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该谈谈朱莉娅了，在塞巴斯蒂安这出戏中，到现在她一直扮演了一个时隐时现的、有点像迷一样的角色。当时她给我的印象也正是这个样子，而我给她的，也是如此。我们各自追求的目标使我们彼此接近，但是我们依然还是陌生人。她后来跟我说，她在脑子里多少还是注意到我的，这就好比一个人查看书架专门要找某一本书，可是有时另一本书会引起他的注意一样，他把这本书取下来，瞥了一眼封面上的书名说：“有了时间我一定也要读读这本书，”然后又把它放回原处，继续寻找他要找的书。我的兴趣要更浓一些，因为在兄妹之间总是存在着身体上的相似，这种相似在不同的姿势中，在不同的光线下，每次看起来都重新触动我，而且，由于塞巴斯蒂安的形象迅速颓唐，仿佛每天都变得暗淡、模糊，而朱莉娅的形象就显得更加清晰和实在了。
那时她很瘦，胸脯扁平，双腿修长；她的四肢和脖子很显眼，而身体却不引人注意，就像个蜘蛛似的。从这些方面看，她是时髦的，但是那个时代的发式和女帽，那个时代的茫然目光和张嘴凝视的神情，还有颧骨高处涂的两团可笑的胭脂，都不能使她成为时髦的典型。
当我初次遇到她的时候，也就是她在那个车站的车场里接到我，在暮色中开车送我到家的一九二三年那个盛夏的时候，她刚刚十八岁，初次参加伦敦社交季节。
有人说，那是战争爆发以来最为盛大辉煌的一次社交季节了，生活又在大步前进。朱莉娅当时是社交场上令人瞩目的人物。当时大概还遗留着五六家可以称之为“历史上著名的”伦敦世家；圣詹姆斯大街上的马奇梅因公馆就是其中的一个。为朱莉娅举行的舞会，尽管当时的服装简陋粗糙，但据大家说，还是颇为壮观的。塞巴斯蒂安也为此来到伦敦，只是随便提了一句让我和他一起去参加舞会；我拒绝了，可是接着我又后悔不应该拒绝，因为这是那里举行的最后一次舞会了；而且也是一系列辉煌舞会的最后一场了。
我怎么会预见到这些呢？在那些日子里，似乎有的是时间去干任何事情；社交界是开放的，可以从从容容地去细看一番。那个夏天我心里想的差不多都是牛津的事；我想，伦敦还可以等等再说。
另外几处大公馆是属于朱莉娅男性亲属的或她幼年时的朋友们的，除此之外，在五月市街区和贝尔格拉维亚街区还有无数的富裕人家，那里灯火通明，人们摩肩接踵，轮番举行舞会，夜夜不断，那些从荒芜的国土上返任的外国人给他们国内写信说道，在伦敦他们仿佛瞥见了他们原以为永远在泥泞和铁丝网中消失了的那个世界。经过几个平稳幸福的星期，朱莉娅崭露头角，光彩照人，犹如透过树林缝隙的阳光，又如镜子里的烛光，使得那些坐在一边回忆自己当年的上了岁数的男人和女人们看出她就像自己过去一样是一只幸福的青鸟。“那是‘布赖德’·马奇梅因家的长女，”他们说，“可惜他今晚看不到她。”
那一夜，以及接踵而来的几夜，她所到之处，总是一头扎在亲密朋友的小圈子里，引起了一阵欢乐声，如翠鸟倏地掠过水面，引起河岸上的人心里猛地一惊。
就是这个人，已经不是孩子，但还不是妇人，在那个夏日傍晚的薄暮中给我开车，她没有尝过爱情的苦恼，由于她自己的美而吃惊，却在生活的冷漠边缘上犹豫。她猛然发现自己无意中已经武装起来了；这位神话故事中的女主角转动手里那只魔指环；她只消用指尖摸一下这只魔指环，轻声念着咒语，大地就会在她脚下裂开，她那个力大无比的仆人就会冒出来，无论她要求什么，那位谄媚的妖怪都会给她带来，可是带来的东西的形状也许不能令她满意。
那天晚上她对我没有兴趣；那个精灵不请自来，在我们下面低沉地响着；她离群索居在一个狭小的世界里，而且不走出这个狭小的世界，住在像精心雕刻的镂空的中国象牙球的最深处。有些问题苦恼着她——照抽象术语和符号来讲在她看来是微不足道的。她不动感情又远离现实，战略家们就是这样面对地图上一些大头钉和彩色粉笔的线条踌躇不决，他们冥思苦索着大头钉和粉笔线条如何变动，虽说就是几英寸的事，可是在外面，在这些小心谨慎的军官们看不见的地方，却会把过去、现在和将来的生活毁掉或保存下来。当时对她自己来说，她也无非是个符号，既缺乏孩子的生活，也缺乏妇人的经验；胜利和失败要看大头钉和线条的种种变化；而她对战争却一无所知。
“要是住在国外的话，”她思考着，“这些事情由父母和律师一道安排就好了。”
赶快结婚，而且要仪式隆重，这就是她所有朋友们的目标。如果她的眼光看得远一点的话，她就会把结婚看成是独立生活的开始；看成是一种使人受到鼓励的战斗，是从此探索人生真谛的途径。
她比她同年龄的姑娘们光彩照人得多，不过她知道在她所居住的那个世界里的狭小的地方，她为了某些严重缺陷而苦恼。老人们坐在靠墙的沙发上，计算了分数，存在着于她不利的事情，有她父亲的丑闻，这丑闻留给她污点，那个不大的污点，落在她明朗的性格上，由于她自己的生活方式似乎污点更加深——她任性、固执，比起大多数同年龄人显得较缺乏训练；可是，如果没有这一切，后果如何，又有谁知道呢？……
对于坐在靠墙沙发椅上的夫人们，有一个话题使别的一切话题都黯然失色：年轻的王子们会和谁结婚呢？他们不能期待比朱莉娅血统更纯粹，或风度比她更优雅的了；可是她身上却笼罩着一层淡淡的阴影，使她无法享受这种至高无上的荣誉；还有她的宗教信仰问题。
朱莉娅最不敢奢望的事情，就是与皇室攀亲了。她知道，或许她自以为知道，她想望的是什么，反正决不是与皇室结亲。可是无论她向哪里发展，她的宗教信仰似乎是她婚姻方面的一个障碍。
她觉得，这是一件无可挽回的事了。即使她这时背叛原来的宗教信仰，由于从小受的是天主教教育，她也得下地狱，而那些和她认识的信新教的姑娘们受的教育使她们天真快乐，能够和长子结婚，与身边的社会相安无事，而且要在她之前进入天国。对她来说，根本不可能找到长子了，而次子们都是一些鄙俗的家伙，对于她乃是必然的，但是并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幼子们无权让自己默默无闻；他们明显的义务是不要出头露面，等着什么意外的灾祸把他们推上长兄的位置，因为这也是他们应起的作用，所以就要求他们完全保持着随时适合接替长兄的状态。也许在一个有三四个男孩的家庭里，一个天主教的女孩可以嫁给最小的儿子而不致引起非议，当然还有一些本人就是天主教徒，但是他们很少进入到朱莉娅给自己创造的小圈子里面；进入这个小圈子里的人都是她母亲那边的男性亲属，她觉得那些人都太冷酷太怪僻了。在当时五六个富有而高贵的天主教家庭中，又没有一个年龄与她相当的男孩子。而外国人呢——在她母亲的家族方面，外国人很多——那些人对于钱财又都诡计多端，习惯很怪僻，一个英国姑娘要嫁给这种外国人，结果必定是失败的。还有什么人可供选择呢。
上面是朱莉娅在伦敦几个星期获得胜利之后所遇到的问题。她知道这个问题不是不能解决的。她感觉到她的圈子外边肯定还有一些够格的人可以引到她的圈子里面来的。使她感到羞耻的是她得去寻找他们。那种严格的、精挑细选的奢望，在壁炉前地毯上捉迷藏的消遣，可不是她的了。她并不是珀涅罗珀；她必须在森林里去寻猎。
她曾经描画出过一个她认为可以的男人的荒唐可笑的形象，那个人很漂亮但并不是特别具有男性美的英国外交家，此时正在国外，有一所比布赖兹赫德小些的庄园，离伦敦较近；他岁数不小，有三十二三，新近悲惨地丧偶；朱莉娅觉得她更喜欢由于早年的不幸而有些消沉的男人。他本来有着远大前程，可是由于生活寂寞已经变得冷漠了；她无法确定的是，他是不是有可能落入无耻的外国女骗子手中；他需要注入一种新的青春活力，好把他带进驻巴黎的大使馆去。虽然他自己宣称相信一种温和的不可知论，但他还喜欢宗教仪式，并且同意让他的孩子们受到天主教的教育。他还相信他的家庭要谨慎地限制在生两个男孩和一个女孩之内，并且要舒适地把这三个孩子分散在十二年里生，而不像一个天主教的丈夫要求的那样，要她年年都怀孕。除了工资，他每年还有一万二千镑的进项，而且没有家庭负担，朱莉娅想，像这样的人是中她意的，那一年夏天她去火车站接我的时候，就在寻找他。我并不是她所要找的人。当她从我的嘴唇上取下香烟的时候，尽管一句话没说，但是其实已经把这些都告诉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