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为自己的不幸而感到很羞愧。”我说。
“桑格拉斯先生说他又吵又闹，兴高采烈。我相信，”她说道，这时她阴霾重重的脸上闪过一丝幽默的笑意，“我知道你和他有点拿桑格拉斯先生开心。你们太淘气了。我很喜欢桑格拉斯先生，他毕竟为你们办了很多事，你们也该喜欢他。不过我想，如果我在你们这个年龄，又是个男人的话，也许我自己也想戏弄桑格拉斯先生的。不，我并不在意这些事，可是昨天晚上和今天早晨的事情却不一样了。你知道，这种事以前都发生过。”
“我只能这么说：我常常看见他喝醉，我也常常和他一起喝醉，但是昨天晚上的情况我可完全没有见过。”
“噢，我指的不是塞巴斯蒂安。我指的是好多年前的事。我曾经同一个我爱过的人经历过这一切。嗯，你谅必知道我指的是谁吧——是他的父亲。他过去常常像那样喝醉。有人告诉我，他现在不像那样了。我恳求上帝这是真的。如果是真的，我全心全意地感谢上帝啊。可是说到偷偷溜掉——他也是偷偷溜掉的，你知道。正像你刚才所说的那样，他为自己的不幸感到羞愧。他们两个人都不幸，都很羞愧，结果都偷偷溜掉了。这太可怜了。和我一起长大的兄弟们——”她那双大眼睛从绣花手工上转到壁炉架上那个皮面折叠相框里的三帧小照——“他们就不像这个样子。我简直不懂这是怎么回事。你懂得吗？查尔斯？”
“稍稍懂一点。”
“可是塞巴斯蒂安爱你胜过爱我们家任何一个人。你知道。你得帮助他。我没有办法啦。”
我在这里把本来需要用很多话来描述的事情压缩成了很少几句话。马奇梅因夫人说话并不啰唆，但是她以一种女性的、调情的方式来谈论自己的话题，先是兜着圈子迂回，渐渐地靠拢，随后又躲开，声东击西。她就像一只蝴蝶那样，在话题上翩翩起舞；她还耍弄“老太太的步伐”，当别人转过身去的时候，她却神不知鬼不觉地接近要害的地方，当你看到她时，她却稳稳当当地站在那儿不动。不幸，偷偷地溜掉——这两点构成了她的悲哀，她以独特的方式把自己的全部悲哀暴露出来，而且还不到一个小时，她就把她想要说的话都说了。后来，当我站起来要离开时，她仿佛又想起了什么，说：“不知道你看过关于我弟弟的书没有？书刚刚出版。”
我告诉她我在塞巴斯蒂安的房间里浏览过。
“我愿意你也有一本。我可以送给你一本吗？他们是三个杰出的男人；内德是他们中最杰出的。他是最后死的一个，我一接到电报，就知道这种事会发生的，我想：‘现在轮到我的儿子去完成内德未完成的事业了。’当时就我一个人。他刚刚去伊顿。如果你读了关于内德的这部书，你就会理解了。”
在她的写字台上就摆好了一本，这时我想到，“好像我还没有进这间屋子，她就计划好了这样告别的。难道这次谈话她也排演过吗？假如事情的发展不像现在这个样子，她会不会把那本书放回抽屉里呢？”
她在扉页上写下她的名字和我的名字，还有日期和地点。
“昨天夜里，我也为你祈祷来着。”她说。
我走出去，随手把门关上，把迷信的用品、低低的天花板、印花棉布、羊羔皮封面的书、佛洛伦萨的风景画、盛有风信子和百花香的碗钵、那快帆布刺绣、那件小小的难题、那个亲切的女性以及时髦上流社会都关在里面，我回到了穹隆状的、有平顶镶板装饰的屋顶下，回到中央大厅的圆柱旁和柱顶盘下面，回到一个更好时代的、威严的男性气氛里。
我决不是傻瓜；我年纪够大的了，完全足以懂得那处心积虑要收买我的企图；而且我还十分年轻，完全能够感到这种经验很令人愉快。
这天早晨我没有看见朱丽娅，可是正当我离开的时候，科迪莉娅跑到汽车门前来说道：“你会见到塞巴斯蒂安吗？请你带给他我对他的特别的爱。你记得住吗——我特别的爱？”
在去伦敦的火车上我读了一遍马奇梅因夫人送给我的那本书。卷首的插图是一帧复制的一位身穿掷弹兵军服的青年的照片，我从这帧照片上清清楚楚地看到它显示出那种冷酷无情的假面具的血统，布赖兹赫德脸上的这种假面具遮盖住他父亲家族的美貌；照片上这位青年是住在森林里或是岩洞里的人，一个猎人，一个部落社会的法官，是一个同周围环境作斗争的民族种种严厉传统的保持者。书中还有其他一些图片，几张三兄弟在假日的快照，我在每个人脸上都探索出同样的古代血统；我想起马奇梅因夫人，她那样明亮、优雅，我在这些阴沉的男人身上根本找不到与她相似的地方。
她在这本书中很少出现；她比他们中最大的还要年长九岁，她结婚离开家庭的时候，他们还是小学生；在她和他们之间还有两个姐妹；生了第三个女孩之后，父母曾经数度朝圣，虔诚施舍，祈求生一个儿子，因为他们家财万贯，而且还是一个古老的名门望族。男性继承人到很晚才出生，在连续生了好几个儿子的时候，似乎能传宗接代，延续香火，可是在悲剧性的事件中，三个男性继承人先后死亡，这个家族的家系便突然中断了。
这个家族的历史，在英格兰信天主教的乡绅中是很典型的；从伊丽莎白女王统治时期一直到维多利亚女王当政，他们一直过着离群索居的生活，只和他们的承佃人以及亲属来往，他们都送自己的子弟们去国外读书，常常在本地结婚，如果不是族内通婚，就是同几十个和他们一样的世族联姻，他们不能取得高官厚禄，在那迷惘的时代里，还要受到一些教训，这些教训在这个家族最后的三个男人的一生中依旧可以辨认出来。
桑格拉斯先生的巧妙娴熟的编辑工作把各种文体的文字汇集在一起，编排成浑然天成的一本小书——有诗歌、信件、日记片断、一两篇未发表过的文章，这些文字都喷薄着一样高尚的、严肃的、勇武的、富于精神世界的气息，还收辑了他们同时代人的几封来信，在这三位死后写的，虽然文笔表达的水平各有不同，不过讲叙的都是死者的相同故事，说死者生前在学问上和体育上才华横溢，名声卓著，酬金优渥的前程在望，却与朋友同学分道扬镳，成了备极哀荣的牺牲者，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这些人为了给胡珀创造一个世界必须去死。他们是土著居民，按照法定的权利是害人虫，从从容容地给人击毙，使那些戴着夹鼻眼镜、用潮乎乎的胖手和别人握手、咧开嘴笑露出满口假牙的旅行商人得到安全。火车载着我离开马奇梅因夫人越来越远的时候，我纳闷，难道在她身上就没有那种同样的火焰，标志着不用战争的方式就使她和她的家属都归于毁灭吗？难道她在她舒适的壁炉通红的火焰中心，从窗玻璃上爬墙虎的格格声中，没有看出或听到死亡征兆吗？
车到帕丁顿火车站，回到家里，我发现塞巴斯蒂安已经在这儿了，我还发现那种悲惨感觉也烟消云散了，他轻松又活泼，就像我当年第一次和他相见时的样子。
“科迪莉娅要我转达她对你的特别的爱。”
“你和妈妈‘聊了聊’吗？”
“聊了。”
“你已经转到她那边去了？”
要是在前一天我就会说：“并不存在对立的双方啊。”这一天我说：“没有，我站在你一边，‘不管世俗观念的塞巴斯蒂安’。”
我们关于这个问题只谈了这几句，从此以后就再没有谈起了。
可是阴影逐渐笼罩在塞巴斯蒂安周围。我们回到牛津，窗下的紫罗兰又一次盛开，栗树照亮了街巷，鹅卵石路上撒满温热的石头碎片；可是事过境迁，已经今非昔比了；在塞巴斯蒂安的心里却是数九隆冬的天气。
几个星期过去了；我们为即将来到的这个学期寻找寄宿的地方，结果在默顿大街找到了一处，那是靠近网球场的一所僻静而又昂贵的小房子。
遇到了近来不大见到的桑格拉斯先生，我就把我们挑选房子的事告诉了他。当时他正站在布莱克韦尔书店的桌子旁，那儿正展览一些最新出版的德文书籍，他把买来的一小堆书放在一边。
“你和塞巴斯蒂安合住吗？”他说，“这么说他下个学期还要上大学啊？”
“我想是这样的。他为什么不上大学呢？”
“我可不知道为什么。不知为什么我觉得也许他会不上大学了。在这类事情上我总是猜得不对的。我倒很喜欢默顿大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