午饭我们是和马奇梅因夫人一起吃的。她以幽默的无可奈何的态度接受了这件事。她只责备说：“我想不出你们为什么出去和莫特拉姆住在一起。你们可以先来找我，把这件事告诉我。”
“我可怎么把这件事跟全家人解释呢？”她问道。“他们发现我对这件事还不如他们难过，他们一定感到非常震惊的。你知道我嫂子范妮·罗斯康芒吧？她一向认为我对孩子的教育很坏。现在我开始觉得她说的很对。”
当我们离开后我说：“她实在太好了。那你还发什么愁呢？”
“我说不出原因来。”塞巴斯蒂安悲惨地说。
一个星期后塞巴斯蒂安出庭，他被罚款十镑。报纸把这条消息放在令人难受的显著位置，有一家报纸还用了讽刺性的标题：“侯爵家的儿子不习惯喝葡萄酒。”地方法官说，只是由于警察行动果断，他才没有受到严重的指控……“纯粹是靠了运气好，你才没有负严重责任事故的罪责……”桑格拉斯先生作证说，塞巴斯蒂安的品行是无可指摘的，还说他在牛津大学的灿烂前途已经岌岌可危。报纸也抓住这句话不放——“模范学生的前途危若累卵。”那位地方法官说，如果没有桑格拉斯先生的证词，他可能会受到惩罚性的判决；法律对一个牛津大学的大学生和任何一个小流氓都是一视同仁的；毫无疑问，家庭愈好，犯法行为就愈可耻……
桑格拉斯先生所具有的价值并不只限于鲍夫大街。在牛津大学，他表现出与雷克斯·莫特拉姆在伦敦所表现出来的全部热情和全部机敏。他走访了学校当局、学监们、大学副校长；他还怂恿管理员贝尔去拜访了基督教会学院院长；他还安排了马奇梅因夫人同校长谈话；作为这一切努力的结果，就是禁止我么三人在这学期剩下的日子中出校门。哈德卡斯尔不清楚为了什么缘故，再次被剥夺了使用自己的汽车的权利，这件事就算过去了。我们所遭受到的时间最长的出发却是我们同雷克斯·莫特拉姆和桑格拉斯之间的亲密关系，不过因为雷克斯生活在伦敦的政界和上层金融界，而桑格拉斯却生活在牛津，与我们近在咫尺，所以我们从他那儿受的罪就更大。
在这个学期余下的日子里，他老缠住我们。由于我们受到“禁止外出”的处罚，所以我们晚上也不能在一起度过，从九点起，我们都得各在一处，而且是处在桑格拉斯的支配之下。几乎没有一个晚上他不来找我们中的这一个或那一个。当他说起“我们的那次小小的越轨行为”时，就好像他也曾关在单人牢房里，因此和我们也很有缘分……有一次我翻墙爬出学院，桑格拉斯先生发现我在关了校门后竟在塞巴斯蒂安的房间里，他把这件事也变成了一种束缚。所以，当我圣诞节后到了布赖兹赫德，走进他们称为“挂毯大厅”的那间屋子的时候，看到了桑格拉斯先生独自坐在炉火前面，似乎是在等我的样子，这情形并没有使我惊讶。
“你看我正单独占有这一切。“他说。不错，他的确好像占据了这间厅堂，占据了四周挂满狩猎图的灰沉沉的场面，还占据了壁炉两边的女像柱，当他站起身来，像个主人一样欢迎我的时候，好像还占据了我。“今天早晨，”他继续说，“我们在草坪上举行了马奇梅因猎前聚会——真是一个妙不可言的古色古香的场面——我们所有的年轻朋友们都去猎狐了，甚至塞巴斯蒂安，你听见大概不会吃惊吧，他穿着他那件红色外套，看上去很优雅了。而布赖兹赫德呢，与其说是优雅，倒不如说是给人深刻印象；他和本地一个名叫沃尔特·斯特里克兰—维纳布尔斯爵士的有趣人物当联合主人。我希望这些太单调乏味的挂毯中能加进他们两人的肖像——那么这些挂毯就会显出一种幻想的情调来。
“我们的女主人也留在家里；还有一位正在养病的多明我派的教士，他谈马利丹太多，读黑格尔又太少；还有艾德里安·波森爵士，当然啰，还有两位颇令人生畏的匈牙利表兄弟——我曾经用德语和法语试着跟他们说话，可是他们对哪种语言都没有兴趣。现在这些人都坐车去邻居家做客去了。我就在炉火前，拿着这本绝妙的《查勒斯》消磨一个舒适的下午。你的到来使我增添了打铃要茶的勇气。我怎样使你为这次聚会做好思想准备呢？哎呀，聚会明天就要散啦。朱丽娅小姐到别的地方去庆祝新年，还把时髦的社交人物带走了。我会见不到住在附近的美人们——特别是那个西莉娅；她是我们那个倒霉的老伙计博伊·马尔卡斯特的妹妹，可完全不像他。她说起话来就像小鸟一样，喜欢吹毛求疵，那样子我觉得十分可爱，她的衣着像是学校班长的样式，这种样式我只能说‘帅’啦。我会想念她的，因为明天我不去。明天我就得认真开始搞我们的女主人那本书了——那本书，请你相信，乃是是嗲珍宝的历史宝库；同时也是真实的一九一四年的历史。”
茶送上来了，喝完了茶不久，塞巴斯蒂安就回来了；他说他早就找不到猎狐队的人了，所以就悠悠荡荡地回来了。别的人在他回来后不久，在黄昏时给汽车接回来了。没有布赖兹赫德；他在养狗场有事要办，跟他去的还有科迪莉娅。回来的人挤满了大厅，随后就吃起了炒鸡蛋和烤饼；而那位在家里吃过午饭在炉火前打了一下午盹的桑格拉斯先生，也和他们一起吃着鸡蛋和烤饼。过了一会儿，马奇梅因夫人一行人回来了，还没有等我们上楼梯换晚餐礼服，她就问大家，“谁去教堂念玫瑰经呀？”塞巴斯蒂安和朱丽娅都说他们得马上去洗澡，桑格拉斯先生跟她和那位男修士一起去了。
“我希望桑格拉斯先生去，”塞巴斯蒂安洗澡的时候说，“我厌烦再向他表示感谢了。”
在以后的半个月时间里，对桑格拉斯先生的厌烦已经在整个宅第里成了一个公开的秘密，只要他在场，艾德里安·波森爵士那双漂亮的暗褐色眼睛就仿佛在察看远处的地平线，他的嘴巴就带着典型的悲观主义神气。只有那两个匈牙利表兄弟，他们误解了这位大学教师的身份，把他当成一个享有特殊权得的高级用人，所以没有因为他在场而受到影响。
圣诞节聚会的人中留下来的有桑格拉斯先生、艾德里安·波森爵士，两个匈牙利人、男修士、布赖兹赫德、塞巴斯蒂安和科迪莉娅。
在这所宅第里，宗教居于统治地位。这倒不仅仅表现在这个家庭的种种习惯上——每天早晚都要在小教堂做弥撒和念玫瑰经——而且表现在家庭内人们的交往上。“我们得把查尔斯变成一个天主教徒。”马奇梅因夫人说。在我作客期间，我们在一起闲聊过许多次，每次她都要把话题巧妙地引到这个神圣的问题上来。谈过第一次后，塞巴斯蒂安就说，“妈妈是不是和你闲聊了？她经常这样做。我真希望她可别再这么做了。”
其实谁也没有被叫去聊聊，或者有意识地给引到这种谈话上去；当她希望要亲切地谈谈的时候，人就会发现自己偶然地和她单独在一起了，如果是在夏天，那他就会发现他们正在僻静的水塘岸边散步，或者发现他们在四面有围墙的玫瑰园的一个角落里；倘若是冬天，那就是在二楼她的起居室里了。
这间起居室是完全属于她的；她把这个房间据为己有后，就把它改造了，所以一走进这间房子，你就恍如置身于另一所宅第里。她放低了天花板，因而以各种不同的样式为每一间屋子增光的门楣不见了；四壁，一面装有花缎护墙，却被刮除干净，刷上一层蓝色的底色，上面散布着很多小小的水彩画；房间里的空气甜丝丝的，鲜花的清新芳香和百花香的陈腐气息混杂在一起；她的图书室是软皮护墙，一个黑檀木的小书架上摆满了广博精深的诗集和神学著作；壁炉架上摆满了私人收藏的小珍品——一个象牙圣母像，一尊圣约瑟的石膏像，还有三个当兵的弟弟的几帧遗像。那年光辉灿烂的八月里，我和塞巴斯蒂安两人独自住在布赖兹赫德的时候，她母亲的这个房间是不让我们进去的。
由于回忆起她这间屋子，使我们当时谈话的一些片断重新浮现脑际。我还记得她说：“当我还是女孩子时，我们比较贫困，当然比起大多数人来还是阔气多了，我结了婚的时候，就很富有了。我常常忧虑，自己拥有那么多珍宝，而他人却一无所有，我认为这是错误的。现在我认识到，由于羡慕穷人的特权，富人也可能犯罪。穷人总是上帝和圣徒的宠儿，不过我相信洗净整个生灵——其中包括富人在内——的罪孽乃是神的特殊恩宠。异教徒的罗马帝国的财富必然是残酷得来的；不可能是另外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