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人们谈起父母时，那就深不可测啰，亲爱的，这样一对夫妇。马奇梅因夫人是怎么办到的？这是个时代问题。你见过她吗？非常、非常美的；不打扮，她的头发刚刚出现几缕高雅的银丝，不涂胭脂，脸色苍白，大眼睛——让人惊奇的是那双眼睛，显得非常大，两个眼睑上布满了蓝色微血管，这在别人得用指尖沾上油彩才能涂成这种蓝色；戴着几颗珍珠和闪闪发光的大宝石，一些古代镶嵌的传家宝。她的声音像祷告一样轻，一样有力。而马奇梅因勋爵呢，嗯，他也许稍微胖了一点，但是很漂亮，一个威尼斯式贵族，一个酒色之徒，一个拜伦式的人物，厌倦、富有感染力的懒散姿态，但决不是那种你看一眼就忘掉的人。亲爱的，那个莱茵哈特的修女毁了他——把他完全毁了。他的紫色大脸膛不敢在任何地方露面。他的确是被社会丢弃的最后一个历史性人物。布赖兹赫德不愿意见他，女孩子们不可以见他，当然塞巴斯蒂安见他，因为他是个讨人喜欢的人。再没有别人走近马奇梅因勋爵了。呃，去年九月，马奇梅因夫人在威尼斯，住在福格利埃府邸。老实告诉你，她在威尼斯实在有点荒唐可笑。当然，她从来没有走近利多海滨浴场，但是她总是和艾德里安·波森爵士一起坐着平底小船在运河上游荡——亲爱的，就像勒加米埃夫人；有一次我路过他们身边，我看到福格利埃家的船夫，这个人，你知道，亲爱的，我是认识的，他朝着我使了个眼色。她像蜘蛛牵丝似的，参加一切社交集会，亲爱的，仿佛她是凯尔特戏剧中的一个角色，或是梅特林克戏剧中的女主人公；而且她常常到教堂去。嗯，你知道，威尼斯是意大利唯一没有人上教堂的城市。无论如何，她是那一年中颇为可笑的人物，那时能乘坐马尔登家的游艇露面的人，除了可怜的马奇梅因勋爵还有谁呢？他在那儿买下一幢邸宅，可是，允许他上游艇吗？马尔登勋爵把他和仆人放在橡皮救生艇上，亲爱的，当时就把他送到开往里雅斯特的汽船上。他连他的情妇也没有带。谁也不知道他们怎么会听说马奇梅因夫人在那儿。你可知道，整整一个星期，马尔登勋爵见人就悄悄溜走，仿佛丢了脸似的？他的确丢了脸。福格利埃亲王夫人开了个舞会，她没有邀请马尔登勋爵和那艘游艇上的任何人参加——甚至没有请德·帕诺塞斯。这一点马奇梅因夫人是怎样办到的呢？她使社会人士相信马奇梅因勋爵是一个坏人。事实的真相是怎样的呢？那时，他们结婚大约已经十五年了，后来，马奇梅因勋爵打仗去了；他一去不返却和一个很有才能的舞蹈家发生了关系。这种事情何止成千上万？她拒绝和他离婚，因为她笃信宗教。嗯，这种纠纷也有不少先例，通常人们总是同情奸夫；但是，人们对马奇梅因勋爵可不同情。你可能以为这个老恶棍折磨了她，偷盗了她的家产，把她丢出门外，把她的孩子们烧烤了，填上作料，吃掉了，自己却颈上挂着罪恶的所多玛城和蛾摩拉城的种种花环到处去寻欢作乐；除此之外，还会有什么别的呢？她给他生了四个漂亮的儿女，她把自己要用的全部金钱都交给了布赖兹赫德庄园和在圣·詹姆士教堂那儿的马奇梅因府邸，可是他却穿着雪白的衬衫，按照最合乎爱德华七世时代传统的样式，带着个漂亮的中年女戏子坐在海鸥戏院里。与此同时，她养了一群奴性十足的、消瘦的囚犯供她独自享受。她吸他们的血。艾德里安·波森洗澡的时候，你可以看到他肩膀上被她咬的牙印。而他，亲爱的，他是当代唯一的最伟大的诗人。他精竭血枯；什么都没有留下。还有另外五六个不同年龄和性别的人，像幽灵似的围着她转。一旦她的牙齿咬住了他们，他们就永远也逃不掉。这是妖术。除此之外，不可能有别的解释。
“所以，你要明白，如果塞巴斯蒂安有时好像缺乏一点生气，我们千万不要骂他——查尔斯，你不骂他吧，是不是？有着这样阴暗的背景，他别无他法，只有装出单纯和讨人喜欢的神气，特别因为他生来没有头脑。我们不能要求他这点，尽管我们很爱他，我们能这么要求吗？
“坦白告诉我，你听见塞巴斯蒂安说过任何能让你记得五分钟的话吗？你知道，我听他说话时，就不由得想起令人厌恶的‘吹泡泡’的绘画来。谈话应当像杂技表演，把球儿和盘子扔上去，一个比一个高，一个上去，一个下来，结实的好东西，给舞台脚灯的灯光照得亮晃晃的，如果一失手就会砰的一声摔下来。可是，亲爱的塞巴斯蒂安说起话来就像从古老的陶制吹管吹出来的一片肥皂泡，瞬时间到处都是五光十色的虹彩，接着——噗的一声消失了，什么都没有留下，什么都没有。”
接着，安东尼又谈到艺术家特有的经验，谈到艺术欣赏，谈到他希望来自朋友们的欣赏、批评和鼓舞，谈到追求情感时会冒的风险，谈这谈那，这时我变得昏昏欲睡，思绪迷离恍惚了一阵。于是我们开车回去，但是当我们的车摇摇晃晃开过毛德琳桥时，他的话令我回忆起我们晚餐时谈话的主题，“嗯，亲爱的，我相信，明儿早晨你头一件事就是风急火燎地去塞巴斯蒂安那里，把我议论到他的一切情况都告诉他。我愿意告诉你两点：一是，这丝毫也不影响塞巴斯蒂安对我的感情；二是，亲爱的——虽然我显然使你厌烦得昏昏欲睡起来，我请求你记住这一点——这就是，他会马上谈他的有趣的玩具熊。再见，愿你好好睡一觉。”
可是我睡得并不好。昏昏沉沉地倒在床上不到一小时我就醒来了，又渴又不安，一阵冷一阵热，异常激动。我喝了很多酒，但是无论是混合酒，修道院的老窖酒，还是马弗罗·达伏尼甜酒，还是因为我整晚一动不动，一言不发地坐着，没有像惯常那样出去跑跑颠颠，透透气，都说明不了我这一夜痛苦得仿佛受到女巫折磨的原因。我没有做噩梦把晚间所见的形象歪曲成可怕的样子。我清醒地躺着。我暗自念叨着安东尼的话，默默地学他的语调，学他说话的抑扬顿挫，同时我合着眼，还能看到他坐在餐桌对面。看到他被烛光照着的苍白面孔。在黑夜中，我一度去起居室把画册带到灯光前，坐在窗户前随意翻看，在四方院子里，一切都是漆黑的，死一般的寂静；只有钟声每隔一刻钟响一次，在山墙上鸣响着。我喝汽水，抽烟，烦躁不安，直到天蒙蒙亮，瑟瑟的微风把我送上床。
我醒来时，伦特站在开着的房门口。“我让你多睡会儿，”他说，“我想，你不会去参加全体圣餐仪式的。”
“一点儿也不错。”
“一年级学生大部分都去了，还有相当多的二三年级学生。都因为新来的教堂牧师。以前从来不举行全体圣餐仪式——只让需要的人领圣餐，还有规定了次数的礼拜和晚礼拜。”
这是这个学期最后的礼拜日，也是一年最后的礼拜日。当我去洗澡时，四方院子里大批穿着学士服的大学生从礼拜堂走进饭厅。我洗完澡回来，他们正成群地站着抽烟；贾斯珀骑着自行车，从他的宿舍出来加入那群人中间。
我照星期天的惯例，走过阒无一人的一片空地，到伯利约学院对面的茶食店去吃早饭。空气中充满了周围教堂传来的钟声，太阳把长长的影子投在空旷的地上，驱散了我昨晚的恐怖。茶食店像图书馆一样寂静，几个从伯利约学院和三一学院来的孤独的人，穿着寝室的拖鞋，我进来时他们抬头看了我一眼，然后又回头去看星期日报纸。我带着一夜没睡的青年人的好胃口吃着炒鸡蛋和苦味的柠檬酱。我点燃一支烟，继续坐着，这时伯利约学院和三一学院的学生一个个付了账，懒洋洋地拖着脚步走过大街，回各自的学院去了。我离开时将近十一点钟，我一边走，一边听到全市变调的钟声停止了，换成一种单一的钟声，告诉全市，礼拜就要开始了。
那天上午出来的好像只是些去教堂做礼拜的人；大学的在校学生和毕业生，家庭妇女和生意人，用那种准确无误的英国人上教堂时的步子走着，这种步子既不匆忙，又不懒散；手上拿着黑羔皮和白赛璐珞封面的五六种不同教派的祷告书；分别走向圣·巴纳巴斯教堂，圣·哥伦巴教堂，圣·阿洛伊丝教堂，圣·玛丽教堂，蒲塞会堂，黑衣僧会堂，还有些天知道叫什么名字的教堂，走向重建的诺尔曼式和翻新的哥特式教堂，走向滑稽可笑模仿威尼斯和雅典式样的教堂；人们都在夏天的阳光下走向本民族的庙宇。四个骄傲的不信教的人单独宣告他们不信教，四个印度人从伯利约学院出来，穿着新洗的法兰绒衣服和熨过的颜色鲜艳的运动衣，头上缠住雪白的头巾，他们棕色的胖手上拿着鲜艳的垫子，一个野餐的饮食篮子和肖伯纳的《不快意的戏剧》，向河边走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