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尔科克斯尽情款待我们;我们吩咐从每个箱子里分别取出一瓶酒来。在同塞巴斯蒂安一起度过的那些宁静夜晚,我和葡萄酒初次真的结交了,并且播下了丰收的种子,这样的丰收在以后许多百无聊赖的年月里成了我的精神支柱。他和我经常坐在“彩绘客厅”里,桌上摆着三瓶打开的葡萄酒,每人面前摆上三只玻璃杯。塞巴斯蒂安找到了一本论品尝葡萄酒的书,我们就按照详细指导来品尝葡萄酒。我们先把酒杯放在蜡烛火焰上温一下,然后把酒杯斟上三分之一的酒,接着把酒旋转起来,小心地捧在手里,随后把酒举到灯亮前照一照,嗅一嗅,呷一小口,再喝一大口,让酒在舌头上滚动,就像在柜台上滚动一个硬币那样,让酒在上腭上滚动,然后向后仰起脑袋,让酒一滴一滴流进喉咙。然后,我们就谈谈这种酒;咬一点巴斯·奥利弗牌饼干,接着再品尝另外一种葡萄酒;这种酒品尝完了,再回过来品尝最初的那种,然后再品尝一种新的,到后来这三种酒轮流着品尝过了,酒杯的顺序全乱了,哪个酒杯里到底盛的是哪种酒我们争论不休,酒杯在我们俩之间传过来递过去,直到这六个酒杯中有的已经掺进了我们从不一样的酒瓶里倒进来的混合酒,直到我们不得不每人用三只干净酒杯重新开始,酒瓶空了,而我们对酒的赞扬也更加放肆更加出奇了。

“……这酒稍微有一点羞涩,像一头大眼睛的羚羊。”

“像一个矮妖精。”

“有花纹的妖精出现在织锦般的草地上。”

“就像寂静水边的一枝长笛。”

“……这是增长智慧的陈酒。”

“是山洞里一位先知。”

“……这是戴在雪白脖颈上的一串珍珠项链。”

“像一只天鹅。”

“像最后一匹独角兽。”

这时我们常常离开餐室里金黄色的烛光,到外面星光下,坐在喷泉边上,在水里冰一冰手,醉昏昏地谛听岩石上泉水的泼溅声和汩汩声。

“我们应该天天晚上都喝醉吗?”一天早晨塞巴斯蒂安这样问。

“不错,我想是这样。”

“我也是这么想的。”

我们很少见到生人。有一个是代理商,一个身材瘦长的上校,他有时在路上遇到我们,到我们这儿喝过一次茶。通常我们总是设法躲着他。每逢星期日都从附近一个修道院请来一位修道士做弥撒,并且让他和我们一起吃早饭。他是我平生遇到的第一位教士;我注意到他不像一位教区牧师,但是布赖兹赫德是一个使我着魔的地方,所以我希望那里的一切事情,一切的人都要不同凡响。实际上菲普斯神父是一个温和的、长着小圆面包脸孔的人,他对当地板球戏很感兴趣,而且顽固地认为我们也跟他一样喜欢板球。

“你知道,神父,查尔斯和我根本不懂得板球是怎么回事。”

“我真希望我能看到坦尼森上星期四是怎么赢五十八分的。那一定是很精彩的一局。《泰晤士报》的评论好极了,你们看过他同南非人对打吗?”

“我根本没有见过他。”

“我也没有见过他。我好多年没有看过一场第一流的比赛了——那年格雷夫斯神父带我去参加安普福尔斯的修道院院长就职仪式后,路过利兹,他带我去看了一次,以后就再也没有看过了。神父设法查出了一趟合适的火车班次,让我们有三个小时的时间,等着看下午迎战兰开夏的那场比赛。比赛是在下午。那一场的每个球我都记得。从那以后,我就只好靠报纸和看球赛了。你们很少去看板球吧?”

“从来不看,”我说,他看着我,表情又天真又惊讶,这种表情以后我常常在教徒的脸上看到,他奇怪像我们这些面对尘世种种危险的人们,竟然很少利用尘世间这些五花八门的东西来安慰自己。

塞巴斯蒂安常常去望弥撒,去望弥撒的人很少,布赖兹赫德并不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天主教中心。马奇梅因夫人领进来几个信天主教的仆人,可是大多数仆人和所有的村民,倘若要在什么地方祈祷的话,那就是在庄园门边那个灰色小教堂里面弗莱特家族的坟地中间。

塞巴斯蒂安的信仰当时在我看来是个迷。但是我并不特别想解开这个迷团。我没有宗教信仰。我小的时候,每星期都被人带去做一次礼拜,上学时天天都去学校小教堂做礼拜,可是仿佛作为一种补偿,自从上了公立学校,假日的礼拜就免掉了。给我讲神学课的教师们告诉过我,《圣经》的经文完全不可信。他们也从来没有建议过我去作祈祷。我父亲不做礼拜,除非遇上家庭有什么事,即使去,也是带着些嘲弄的意味。我母亲呢,我认为她是笃信宗教的。我以前觉得很奇怪,她竟会认为她有责任抛下我和爸爸,跟着一个战地救护队去塞尔维亚,筋疲力尽,死在波斯尼亚的冰天雪地里。可是后来,我意识到我身上也有这样的精神。也是后来在一九二三年我接受了要我信教的要求,从来没有费心思去考虑这些要求,并且把超自然的现象当作真实的接受下来。在布赖兹赫德那个夏天,我意识到没有这样做的必要。

自从认识了塞巴斯蒂安以后,常常地,几乎是每天,他的某些偶然说出的话会使我想起他是个天主教徒,但是我把这种情形看成是一种小小的弱点,就像他爱那只玩具熊一样。一直到在布赖兹赫德的第二个星期日,我们才谈起这件事来,这时菲普斯神父已经走了,我们坐在柱廊中间看报,他说了这么一句话,使我吃了一惊:

“哎呀,当一个天主教徒真不容易。”

“这和你有很大关系吗?”

“当然有关系。一直如此。”

“嗯,我得承认我可从来没有注意到这点。难道你正在抗拒什么诱惑吗?看来你的德行未必比我的高多少啊!”

“我比你坏得多。”塞巴斯蒂安激愤地说。

“那又怎么样呢?”

“是谁常常祈祷,‘啊,上帝,让我变好吧,可至今没有变’?”

“我不知道。我想,那是你吧。”

“嗨,不错,我祈祷,天天都祈祷。可是问题并不在这里。”他又埋头看起《世界新闻》报来,一边说,“又是一个很坏的童子军领队。”

“我想他们千方百计要你相信一大堆胡说八道,你相信吗?”

“胡说八道?要是倒好了。在我听来,有时还很有道理呢。”

“可是亲爱的塞巴斯蒂安,你可不能真地相信它呀。”

“不能够吗?”

“我是说不能相信什么圣诞节啦,东方的星啦,三个王啦,牛啦,驴啦。”

“哎呀呀,我可相信这些。多美的想法呀!”

“可是你不能因为有些想法美就相信。”

“可是我相信。我就是这样相信的。”

“也信祈祷文吗?难道你认为,你在一个塑像前跪下,念叨几句话,甚至连声也不出,只是在你心里说,就可以改变天气了吗?或者说,某些圣徒比别的圣徒更有影响,难道你必须找到某个合适的圣徒,帮助你解决某个问题吗?”

“嘿,不错。你记不记得上个学期,我带着阿洛伊修斯,可是后来不知道把他丢在什么地方了。那天早晨我发疯似的向帕多瓦的圣安东尼祈祷,刚吃过午饭,尼科尔斯先生就在坎特伯雷教堂门前,怀里抱着阿洛伊修斯,说是我把他丢在他的马车里了。”

“嘿,”我说,“如果你只相信这些,并不想变好,那么你信教还有什么困难呢?”

“如果你看不出来,那就是看不出来。”

“得啦,困难在什么地方呢?”

“咳,别让人这么厌烦,查尔斯。我还要读读这条消息呢,赫尔的一个妇女一直在使用一种工具。”

“这个问题是你提出来的,我刚刚对它感兴趣。”

“我决不再提它了……在判她六个月徒刑时,曾参照了其他三十八个案例——天啊!”

可是大约十天以后,他又提起了这个话题,当时我们正躺在房顶上,一边晒太阳,一边用一架望远镜观察下面公园里正在举办的农业展览会。这是为附近几个教区举办的一个简朴的两天展览会,它勉勉强强办下来了,与其说是激烈竞争的中心,倒不如说更像一个市集和公共集会。用一些旗子圈成一块场地,这个场地的周围搭起了五六个大大小小的帐篷;那儿有几个牲畜鉴定站和几个牲畜圈。最大的帐篷是用来供应茶点便餐的,一大堆农场主聚集在那儿。准备工作也已经进行了一个星期了。“我们得躲起来,”快到那天的时候,塞巴斯蒂安说,“我哥哥会到这儿来的。他可是这个农业展览会的重要角色呢!”于是我们就躺在屋顶的栏杆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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