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个女人说道：“一边说再见，一边又知道我们过半个小时又会见面，而且许多天每隔半小时都要见一次面，这不是妙极了吗？”
客人们陆续告辞了，每个人走的时候都要告诉我，我的妻子已经答应了在最近的时间里我将为他做些什么事。这个晚上的话题就是：我们大家都会常常碰面，以及我们形成了一个只有物理学家才能描述得出来的分子体系。末了那只天鹅也用轮车推走了，我对妻子说，“朱莉娅一直没来。”
“不来了，她打过电话了。我听不清她的话，噪音就一直没断——她大概为了一件衣服吧。不过真够幸运的了，这儿连个活动余地都没有了。这个聚会挺不错吧？你很讨厌它吗？你的举止好极了，而且看起来派头很高贵。你那个红头发的好朋友是谁呀？”
“不是我的什么好朋友。”
“那可太奇怪了！你跟克拉姆先生说过去好莱坞工作的事吗？”
“当然没有。”
“唉，查尔斯，你真叫我操心。光是站在那儿摆出尊贵的派头，像个为艺术而牺牲的人，这是不够的。咱们吃晚饭去吧。我们在船长那张桌子吃。我想今天晚上他大概不会下来吃的，不过遵守时间才有礼貌。”
当我们到了桌子跟前时，其他聚会的人已经各就各位了。在空着的船长那张椅子两边坐着朱莉娅和施托伊弗桑特·奥格兰德夫人；除了他们，还有一位英国外交官和他的妻子，还有上议员施托伊弗桑特·奥格兰德，还有一位美国教士，这时他孤零零地坐在两对空着的椅子中间那张椅子上。这位教士后来把自己说成是——似乎有些多余—一位圣公会的主教。餐桌旁夫妻都是坐在一起的。这时我的妻子必须当机立断，尽管那位服务员企图指挥我们另外一个坐法，可是她还是分开坐了，她挨着那位上议员坐，我挨着主教。朱莉娅对我们两人忧郁地露出一点儿同情的表示来。
“说到鸡尾酒会真让人丧气，”她说道，“当时我的要命的女仆和我所有的衣服都不见了。她半个小时前才回来。原来她打乒乓球去了。”
“我跟上议员说了他没看到什么人，”施托伊弗桑特·奥格兰德夫人说。“无论西莉娅到什么地方，你准会发现那里所有的头面人物她全都认识。”
“在我右边的，”那位主教说，“预料会来的是一对重要人物。他们在自己的客舱里吃饭，除非事先得到通知船长会光临才来这里。”
我们是乏味透顶的一圈人；连我的妻子喜欢社交的精神也动摇了。我不时听到她的片片断断的谈话。
“……一个非凡的红头发的小个子男人。相貌像福尔纳夫船长。”
“但是我认为你的意思是说，西莉娅小姐，你并不认识他。”
“我是说他像福尔纳夫船长。”
“我有些明白了。他为了参加你的酒会而冒充你的这位朋友。”
“不，不。福尔纳夫船长不过是个喜剧角色。”
“另外这个人听起来也没有多大意思啊。你的朋友是一个喜剧演员吗？”
“不是，不是。福尔纳夫船长是一家英国报纸上的虚构人物。知道吧，就像你们的虚构人物‘凸眼球’一样。”
那位上议员放下手里的刀叉。“简单地说：一个骗子参加你的宴会，而你又接纳了他，因为他和一部动画片里的一个虚构人物出奇地相像。”
“是的，我想的确是这样。”
上议员看着他的妻子似乎像是说：“头面人物，嘿！”
我听见桌子对面朱莉娅正在替那个外交官试图追溯她的匈牙利和意大利表兄妹之间的婚姻关系。一颗颗宝石在她头上和手指上闪着光，可是她的手却神经质地揉搓着几个小面包球，她那闪着宝石光泽的头绝望地低垂着。
那位主教告诉我他去巴塞罗那担负着友好亲善的使命……“一项非常非常有意义的清理工作已经完成了，赖德先生。在更广阔的基础上重建的时机已经来临。我定的目标是：让所谓的无政府主义者和所谓的共产主义者和解。以此为目的，我和我的委员会也已经深入研究了关于这个问题的一切有采用价值的文件。赖德先生，我们的结论是一致的。两种思想意识之间，并没有根本的分歧。分歧是人物性格的问题，赖德先生，凡是由于人物性格而出现分歧的问题，人物性格也可以把它统一起来……”
在另一边我听到说：“我可否斗胆地问一句，你丈夫去考察，是什么单位发起的呢？”
那位外交官夫人勇敢地跨过把他们隔开来的鸿沟和主教攀谈起来。
“你到了巴塞罗那，将说哪一种语言呢？”
“说理性和兄弟情谊的语言，夫人。”然后他又转过身来对我说，“下一个世纪，说话将用思想而不是用语言。你不同意吗，赖德先生？”
“同意，”我说，“同意。”
“什么是语言呢？”主教说。
“确实，什么是语言呢？”
“无非是传统的符号罢了，赖德先生，这个时代恰恰是适当地怀疑传统符号的时代。”
我的脑子感到天旋地转；经历了我妻子举办的那个吵吵嚷嚷的酒会，和今天下午那种难以了解的情绪，经历了和我的妻子在纽约的纵情享乐，在充满瘴疠和绿阴的丛林中过了好几个月的孤独生活以后，目前这种状态实在是不堪忍受了。我觉得自己就像荒野里的李尔王，就像那个被疯子逼到绝路的马尔菲公爵夫人一样，我呼唤着狂风暴雨，仿佛依靠巫术，我的召唤就会应验似的。
这时有那么一刻，尽管我当时弄不清楚是不是神经紧张变出来的幻觉，反正我感到有一种周而复始、持续不断的逐渐增长的运动——这间宽大的餐厅猛地膨胀和震颤，就像一个人酣睡时的胸脯一样。这时我的妻子扭过脸对我说：“要么是我有些醉了，要么是暴风雨来了。”就在她说话的时候，我们觉得自己坐在椅子上歪到一边去了；这时靠墙放着的刀叉餐具掉落下来发出一片猛烈的碰撞声和叮叮当当的声音，桌上的酒杯全都打翻了，在桌子上滚动起来，而这时我们每个人都稳住盘子叉子，用各种不同的表情望着别人，从外交官太太明显的恐惧到朱莉娅的怡然自得。
在我们这个封闭隔绝的天地里听不到、看不到也感觉不到的外面的八级大风，在上面高空飕飕地刮了一小时，现在已经变了风向，直向船首猛扑过来。
猛烈的碰撞声过后接着就是一片沉寂，随后又爆发出一阵高声的神经质的咯咯笑声。服务员们把餐巾撂在洒出来的一摊摊葡萄酒上。我们还想继续谈话，可是大家都在等待着，就像那淡褐黄色的小个子男人盯住水滴胀大从天鹅嘴上滴落下来那样，等待着下一次巨大的冲击；冲击来了，比上一次还要猛烈。
“我该向大家告辞了。”外交官太太说着站起来。
她的丈夫带她回自己的舱里去了。整个餐厅霎时间便空了。很快就剩了朱莉娅、我妻子和我还在餐桌旁，好像是心灵感应似的，朱莉娅说道：“就像李尔王似的。”
“只是我们每一个人完完全全就像他们三个人。”
“你说的是什么意思？”我的妻子说道。
“李尔、肯特和弄臣。”
“噢，亲爱的，好像又要谈一遍刚才那场折磨人的福尔纳夫式的谈话了吧。不要再解释了吧。”
“我怀疑我是否能解释得了呢。”我说。
又上升，又猛地跌落。值班的服务员把东西系紧，关上，赶快把放不稳的装饰品拿走。
“好啦，我们已经吃完了晚饭，表现了英国人镇定的好榜样。”我的妻子说，“走吧，去看看情况怎么样啦。”
去休息厅的路上，有一次我们三个人不得不紧紧地抱住一根柱子；当我们到了休息厅的时候，发现那里几乎无人了，乐队奏着曲子，可是没有人跳舞；摆好几张卖汤博拉彩票的桌子，可是没有人买一张彩票，那个船上的高级船员专用下级船员的顺口溜来报数——“漂亮的十六，亲嘴没轮上——房门的钥匙，二十——稀里哗啦，六十六”——这时他正在和他的同事们懒洋洋地聊着天；大厅里稀稀落落还有二十来个看小说的人，还有几桌人在打桥牌，吸烟室里还有几个人在喝白兰地，可是我们的两个小时以前的客人都不见了。
我们三人在空荡荡的舞池旁稍坐片刻；我的妻子一肚子鬼算盘，按照她的主意，我们可以不失礼地挪到餐厅另一张桌子上去。“要去饭馆可就太蠢了，”她说，“完全一样的饭菜，还得付额外的钱。总而言之，饭馆只有电影界的人才去。我不知道我们为什么非得去那儿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