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会儿出了太阳，在阳光照耀下，才发现那座难看的墨绿色康沃尔山就近在咫尺。他走出大门来，啊，上帝啊，他出来了，自由了。
绿树夹道，直通山下的小镇子。他疾步沿着小路下山，在这个周六早上，他自由了，顿觉眼前云开雾散。
他给哈丽叶发了个电报，打上那可耻的“刷下”二字并告知其到家的时间，然后去吃饭。这时另外一些人进来了，他们当上预备兵了，于是他和他们之间有一段距离了，他跟他们不属于同一个阶级了。
“你是哪一类？”他们问他。
“刷下来的。”他说。
闻之，他们全悻悻然，觉得他占了便宜，因为他不是个干力气活儿的。他知道他们的心思，便不敢过于喜形于色。但他的确高兴，而且暗自感到胜利了。
周六下午回家，一路上可真叫美妙——在明媚的阳光中匆匆赶路，确是喜滋滋的。在特鲁罗下了车，进城的路上他遇上了另外一批预备服役的人。他们还要熬上几周或几个月，苦苦等待，心中无底。他们冲索默斯瞅着牙嘲笑，他们自然是妒忌他。他早已被划入另类，被当成怪物。
因为不合格而被刷了下来，成为被刷下者之一。那又怎么样？康沃尔人总是害怕疾病或身体上的残疾。“哪儿出毛病了？”他们会这样问。他们会说，与其给划入木合格之列，还不如让人一枪毙了算了。说是这么说，其实他们大多数也在绞尽脑汁在自己身上找毛病，以期达到剧下来的目的。可一旦给划入不合格之列，他们又会因身体上的缺陷感到万分羞耻。
索默斯才不在乎呢。让他们给我贴上残疾的标签吧，他自忖道。
我知道我身子骨儿弱，可话又说回来了，它还是颇为健壮的，这可是携有我之自我的唯一躯体。让那些傻瓜们侧视它，说我胸部发育不全吧，随他们说去，只要放我一马就行。
还有，那位和蔼的医生规劝他想办法为自己的国家效力，对此，他考虑了不知多少遍了，可一到要做起来时，他就意识到他什么都做不了。不能以任何方式，无论直接或间接的，为战争服务，尽管做起来会很容易。他在伦敦有不少声名显赫的朋友，他们能为他找到工作，甚至一些十分可心、收入不菲的文学工作。他们会十分高兴地为他找工作，省得他赋闲写些个招他们心烦的杂文，成为他们的眼中钉肉中刺。一些人的儿子。兄弟和丈夫正在远方作战，读索默斯先生这样的杂文则毫无乐趣可言：“这场战壕和机器的战争，是对生命自身的亵渎，我们都在干这种亵渎的勾当。”不错，他们说，可我们赶上战争了，怎么办呢？我们跟他一样恨这战争，可我们不可能老在康沃尔躲着呀。
这样说也对，他不是不懂，那么多英勇慷慨之士被投进了这架人妖杀人机器中了，这教他感到莫大的痛苦哀伤。他们正在全力以赴。
再说也没别的可做。可即使这，也不是让他上前线的理由。
如果这些年以来男人们一直保持内心坚定健全，就不会有这场战争了。如果在最初英国有足够意志坚强、灵魂高傲的人让英人感到是在坚强、勇猛、光荣地战斗，战事的发展就不会到这步田地。可是英国陷入泥浆踌躇不前了，于是恐怖之浪逐渐汹涌起来。
现在，如果时局将几乎所有的男人都逼入恐怖之中，而且恐怖一日甚似一日或死亡将临，他那孤独灵魂无可救药的境遇便使得理查德·洛瓦特不可避免地置身于局外了。如果说有外在的、时局造成的不合理和宿命，那同样有内在的不合理和内在的命运。他是绝然敢于追随自己内在的命运的。他必须保持独立，置身于一切之外，一切，明白正在发生什么，明白自己在做什么或不做什么。他必须明白，必须信守住自己，不能被迫做任何事。
这是因为，男人首先是个陆地动物和思想冒险家。一旦人类的意识沦陷并被俗事的潮流淹没，思想的冒险就停止了，正如英国最优良的意识被淹没了一样，无论和平主义者还是爱国主义者，全一样，英国的灵魂在战争期间沦陷了。它本来是一个清醒、高傲并有自我责任感的灵魂，就那样失落了。我们都战败了，可能德国败得最惨。所有的运气都失掉了。当人类清醒的灵魂在重压下崩溃、无法自持并沉沦，思想的冒险总是要失落的。随之涌现出来的是老鼠和博顿利及追随者们，于是人类冒险之舟就成了海盗船，干的是龌龊的海盗勾当。
理查德·洛瓦特无可依赖，只有自己的灵魂。那就依赖它并试图保住自己的智慧。即使没人与他为伍，他也几乎没有感知。他就像沉船后抱紧一块木板那样，绝望地抱着他自己这块木板。
那一段忐忑的日子永远改变了他的生活。如果看到邮递员跌跌撞撞下山穿过沼泽上的灌木丛，他脑海里闪过的第一个念头便是：他带来了什么？这位邮递员已过了服民兵役的年龄，分送那印有“为陛下服役”字样的可恶信封，他会乐不可支地“嘿嘿”，那信封给谁，就意味着谁被招去受罪。这邮递员是个了不起的卫斯理宗教徒，在教堂里当牧师。一想到别人要下地狱，他就感到欣慰。这人，不光怀有宗教热情，更有康沃尔人天生的幸灾乐祸之心。
只要沼地的路上出现自行车的影子，只要它拐到支路向村舍驶来，索默斯便会极目辨认那车上的绿衣使者是胖子还是高个子，是那个小队长还是那个治安官来索要进一步的身份证明。
“我们需要您的出生证明，”小队长说，“他们从博德明来信，索要您的出生证明。”
“那就让他们去找吧，没有，我手里没有这个。您攥着我的结婚证明呢，你知道我是谁，我出生在哪儿，等等一切。让他们自己去找出生证明吧。”
理查德·洛瓦特已经失去最后一点耐心了。可他们就是硬说他是外国人——可怜的索默斯，仅仅因为他留着一撇小胡子。他可是英国造就的最为情真意切的英国人了，对他的国家怀有一腔子激情，尽管这激情时常是仇恨的激情。可他们却硬说他是外国人。呸！
他和哈丽叶什么活儿都自己干，什么东西都自己去买。一个冬天的午后，他们背着帆布背包沿着海边的路回家，两个身着卡其布装、军官模样的人便跟了上来。
“对不起啦，”其中一个没事找事、拿腔拿调地说，“包里装着什么？”
“几件杂货。”洛瓦特说。
“我想看看。”
索默斯把袋子放到路上。那个高个子颇有样儿的军官弯腰装腔作势地在袋子里的一磅大米、一块肥皂和十来支蜡烛中摸了一遍。
“哈！”他兴奋地叫道，“这是什么？照相机！”
理查德窥视一下军官那只在袋子里摸索的红色手臂，一时间他几乎相信是有一台相机神出鬼没地出现在了那几样东西中，因为说他犯罪的暗示太强烈了。他发现纸包里包着什么硬物件。
“一包盐，也就值一便士。”他平静地说，尽管他已恼羞得脸色发白。
可是那个绅士气的军官还是撕开了盐包。确实是一包普通的食盐。他看完就把包推到了一边。
“我们得加小心。”另一个官小的说。
“那当然了。”理查德扎上袋子道。
“再见吧！”哈丽叶说。
那两人将手举至半高行个礼，转身快步离去了，理查德和哈丽叶从而有了机会跟在他们身后，看他们那高贵的背影。哦，他们可是绅士，道地的英国绅士，或许还是康沃尔人。
哈丽叶“扑味”一声笑了出来，叫道：“可怜无辜的盐巴哟！”
毫无疑问，那件事也令她心里发堵。
那是圣诞节时分，索默斯夫妇的两个朋友来村舍做客。那还是美国加入协约国之前的事，那男士带来了一大包美国精美食品：乔麦面、红薯和枫汁糖，那女士则带来了一大篮子水果。他们可是毫无畏惧，一定要在这孤零零的村舍里过圣诞节的。
圣诞前夕，屋外漆黑一片，大雨滂沱，世上没有哪个地方比康沃尔沼地边上更黑暗的了，这儿正是西海岸，离古代人们祭祖的那片石头地不远，那是黑呼呼的一堆粗糙巨石。那位美国女人蹲在火炉边做软奶糖，那位男士在他的房间里。这时，砰砰的敲门声响了。我的天！
是那粗壮的警察小队长骑着自行车来了。
“很抱歉打扰您，先生。是不是有位叫蒙塞尔的美国先生在这儿逗留？没错儿，我可以跟他说句话吗？”
“可以，要不要进来？”
高大粗壮的警察小队长一脚迈进这温馨的村舍，身上的黑色雨披在滴答着水。屋里，美国女子正在火炉边做软糖，火光映红了她的脸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