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经历过这种别样的恐惧。在西西里，夜里会突然害怕有杀人犯将至，会觉得过去岁月中暴力遗留下的什么东西盘桓于此，企图谋杀他。很明显，一个来自古希腊愤愤不平的幽灵，时而对篡了位的现代人恨之入骨，意欲杀之。杀人精灵之所以在空中突现，是因为现代人的。心灵排除了什么东西，是因为基督教切断了某种古老而生机勃勃的东西。一种远古的灵魂在等待着复仇。在英国，大战的后几年里，留在国内统治这个国家的那些霸王们都开始对活生生的犯罪幽灵万分恐惧起来。从一九一六到一九一九年，一股犯罪欲浪席卷全英国，一帮卑劣的霸王们大兴恐怖统治；这是些《约翰牛》杂志的博顿利和下院的下作议员们之类的人物儿。从此索默斯懂得了在一个永久半恐怖的国度里生活的滋味，那意味着犯罪的社会和犯罪的政府让人感到恐怖。自打阿斯奎斯一下台，这种折磨便渐渐开始，目的是毁灭那些拒绝与犯罪的乌合之众同流合污的独立灵魂。一个人必须与犯罪的乌合之众同流合污，将真理、正义和人的荣誉都忘在脑后，像肮脏的猎狗一样，脏嘴淌着口水狂吠，此外他别无出路。
理查德·洛瓦特一贯拒绝这样做。一个男子汉的深刻在于他有根本的是非感、荣誉感和正义感。这至深的自我使其在任何情况下都遵循自身的感情。这绝非多情善感之说。男子汉这种思想的冒险家就是这样实实在在。他要屈服还是拒绝屈服？
许多人就是被爱国主义和民主信仰的浪潮裹挟着上了战场。还有一些人被卷入战争，是因为他们相信这样就会保住他们的财产。而大多数人则纯粹是被强征入伍的，只有极少数幸免，这些人中不少成了拒服兵役者。
索默斯懒得与任何人为伍。他不愿参军，因为他骨子里是反战的。可他对征兵参战并不拒绝。他不能苟同的是整个的战争精神，即乌合之众的精神。可怕至极的战争之所以令人恐怖至极，是因为每个国家的几乎每个人都昏了头，没了主心骨儿，丧失了那保持生活本真的男子汉的特立独行与人格完整。几乎每个男人的自我都被搋夺，就像落入洪水中那样随波逐流，与别人组成可怕的群体：无法自辩、无法自怜、无法站稳脚跟，任凭波涛汹涌，百般窒息。不少人就此永远销声匿迹。大多数虽说荣归故里，内心的傲气实则荡然无存。不少人回到了自己妻子的身边，正是她们将丈夫推到这种内心失落、万分痛苦境地的。另外一些男人回来后令其妻子瞠目结舌，妻子试图使自己的男人洁身自好，却是枉费了心机，最终还是眼看着他们被涤荡而去。
可当初男人被卷走时，女人们是多么爱他们呀。待到他们回来，像狗一样从突然变得慵懒污浊的水流中爬出，虽然一身的风光，内。心却羞愧难当，他们为此是付出了代价的。
这种惨痛的战后代价是非付不可的，那是因为人们丧夫了理智。
更坏的是，他们内心里个性的完整也丧失了。一个男人丧失内心深处特立独行的男子汉主心骨之日，即是其心心相映的妻子的不幸之日。
一个真正的男人是不该失去理智的。危机愈是深重，他就愈该殚精竭虑，独立用。已度德量力。然后，让他全然依照其自我行事，而非逃避，或者更坏，被渐渐拖引而去。
一九一六、一九一七、一九一八、一九一九，可怕的几年，作孽的几年。这几年，这世界丧失了其真正的人性。人们倒是不缺直面死亡的勇气，人们很是有这种勇气，缺少的是直面自身独立自我的勇气，人们没有勇气恪守这个自我。人们太容易牺牲自我了，何其容易！
理查德·洛瓦特就是这样一个心怀不满的家伙，他可不愿轻易牺牲自我。他并非拒服兵役：他知道男人就得上战场打仗，总要在某个时间以某种方式这样做。他可不是资格会教徒，相信什么永恒的和平。他多次到过德国，太明白自己对德国军事动物们是何等憎恶，他们纯属一群机械行事的恶棍。他们曾威胁要把他当间谍抓起来，而且不止一次侮辱过他。哼，他心里永远也饶不了他们。不过英国的工业化和商业化及其与之相适应的爱国主义和民主，不是也侮辱了他并痛痛快快地抽了他一耳光？理查德为了谋生受了多大的侮辱啊：他们是怎样以该死的工业式伪善侮辱他这样一个离群索居形单影只的人的？他们想逼他就范，比德国军国主义分子做得还过分。如果真要向什么就范，宁可选择军队也不要犹太金融家。岁月教会了理查德反思，认清了自己的位置后，他做出了这样的决定。
于是，战争开始后，他本能上是反战的。当阿斯奎斯政府摇摇欲坠时，他深感痛苦。可这政府垮了台并由约翰牛们组成的政府取而代之后的一九一六、一九一七、一九一八年中，痛苦演变成了折磨。他被招了去，同另外四十个人一起在兵营里过了一夜，没有一个不感到如同犯人，羞辱难当。一早来了两名医生，他们都是绅士，明知裸体男人的神圣之处，却要检查他们的裸体，遭到了拒绝。
那事算过去了。回家后地铁了心，他决不自愿献身当烈士。这感觉秘而不宣，也并不想强加于人，他只想独自行动。他暂时因体检不合格没被录取。如果再给招去体检，他会去的，但他决不服兵役。
“一旦，”他对哈丽叶说，“他们真要把我招去当兵，就是杀了我，我也不听他们的。”
可怜的哈丽叶给吓得说不出话来。
“一旦，”他坐在火炉边，目光从灰色法兰绒旧裤子的膝部移开，抬起头来说，“一旦我看到自己穿上了卡其布裤子，我就会死的。
不过，他们说什么也无法让我的腿套上卡其布裤子。”
那回在县城西边的兵营里，他们凭本能对他温良恭敬。这种待遇从德国军国主义者和等而下之的英国商业霸主们那里是得不到的。比如在那个监狱般的兵营里，起床后，这些未受体检的新兵被命令整理床铺、打扫房间，理查德·洛瓦特顺从地操起一把沉甸甸的扫帚。这个脸色苍白、沉默寡言、孤云野鹤似的年轻人，偏偏留着连鬓胡。其他当兵的把他当做个怪物，他对此早已处之泰然。
“我说老大爷——”一个比他年长的年轻胖子这样对他说话。这是个信口雌黄的饶舌家伙，从加拿大来，开始唠叨说他比索默斯大多了。
“我说老大爷，”他们在刚启动的火车上坐下后，那厮说，“明天，那些玩艺儿都得剃喽，喀嚓、喀嚓！”说着他的手指头在下巴上狠刮了两下子，示意第二天索默斯的胡子会被剪掉。
“走着瞧吧。”理查德笑笑说，嘴唇都气白了。
他心里说，胡子一剃掉，他就算给打垮了，人也完了。因为他把胡子看成是他特立独行的男子汉标志。他永远也忘不了同那些应招入伍的人赴博德明的旅程。大家都感到痛苦难当，不过仍表现出男子气来，虽然沉默着，但既不疲塌也不恐慌。只有那个肥胖懒惰的家伙在大吹特吹，号称是放弃了在加拿大一份好得不行的工作来为这个血腥的国家服务。后来索默斯看到了这厮的裸体，奇形怪状，肥胖松软，像个女人。另一节车厢里，人们一直在唱歌，像狗在深夜里嚎叫：
“我是你的情儿，只要你跟我过，一辈子都是你的情儿。
献给你，蓝铃花儿一朵朵，收下吧，真心待我。等我长成男子汉，再娶你做老婆。”那地狱般绝望的车厢走廊里，回荡着这断肠的悲调：
“一辈——子——都是你——的情儿。”一想这事儿，索默斯就痛心疾首。死倒没什么，丢了主心骨事大。这些男人绝望恐怖地鬼哭狼嚎，像是末日临头一样。他们面；临的不是死亡，而是背弃固有的信仰，放弃他们神圣的自由。
那些蓝铃花！比那些歌儿还不如。一九一五年，秋天的汉普斯塔德，石铺丛生的荒地上，一堆一堆的树叶在蓝天下燃烧，伦敦几乎仍像战前那样，不过，“西班牙人路”边的水塘旁总聚集着身着色彩鲜艳的红蓝病号服伤员，议会山附近总有身着土黄军服、脸色苍白的新兵在进行操练。战前的景象依稀可辨，只是陡增了些生动奇异的色彩罢了。夜晚，探照灯巨大的光柱在伦敦上空直愣愣地横扫一气，掠过云朵，刺破夜空。随后，齐柏林飞艇开始空袭，其声音令人恐怖，心凉肉跳，但索默斯从不害怕。一天夜里，他和哈丽叶从普莱特巷穿过石楠丛朝“西班牙人路”走去，就在这时，天上出现了一架齐柏林飞艇，像幻影一般。探照灯光立即逮住了它，它在灯光照射下显灵一般光焰四射；探照灯失去目标后，便只听得无空中奇特的轰鸣声，探照灯仍然交叉扫射搜索目标。它在那儿，愈飞愈高，变成一个苍白的影子，让人想起高天上的圣灵。随之，城里响起了炸弹爆炸轰鸣声，沉闷而恐怖。渐渐地，这一切消停了，在议会山那边圣保罗教堂附近燃起了一团巨大的红色火球，城里什么东西烧着了。哈丽叶全然吓呆了。可她抬头眺望那远天上的齐柏林飞艇时，却对索默斯说：“没准儿，小时候哪个一起玩耍的男孩子就在那里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