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怜的头脑简单的修道士，”我想，“可怜的笨蛋。”上帝饶恕我吧！
塞巴斯蒂安住在专门为欧洲人保留的厢房里，病床被低矮的隔板分隔成一间间的小室，还有某种单间的意味。他正躺着，双手放在被子上，凝视着墙壁，墙上唯一的装饰品是一张石印的宗教油画。
“你的朋友来了，”修士说道。
他慢慢回头望望。
“哟，我以为他说的是库尔特来了呢。查尔斯，你在这儿干什么？”
他比以前更消瘦了；饮酒使别人肥胖起来，红光满面，可是似乎却使他枯萎干瘪了。那位修士离开了我们，我在他的床边坐下，说起了他的病情。
“我的神经错乱了一两天，”他说道，“我一直觉得回到牛津。你去过我的住所了吗？喜欢那地方吗？库尔特还在那儿吗？我不问你喜欢不喜欢库尔特；没人喜欢他。说来可笑——如果没有他，我就没法过活啦，知道吧。”
随后我讲他母亲的情况。一时他什么话也没有说，只是躺着盯着看那张七悲圣母的石印油画，后来说道：
“可怜的妈妈。她真是一个不幸的女人，不是吗？轻轻一碰就要她的命了。”
我给朱莉娅拍了电报，说塞巴斯蒂安不能旅行，随后我又在非斯待了一个星期，每天都到医院去，到后来他恢复到能够走动了。他恢复体力的头一个迹象，是在看望他的第二天他要喝白兰地。第二天，他也不知道用什么方法弄到了一些，他把酒藏在被单底下。
那个医生说：“你的朋友可又喝开了。这里是禁止喝酒的。我可有什么办法呢？这儿又不是少年教养所。我也不能在病房里安置警察呀。我到这儿是来给人看病，而不是来防止他们染上恶习，或是来教他们学会自我控制。白兰地酒现在对他还没有什么害处。等他下次再病了就会使他更加衰弱了，以后总有一天一点小病就会要他的命的。这里并不是酒鬼之家啊。这个周末他就得出院。”
那个打杂的修士说：“你的朋友今天分外高兴，好像变了一个人似的。”
“可怜的头脑简单的修士，”我想到，“可怜的笨蛋。”可是他又说：“你知道为什么吗？他把一瓶白兰地藏在他的床上。我发现这是第二次了。我刚拿走这一瓶，他马上又弄到一瓶。可真够淘气的。是那几个阿拉伯小孩给他带进来的。看到他又很高兴也好，这一向他太伤心了。”
最后一个下午我说道：“塞巴斯蒂安，你母亲已经去世了”——这个消息是当天上午到的——“你想回英国去吗？”
“这会是很好的，从某些方面来说，“他说，“可是你认为库尔特会愿意吗？”
“看在上帝的面上，”我说，“你不打算和库尔特过一辈子吧？”
“我不知道。好像他打算跟我过一辈子的。‘寨（这）也许对他很好，我猜，’”他模仿库尔特的口音说道，以后他又说了些话，如果我当时对他说的多加注意的话，我就会明白我一直不解的症结在什么地方；那些话我当时听到了，而且也记住了，可是却没有注意。“你知道，查尔斯，”他说，“当你的一生有了人来照顾你，有一个人来照顾你自己，这种变化是多么愉快啊。当然，非得是一个需要我来照顾的、濒于绝望的人。”
在我动身以前，我还能够把他的钱财问题安排妥当。他到这时候，日子过得十分拮据，就靠给他的律师打电报要他寄一些零星的钱来。我见了银行分行的经理，给他把事情安排好，如果将来从伦敦寄来了钱，他就收下塞巴斯蒂安每个季度的生活费，以后每星期付给他一笔零用钱，并且留下一部分钱作为他随时可以提取的应急款项。这笔钱只能支付给塞巴斯蒂安本人，而且只有经理认为他有正当用途的时候才能支付。塞巴斯蒂安欣然同意了这些安排。
“否则的话，”他说道，“当我喝醉了，库尔特就会骗我把所有的支票都签上名，然后跑掉，那可就会碰上各种各样的麻烦。”
我把塞巴斯蒂安从医院送回家去。他坐在柳条椅里似乎比躺在床上还显得虚弱。这两个病人，他和库尔特，面对面坐着，中间隔着那架留声机。
“你也该回来了，”库尔特说，“我需要你呢。”
“真的吗，库尔特？”
“我估计是这样的。你病了的时候，一个人待着可太不愉快了。那个用人是个懒骨头——我需要他时，他总是溜掉了。有一次他在外面待了整整一夜，我醒来的时候竟没有人给我煮咖啡。一只脚全是脓可真不是滋味。我睡眠也非常不好。说不定什么时候我也要溜掉的，到能够照顾我的地方去。”他拍了拍巴掌，可是没有仆人来。“看到了吧？”他说。
“你要什么？”
“香烟。我的床底下那只袋子里还有一些。”
塞巴斯蒂安痛苦地离开椅子站起来。
“我拿吧，”我说，“床在什么地方？”
“别去，这是我的事。”塞巴斯蒂安说。
“塞（是）的，”库尔特说，“我认为这是塞巴斯蒂安的事。”
于是我就把他和他的朋友留在这条死胡同尽头一间封闭着的小房子里了。我对塞巴斯蒂安再也无能为力了。
本来我打算直接回巴黎去，可是塞巴斯蒂安的生活费的事却意味着得去伦敦见布赖兹赫德。我取道海路，在丹吉尔又搭上了半岛和东方航运公司的客船，六月初回到了家里。
“据你看来，”布赖兹赫德问道，“我弟弟和这个德国人之间的关系有没有什么不正经的地方？”
“没有。我肯定没有。无非是两个流浪人漂流到了一起罢了。”
“你是说他是一个罪犯吗？”
“我说的是罪犯一类的人。他原来蹲过军事监狱，后来挺不光彩地被释放了。”
“医生是不是说塞巴斯蒂安是在用酒精来自杀？”
“是使他的身体越来越衰弱。他既没有得震颤性的酒狂，也没有肝硬化。”
“他没有神经错乱吧？”
“当然没有。他找到了一个凑巧他很喜欢的同伴，又找到了恰巧他愿意住的一个地方。”
“那么就照你的建议，他一定可以得到他的生活费。情况已经十分清楚了。”
在某些方面，布赖兹赫德是个很容易打交道的人。他对一切抱着一种狂热的确信，使他做出决定又快又简单。
“你愿意画画这栋房子吗？”他突然问道，“一张画正面，一张画后面的园林，一张画楼梯，一张画大客厅，行吗？四幅小油画；这是我父亲一直想要留下作纪念的，以后保存在布赖兹赫德。而我一个画画儿的人都不认识。朱莉娅说过你是专门学建筑绘画的。”
“好吧，”我说，“我非常愿意画。”
“你知道这儿将要拆毁吗？我父亲要把它卖掉。他们要在这儿盖一座公寓。而且他们还要保留这个名字——我们显然不能阻止他们这样做。”
“真是件伤心的事情。”
“呃，我当然也很难过啦。不过，你不觉得这个建筑很不错吗？”
“这是我见过的最漂亮的一所房子了。”
“我看不出来。我原来只觉得它很难看。也许你的画儿会使我用不同的眼光来看它的。”
这是我受到的第一次委托。我得尽力抢时间完成工作，因为买房地的人只等最后一签字就动手拆毁房子了。尽管如此，或许正因为如此——因为我有一种在一块画布上花费极长时间的坏毛病，我从来不愿意草率从事——这四幅油画成了我的最为得意之作，也正是这些画儿的成功，在我自己和其他的人们看来，都使我坚定了对我未来事业的信心。
我首先画那间长形客厅，因为他们急于搬走里面的家具，这些家具自从这间客厅建起来以后就一直摆在那儿。这是一间狭长、精美、对称的亚当设计建造的房子，有两扇朝格林公园开的凸窗。下午我在客厅里开始画画的时候，光线从西边的窗户流泻进来，由于外面鲜嫩的小树呈现出鲜亮的绿色。
我用铅笔把各种比例关系确定下来，再把详图仔细地设计好。然后我就像一个潜水员在水边跳水的样子后退几步；一跳下去我就发现自己已经浮了起来，于是干劲倍增。一般说来我是一个动笔很慢、谨慎小心的画家；所以这个下午，第二天一整天，再加上第三天，我都在加紧工作。而且我一点错也不能出。每当告一段落时，我就停一停，心情紧张得很，不敢开始画下一段，就像一个赌徒一样，生怕以后手气会变坏了，大堆钱财化为乌有。画面终于一点一滴一分一秒地逐渐成形了。其实倒没有什么困难；错综复杂的光线和色彩融为一体；而且我在调色板上调出来的色彩恰好就是我想要的那种；每一道笔划，一当完成，似乎一直在那儿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