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说那些摩尔人是一帮狡猾透顶的家伙；他们不赞成喝酒，而我们这位年轻的朋友，你也许知道，差不多一天到晚都泡在酒里。他到这里来干什么呢？他在拉巴特和丹吉尔有的是地方住，那里的人们爱投合旅游者所好。他在当地城里租了一间房子，你知道。我想阻止他，可是他从一个在艺术品部门工作的法国人手上租到了那间房子。我并不是说他在那里有什么坏处，但是他的确是让人担心的。还有一个依赖他过活的坏小子——一个从外籍军团出来的德国人。大家说，那人可真是个地地道道的坏蛋。肯定会惹出麻烦来的。
“请注意，我是喜欢弗莱特的。我和他见面的时候不多。过去他常常到这儿来洗澡，他在寓所里住下后才不来了。他总是非常迷人的，我的妻子特别喜欢他。他需要的是职业。”
我说明我这次使命。
“你现在可能在他家里找到他。天知道，到了晚上，旧城就没有什么地方可去了。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可以叫我的门房带你去。”
这样我吃过晚饭就动身了，那个领事馆的门房走在前面，手里提着灯笼。对我来说，摩洛哥还是一个新鲜而陌生的国家。白天赶了一天路，在平坦的战略公路上乘车行驶了一天，跑了许多英里，路过葡萄园和军事哨所，新建的白色住宅区，高高地挺立着早熟的庄稼的开阔的田野，还有贴着法国商品广告的招贴板——有杜邦涅商店，米什兰商店和卢浮宫商店——我原以为这地方是现代化的近郊区；现在在星光下这座城市四面围着城墙，街道是积满灰尘的缓坡，两边的城墙耸立着，没有窗户，头上一会儿一片漆黑，一会儿星光灿烂；厚厚的尘土积满在碎石路上，行人静悄悄地从身旁走过，他们穿着一身白色长衣，软底拖鞋，或是光着坚硬的脚板；这里的空气中丁香花的香气、焚香的气味和烧柴的烟味混合在一起——这时我才明白是什么东西把塞巴斯蒂安吸引到这里来，而且又使他待了这么久。
领事馆的门房提着摇来晃去的灯，在前面大摇大摆地走着，长手杖笃笃敲地；有时从敞开的大门口显露出一伙人静静地坐在金黄的灯光下，围着一只火钵。
“这些人真够脏的，”门房回过头来非常藐视地说，“没有教养。法国人就让他们这么脏里巴叽的。就不像不列颠人。咱们的人呀，”他说道，“总是十足不列颠味儿的。”
他是从苏丹警察局来的，所以看待他的古老文化中心不列颠就像新西兰人看古罗马一样。
经过了许多装有饰钉的大门，我们终于来到最后一扇门前，门房用他的手杖敲打着大门。
“英国勋爵的公馆。”他说。
门栅栏出现了灯光和一张黑乎乎的脸膛。这位领事馆的门房吹胡子瞪眼地说着话。几道门栓被撤掉了，我们走进一个小院落，院子当中有一口井，头顶的架上爬着葡萄藤。
“我在这儿等着，”门房说，“你跟你这位同胞去吧。”
我走进房子，走下一段台阶，然后进了起居室，我发现一个留声机，一个煤油炉，中间有个青年人，后来当我环顾周围的时候，我才注意到还有别的更使人惬意的东西——地上铺着一块块小地毯，墙上挂着刺绣的绸缎，天花板上雕梁画栋，沉重的带网罩的吊灯从一根链子上吊下来，在房间里投下灯罩的柔和阴影。不过一进来先看的这三样，即刺耳的留声机——正播放着法国爵士乐队的唱片——油味刺鼻的炉子，还有那个表情像狼一样的年轻人，这三者使我的神经大受刺激。他懒洋洋地躺在一张柳条椅里，一只裹着绷带的脚伸在一个箱子上；他穿着一件瘦小的、中欧式的仿花格呢衣服，露出一件开口的网球衫；那只没有受伤的脚穿着一只棕色的粗帆布鞋；他的身边有一个木腿的铜托盘，上面摆着两只啤酒瓶，一只脏盘子，和一个放满了烟蒂的碟子；他手里端着一杯啤酒，下嘴唇上叼着一支香烟，当他说话的时候，烟卷就粘在下嘴唇上。他那头长长的金黄色头发向后梳着，没有分发缝，在他明显的还是年轻的脸上，却反常地起了皱纹；他的一个大门牙已经没了，因此他发“咝”音的时候，有时候就要咬舌头，有时候又费劲地发出吹哨声，逢到这种情形他就傻笑一声掩盖过去；剩下的那些牙也被烟草熏黄了，牙缝很大。
这显然就是那位英国领事描述的那个“地地道道的坏蛋”，电影里的安东尼的仆人了。
“我要找塞巴斯蒂安·弗莱特。这是他的住宅，是不是？”我提高嗓门说，好盖过舞曲，让他能听到，可是他却用英语很柔和地回答，相当流利，说明现在他已经习惯说英语了。
“塞（是）的。不过他不在。这儿只有我，没有别人。”
“我是从英国来的，有要紧的事找他。能不能告诉我在什么地方可以找到他？”
那张唱片这时已经放完。这个德国人把唱片翻了面，上紧发条，唱机又唱起来了，这才回答我的话。
“塞巴斯蒂安病了。修士们带他去医院了。他们也许会让你看他，也许不让。我很块（快）哪一天也得去医院把我的脚包扎一下。到那时我也要问问他们。如果塞巴斯蒂安好一些的话，他们也许会让你看看的。”
那儿还有一把椅子，于是我坐下来。那个德国人看到我打算留下来，就递给我一杯啤酒。
“你不是桑（塞）巴斯蒂安的哥哥吧？”他说，“也许是表哥吧？也许你和他的米米（妹妹）结婚了吧？”
“我只是他的朋友。大学的同学。”
“我过去在大学也有一个朋友。我们是学历史的。我的朋友比我聪明；他身体很弱——每当我生起气来，我就常常抓住他，把他猛摇——可是他逮（太）聪明了。后来有一天我们说：‘这不是见鬼吗？在德国没什么可干的了，德国完蛋了。’于是我们就去向教授们告别，他们说：‘不错，德国是完蛋了。现在学生在这儿也没有什么学的。’这样我们就走掉了，走哇走的，最后我们就走到这儿了。后来我们说：‘德国现在没有军队了，所以我们得当绷（兵）。’于是我们又加入了外籍军团。我的朋友去年得痢疾死了，当时他正在阿特拉斯山作战。他死了以后，我说：‘这不是见鬼吗？’于是我就朝我的脚打了一枪。这只脚现在全是脓，虽然我已经治了一年了。”
“不错，”我说，“这倒挺有意思。可是我眼下关心的是塞巴斯蒂安。也许你能告诉我一些他的情况吧。”
“他是一个挺不错的人，塞巴斯蒂安。对我说来他很好。丹吉尔那地方糟得很。于是他就把我带到这儿来了——房子啦，食物啦，仆人啦，都很好——对我说来这一切都很好，我是这么想的。我很喜欢。”
“他的母亲病得很重，”我说，“我是来告诉他的。”
“她有钱吗？”
“有钱。”
“那么为什么她不多给他点钱呢？那么我们就可以住在卡萨布兰卡了，也许还住在一套体面的公寓里呢。你跟她很熟吗？你能不能让她多给他点钱？”
“他出了什么事？”
“我不知道。我估计也许他喝得太多了吧。修士们会照看他的。那儿对他很好。修士们都是好人。那儿也很便宜。”
他拍了拍巴掌，吩咐再拿啤酒来。
“你敢（看）到了吧？有一个很好的仆人照顾我呢。这就很好。”
我打听出那所医院的名字就走了。
“告诉塞巴斯蒂安我还在这儿，很好。我估计他也许在为我担心呢。”
我第二天早晨去的那所医院，是在旧城和新城之间的一片平房。医院是由方济各会修道士们开办的。我从一群摩尔病人中间穿过，来到医生诊室。他是一个世俗人，脸刮得光溜溜的，穿着一身白色的、浆洗过的罩衫。我们用法语说起来，他告诉我塞巴斯蒂安并没有什么危险，不过很不适宜旅行。他患了流行性感冒，有一边肺部还有轻度的炎症；他的身体很虚弱；抵抗力也很差；谁能预料会怎么样呢？再说他又是饮酒过度的人。医生不动感情地、几乎是冷酷地说，并且带着搞科学的人常有的那种爱好，话只限于无关紧要的，把他的工作删略到枯燥乏味的地步。他把我交给一位留着胡子赤着脚板的修士，这个修士称不上医务人员，只是个干脏活的人，他的说话却另是一样。
“他很有耐性。一点儿也不像个年轻人。他躺在那里从来也不抱怨——这里有很多可抱怨的。我们这儿没有什么设备。政府给我们的都是些军队剩下来的东西。他人很和气。还有一个可怜的德国小家伙，一只脚没有治好，还有二期梅毒，也到这儿来治疗。弗莱特勋爵在丹吉尔发现他在挨饿，就带他回来，让他有住有吃。一个真正乐善好施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