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牛津大学的特点，”我说，“新学年在秋季开始。”
在鹅卵石路上，在碎石路上，在草坪上，到处落叶飘零，学院花园里营火晚会的烟雾同河上潮湿的雾气聚合在一起，飘过灰色的围墙；脚下的石板路滑溜溜的，四方院子里的窗户一个接一个地亮了，接着金黄色的光线弥漫开来，变得模糊了，穿着簇新长袍的新生穿过拱门在微明的暮色中徘徊，而熟悉的钟声唤起了一年的回忆。
我们两个人都有着秋天似的心境，六月里的狂欢和窗前紫罗兰花好象一起凋谢了，那盈窗的花香此时已变成了堆积在院子一角里闷烧的潮湿落叶的熏烟。
这是新学期的第一个星期日晚上。
“我觉得自己恰好有一百岁了。”塞巴斯蒂安说。
他是前一天晚上到的，比我早到一天。我们自从在出租车里分手后，这还是第一次见面。
“今天下午我挨了管理员贝尔的一顿训。从我上学以来这已经是第四次了——先是我的导师训了一次，接着是副院长，再就是万灵会的桑格拉斯先生，这回是管理员贝尔。”
“万灵会的桑格拉斯先生是谁啊？”
“就是妈妈的什么人呗。他们都说去年开学时我表现得很差，还说我已经受到了注意，如果还不检点的话，就会勒令我停学。怎么才叫检点呢？我估摸那就得加入国家联盟协会，每周要读读《爱色斯》，早晨得在卡德纳咖啡馆喝咖啡，抽烟要抽大号的烟斗，还要玩曲棍球，出去到‘野猪山’喝喝茶，到克普尔厅听讲座，骑自行车的时候车上带着装满笔记本的文件筐子，到晚上喝可可，严肃地讨论讨论性的问题。嗨，查尔斯，从上个学期以来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我觉得自己老多啦。”
“我觉得自己到了中年。这可真是太不好了。我相信我们在这儿就别指望有什么好玩的了。”
夜幕降临，在火光照耀下我们默默地坐着。
“安东尼·布兰奇已经离开学校了。”
“为什么？”
“他给我写过信。显然，他在慕尼黑租到了一套房间——他和那儿的一位警察结上了不解之缘。”
“我会想念他的。”
“我想我也会的，在某种意义上说。”
我们又沉默了，在炉火的映照下那么静悄悄地坐着，以致有个人进来找我，在门口张望了一下，以为屋子里没人就走开了。
“真不该这样开始一个新学年。”塞巴斯蒂安说。但是这个阴沉的十月的黄昏仿佛把阴冷潮湿的空气吹到随后接连的几个星期。整个一学期，乃至整整一年，我和塞巴斯蒂安隐居起来了，起初是躲开传教士，终于被他们忘却了。而玩具熊阿洛伊修斯就搁在塞巴斯蒂安的五屉柜里，已经没有人理它了。
我们两人都有了变化。我们失去了探求的乐趣，它曾让我们一年级时纷纷乱乱的生活过得很充实。现在我开始安下心来了。
出乎意料，我没有碰到堂兄贾斯珀，他在牛津大学文学院学位考试中得了第一名，以后他在伦敦开始笨手笨脚地过一种扰乱社会的生活；我是需要他给我些冲击的，没有这种强大的影响，学院里的生活显得不实在了；它也不再像夏天那样刺激我，使我有心思去干些捣乱的事情了。再说，我回来时已经感到很腻烦，下决心缓和一些。我也决不愿使自己再受到父亲的讥讽嘲笑了。他那种古怪的迫害使我相信不量入为出地过日子是荒唐的，任何斥责都不曾使我认识到这一点。这个学期我没有再挨过训斥。历史课初试的好成绩和学期考试中一项略低于二等的成绩使我没费什么力就和导师的关系相处得不错。
我和历史学院保持着若即若离的联系，一周写两篇论文，听听临时讲座。除此之外，我在这学年开始时参加了罗斯金艺术学院；我们一周有两三个上午聚在一起，大约有十多个人——至少有一半是牛津北校的女生——聚会的地点是阿什莫利恩博物馆里古代作品的仿制品周围。我们一周有两次在一家茶食店楼上的一间小房子对着裸体模特儿画像。学校当局煞费苦心地排除在那些夜晚与淫荡有关的蛛丝马迹。白天从伦敦请来给我们当模特儿的年轻女郎是不允许留在大学城过夜的；我还记得小房间里靠近煤油炉的那一面墙上是玫瑰色的，而另一面墙则是杂色斑斓，高低不平，就好像被抓过似的。在那儿，在煤油灯的气味中，我们骑在板凳上，召唤一个依稀可见的模特儿特丽比的幽灵。我的绘画是不值一提的；我在自己的寓所里绘制了一些小巧精致的临摹画，其中有些被当时的一些朋友保存着，当它们偶尔显露出来时，我就很难为情。
指导我们的是一位和我岁数相仿的男人，对我们含有一种戒备的敌意；他穿着非常深的蓝色衬衫，系一条柠檬黄的领带，戴着一副角质框架的眼镜，因此，在很大程度上由于这种形式的告诫，我极力地修饰自己的衣着，直到接近堂兄贾斯帕认为已经适合于到乡间别墅作客的程度。我的穿着如此端庄，而又快乐地致力于绘画，不久就成为学院里一位相当体面的人物了。
就塞巴斯蒂安说来，情形就很不同了。他那一年的胡闹填补了他深刻的内在需要，即逃避现实，当他发觉自己在曾经一度感到非常自由自在的地方却越来越受到限制，这时候他就愈加无精打采，脾气乖张，即使和我在一起也是一样。
这个学期，我们俩仍然过从甚密，形影不离，所以我们也不去别处再交什么朋友了。堂兄贾斯帕曾经跟我说过，到了二年级就要甩掉一年级交的朋友，这是正常的，事情果然如他说的。我的朋友，绝大多数都是通过塞巴斯蒂安结识的。我们把他们全都甩了，而且也不再交新的了。事先没有任何声明。起初看起来，我们好像还像以前一样经常去看望他们；我们参加聚会，但是我们自己却很少筹办聚会。我并不想给那些一年级新生造成什么印象，他们也像他们的伦敦姊妹们一样，在社交界中正受到热情的欢迎。这时每个聚会里都有许多陌生的面孔，要是在几个月以前，我就会热衷于结识几个新知，现在却感到腻味了；甚至我们那个小小的密友圈子，过去在夏天阳光照耀下是那样活跃，如今在弥漫的雾气和河上的暮色里却显得黯然失色，哑然无声，那种雾气和暮色使那一年中我的一切都变得非常柔弱，模糊不清。安东尼·布兰奇一走，有些东西就随他而去了；他锁上房门后把钥匙悬挂在自己的钥匙链上；他在所有的朋友中，本来被视为路人，现在他们却都感到需要他了。
我感觉到一场义演已经收场了；乐团经理扣好了羔皮外套，拿到了他的报酬，那些郁郁不乐的乐团女演员们就群龙无首了。一旦没有了他，她们就忘掉了她们的结束语，或者弄错了台词；她们需要他及时打铃拉开幕布；她们需要他恰合时宜地指挥打开舞台灯光；她们需要他在舞台两旁悄悄地说一两句话，需要他盯着乐队指挥那双专横的眼睛；没有了他，周刊就不会派来摄影师，没有酝酿好亲善气氛和快乐的希望。再也没有比共同的事业更能把她们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纽带了；而现在那些金色花边和丝绒服装都打了捆，送到服装商那里，如今已经穿上了黄褐色的制服。经过几个小时愉快的排练，通过几分钟欣喜若狂的演出，她们演出了光彩夺目的角色，演出了她们自己的伟大的前辈，在舞台上再现了著名绘画中的人物；现在这一切都完结了，她们必须在惨淡的阳光里回到各自的家里去；回到频繁来到伦敦的丈夫身边；回到输掉了牌局的情人那里；回到长得太快的孩子们那儿。
安东尼·布兰奇那一伙人散了，成为寥寥十来个十分冷漠的处在青春期的英国人。他们在以后的生活中有时会这样说，“你还记得过去在牛津大学大家很熟悉的那位非凡人物——安东尼·布兰奇吗？不知道他后来怎么样了？”他们原来是从一群群人中给任意挑选出来的，现在他们都心情沉重地回到了原来的那群人中间，他们的个性也越来越无法辨认出来了。这种变化对他们并不像对我们一样明显，他们偶尔还到我们的住处聚会；可是我们却再也不会请他们来了。相反，我们对较低一等的伙伴却感到兴趣，而且晚上往往是在圣埃博大街和圣克莱蒙大街或者在旧市场和运河之间那片街区的霍加斯式的小酒店里度过的。我们在那些地方寻欢作乐，我相信我们也博得了大家的欢心。剧院近旁的“花匠胳膊酒店”，“碎嘴婆子脑袋酒店”，“巫师头颅酒店”以及地狱走廊大街的“泥炭酒店”已经很熟悉我们了；可是在“泥炭酒店”里，很容易碰上一些还没有毕业的大学生们——他们是牛津大学布雷斯诺兹学院的沿着几家小酒馆逐家喝酒的大学运动员们——这时塞巴斯蒂安心里就怀有一种憎恶的感情，这种感情就像身上的军服与兵种不一致时所感到的一样，结果是好多夜晚都被那些人的闯入破坏了，每逢这时他就扔下还剩了一半的酒杯，愠怒地回到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