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餐时间很长，菜肴跟那些客人一样是精心挑选的，也有一种存心嘲弄的意思。菜肴并不是菲利帕姑妈挑选的那些，而是从早就确定下来的几份菜单中拼凑起来的，那些菜单是他还能在楼下吃饭时使用的。盘子的花饰考究，上菜时，盘子照红、白相间的颜色轮流出现。菜肴和葡萄酒一样没有味道。晚餐过后，我父亲把那位德国出版商领到钢琴边，出版商弹起钢琴，他就离开客厅，领着卡思伯特·奥姆—赫里克爵士到“楼座”里去看那个伊特拉斯坎的公牛。
这是个令人十分厌烦的夜晚，宴会终于散了的时候，我惊奇地发现十一点才过几分钟。父亲自己喝了一大杯大麦茶，说道：“找来的这些朋友多不带劲儿呀！你知道，如果没有你在家这个推动力，我永远也鼓不起勇气邀请他们的。我近来对应酬没有什么兴趣了。既然你要在我这儿住很久，我也就会过许多这样的夜晚了。你喜欢格洛里亚·奥姆—赫里克小姐吗？”
“不喜欢。”
“不喜欢？是你对她的毛茸茸的唇髭有反感呢，还是对她的大脚有反感呢？你觉得她今晚过得愉快吗？”
“不愉快。”
“我也有这样的印象。我很怀疑这些客人中谁会认为这是他们最愉快的一个晚上。那个年轻的外国人钢琴弹得糟透了，我想。我在哪遇见过他呢？还有康斯坦蒂亚·斯梅斯威克小姐——她又是我在哪遇见的呢？不过殷勤待客这一条还是要遵守的。只要你在这儿，你就不会觉得无聊的。”
在以后两个星期的冲突中我们两败俱伤，不过我却失败得更惨，因为父亲有更多的储备可以利用，也有更大的回旋余地，我却被挤在一片高地和大海之间的桥头堡里。他从不宣布他的战斗目标，而我至今还不明白他的目标是否纯粹是惩罚性的——是否他的思想深处存有某种地理政治学的思想，要把我从这个国家赶出去，如同菲利帕姑妈被赶到博迪盖拉，表兄梅尔基奥被赶到达尔文一样；或者，似乎是最可能的，他之所以战斗，是否只是由于热爱使他才华毕露的战斗。
有一天我收到塞巴斯蒂安寄来的一封信，这件引人注目的东西是我当着我父亲的面收到的，当时他正在家里吃午饭；看见他好奇地盯住这封信，于是我把信带走私下里读起来。信是写在维多利亚王朝后期办丧事用的厚信纸上的，信纸信封头上印着黑色花冠，周围镶着黑边。我急切地读起来：
布赖兹赫德城堡，威尔特郡，我不知道今天几月几日，最最亲爱的查尔斯。
我在写字台后面发现了一盒这样的纸，当我为自己失去纯真而哀伤的时候，我非给你写信不可了。纯真看来不像是个活东西。医生们从一开头就对它表示绝望。
我马上就要动身去威尼斯和我父亲一起住在他那个罪恶之宫里。我希望你来我这儿。我希望你在这儿。
我从来不是一个人呆着。家里的人们不断回来，不断整理行李，又离开了，而白色的山莓已经熟了。
我很想不带阿洛伊修斯去威尼斯。我不想让它遇到一大帮子讨厌的意大利熊而染上坏习惯。
爱你，或者随你的意思。
塞。
我很早就熟悉他写的信了；我在拉文纳的时候收到过他的信；我本来不该感到失望的；可是那一天，我把这张硬邦邦的信纸撕成两半，随手扔进字纸篓里，满腔怨恨地朝着肮脏的花园和贝斯河边高低不平的地面望去，凝视着那边乱七八糟的污水管、太平梯和引人注目的小温室，我在心里看到安东尼·布兰奇苍白的面孔从纷乱的树叶中显现出来，正如曾经在泰姆饭店的烛光中朦朦胧胧出现那样，在过往车辆的嘈杂声中，我听到他清晰的声音……“你千万不要骂塞巴斯蒂安，即使他常常显得有些缺乏生气……每当我听到他的谈话，就使我想起了那幅某些方面令人厌恶的绘画《吹泡泡》来。”
以后好多天，我一直觉得自己很讨厌塞巴斯蒂安。后来在一个星期日下午，他拍来了一封电报，把那个阴影驱散了，可是这封电报本身却增加了另一个更深的阴影。
父亲出去了，回来时发现我焦躁不安，团团乱转。他站在走廊里，头上还戴着巴拿马草帽，冲着我微笑。
“你决猜不出我这一天是怎么过的；我到动物园去啦。真是太愉快了；看来那些动物非常喜欢晒太阳。”
“爸爸，我得马上走了。”
“是吗？”
“我的一个好朋友——他出了严重的事情啦。我得马上到他那儿去。海特现在正给我收拾东西。过半个小时有一趟火车。”
我把电报拿给他看，电报写得很简单：“伤势严重速来塞巴斯蒂安。”
“嗯，”父亲说，“我很难过你这么慌乱。看电报，很难说事情像你想的那样严重——否则，根本不可能由受伤者本人签名。还有，当然啰，他也可能神智完全清醒，只不过眼睛看不见了，脊梁骨摔断成了瘫痪。你究竟有什么必要去那儿呢？你也不懂医道嘛。再说你又没有担任什么神职。你是不是希望得到什么遗物呢？”
“我跟你说过了，他是我的特别要好的朋友。”
“呃，奥姆—赫里克也是我的特别要好的朋友，可我就不会在一个暖和的星期天下午手忙脚乱跑到他的灵床前去。我还怀疑奥姆—赫里克太太是不是欢迎我去。不过我看你并没有这样的顾虑。我会惦记你的，亲爱的孩子，不过不要因为我急着回来。”
八月一个星期日薄暮时分的帕丁顿火车站。阳光从屋顶上毛玻璃窗户透进来，书摊已经关门了，几个不慌不忙的旅客在搬运工人旁边溜溜达达——这一切足以安慰一个心绪比我稍为安宁的人。火车几乎是空的。我把小提箱放到一节三等车厢的角落里，然后在餐车里占了一个坐位。“过了雷丁站开第一次正餐，先生，大约在七点钟。您现在要来点什么？”我要了杜松子酒和苦艾酒。火车一出站酒就送上来了。刀叉发出常有的丁当声；明丽的景色在窗前倏忽闪过。可是我对那柔媚的景致没有兴趣；相反，脑子里的恐怖就像酵母一样在发酵，大片的泡沫泛起来，呈现出种种灾祸的情景；篱边入口有人随便举起一支上了膛的枪，一匹马的后腿直立起来，在地上翻滚，一片阴沉沉的水塘，水下埋了个桩子，一棵榆树的枝干突然在一个宁静的早晨倒下来，一辆汽车冲进一个死角；文明生活的各种各样的威胁都从脑子里冒出来，紧紧缠住我。我甚至想象出一个患杀人狂的疯子在阴暗的地方作怪脸，挥舞着一段铅管。麦田和大片林地飞速闪过，溶进金黄色的夕照里，车轮的颤动声，单调地在我耳中反复震荡着：“你来得太晚了，你来得太晚了。他死了，他死了，他死了。”
我吃了饭，换乘开往该地的火车，黄昏时候到了我的目的地梅尔斯蒂德—卡布里站。
“是去布赖兹赫德的吗？先生，是的，朱丽娅小姐正在车场等您呢。”
她坐在一辆敞篷汽车的车轮边。我立刻认出她来；我不可能认不出她来的。
“你是赖德先生吧？跳进来吧。”她的声音和说话的神气都同塞巴斯蒂安的一样。
“他怎么样了？”
“塞巴斯蒂安吗？噢，他很好。你吃过饭了吗？吃了，我想那种饭一定坏透了。家里还有一些。家里只有我和塞巴斯蒂安，所以我们还是等你来了一道吃。”
“他出什么事了？”
“他没说吗？我估计，他认为如果你知道是怎么回事就不会来了。他踝骨上的一根骨头裂了，那骨头太小，连个名称都没有。不过昨天他们已经给他照了Ｘ光，要他再忍耐一个月。这可让他烦得要命，他所有的计划都给取消了；他一个劲地唠叨着……别的人都走了。他要我留下来跟他一块儿待着。嘿，我想你是知道他能忧郁得发疯的。我几乎屈服了，后来我说：‘你肯定能抓住什么人的，’他说大家不是出去了，就是都很忙。总而言之谁也不会来陪他的。不过他最后同意试着去找你，我也答应了要是你不来的话，我就留下来，因此你可以想象得出对我说来你多么受欢迎。我得说，你一接到通知就远道赶来，真是太高尚啦。”但是，当她说这话的时候，我却听出了，或者认为听出在她的口气里含着一点轻蔑的味道，好像我竟会这样乐意地听他调遣。
“他怎么弄成这样了？”
“信不信由你，玩槌球弄的。他发了脾气，被小铁门绊了一跤，这伤疤可不很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