朱莉娅有一次说道，“想想你怎么把塞巴斯蒂安完全忘记了。”
“他是一个‘序幕’。”
“这是你在那场暴风雨中说过的话。从那时起，我就一直想，也许我也不过是个‘序幕’罢了。”
“也许，”我想，同时她的话还在我们之间的空气中飘荡，就像烟草的一缕青烟——一个将要像一缕青烟一样变淡、又消失得无影无踪的念头——“也许我们的全部爱情只是些暗示和象征罢了；这是涂写在门柱上和前面已经有人走过的疲倦的路上随便涂写的文字罢了；也许你和我是典型的人物，那时落在我俩中间的哀伤是由于我们在寻求中感到失望而产生的，每人都在努力你追我赶，不时瞥见对方的影子，而那影子总是在我们前面一两步就拐过了街角。”
我没有忘掉塞巴斯蒂安。他在朱莉娅身上每天都和我在一起，或者毋宁说，在遥远的田园牧歌式的日子里，我在他身上认识了朱莉娅。
“对一个姑娘来说，这是一种冷冰冰的安慰。”当我试着解释时她说道，“我怎么能知道我不会突然变成另外一个人呢？这道是个糊弄人的好方法。”
我没有忘掉塞巴斯蒂安；这所房子的每一块石头都勾引起对他的回忆，听到科迪莉娅说起她在一个月以前看到了他本人的时候，萦绕在我脑中的全都是我这位失踪的朋友。当我们离开育婴室的时候，我说道：“我要听听关于塞巴斯蒂安的全部情况。”
“明天吧。说起来话长呢。”
到第二天，我们在寒风呼啸的园林里散步时，她告诉我说：
“当时我听说他快要死了。”她说道，“这是布尔戈斯一位刚从北非来的新闻记者告诉我的。说那儿有个穷困潦倒的人，叫弗莱特，大家都说是一位英国勋爵，神父们发现他的时候他快饿死了，于是就把他收留在迦太基附近一家修道院里了。我就这样听到这个消息的。当时我知道这个消息不可能十分准确——尽管我们为塞巴斯蒂安做的事很有限，可是他起码有寄给他的钱吧——可是我还是立刻动身了。
“说起来简单。我先去了领事馆，他们对他的情况很清楚。他正在传教神父总部的医院里。按照领事的说法，塞巴斯蒂安是某一天坐着一辆从阿尔及尔开来的公共汽车到突尼斯来的，后来他请求雇佣他当一名教会的杂役僧侣。神父们看了他一眼，就拒绝了。后来他又开始喝酒。他住在阿拉伯人居住区边上的一家小客店里。后来我去看了看那地方，那是个酒吧间，上边有几间住房，由一个希腊人经营，里面散发着热油、大蒜、走了味的葡萄酒和旧衣服的气味。一些希腊小商人到这地方来，玩玩西洋跳棋，听听收音机。他在那儿住了一个月，喝的是希腊艾酒，还不时出去溜达，他们都不知道他去的地方，回来后又喝开酒了。人们怕他会出事，有时候就在后面尾随他，可是他只是到教堂去，再不就是搭辆汽车去城外的修道院。那里的人全都喜欢他。不管他到了什么地方，也不管他的境遇如何，他总是挺招人喜欢的。他身上招人喜欢的东西是永远不会失掉的。你们真该听听那个旅馆老板和他一家人是怎样谈到他的，他们一个劲儿地流眼泪；那些人分明是到处抢劫了他，不过他们倒也照看他，想方设法让他吃上饭。可是让他们吃惊不小的是，他不愿吃饭；而且他随身带着那么些钱，却那么瘦。当我们用很特别的发育谈着话的时候，又进来几个住在这地方的人；他们说的情形全都一样。多么好的人呀，他们说，看到他这么潦倒他们都十分难过。由于让他落到了这步田地，他们对他的家庭很有恶感。他们说，他们的人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我相信他们说得很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