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这一切奥列先科夫一概不要，他只要在门上钉一块铜牌，装一只路人够得着的门铃。
不管怎么说，命运的安排使奥列先科夫三生有幸：有一次他得以救活了当地一主要领导人的一个垂死的儿子，另一次救了一位领导人，虽然不是那位领导人，但也是位要人。还有几次救了几个显要家族的成员。这一切都发生在本市，因为他从来不去外地。就这样，奥列先科夫医生在一些有影响的人物中间确立了声望，他的周围也就出现了一种保护性的光轮。也许，在纯粹是俄罗斯人的城市里，这对他仍然无济于事，但在比较好说话的东方城市里，人们善于对他重新挂牌、接诊病人的事视而不见。战后他已经不在任何地方担任固定的工作职务了，但却给好几所医院当过顾问，出席过一些学会的学术会议。就这样，从６５岁起，他就不受阻碍地过着自己认为一个医生应该过的那种正常生活。
“是这么回事，多尔米东特·吉洪诺维奇，我是来求您帮忙：您能不能到我们那儿去，检查一下我的肠胃道？……哪一天对您方便，我们就定在哪一天……”
她的面色发灰，声音微弱。奥列先科夫以平稳、凝神的目光望着她。
“没有问题，我们就定个日子吧。不过，您还是先把症状说给我听听。不妨也谈谈您自己的想法。”
“症状我这会儿就告诉您。至于我自己的想法，该怎么说呢？您知道，我是竭力不去想的！就是说，这件事我想的实在是太多了，夜里睡不着觉，要是我自己一点儿也不知道就好了！这是真的。您如果作出决定要我住院，那我就住院，可是到底是什么病——我不想知道。如果要动手术，最好不要让我知道诊断意见，免得开刀的时候我胡思乱想：‘他们现在大概在做什么？此刻正在往外掏什么呢？你理解吗？”
不知是由于圈椅太大，还是由于她的肩膀完全放松了的缘故，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此刻看上去不像一个身躯高大的女人。她缩小了。
“理解倒是能够理解，柳多奇卡，但我并不觉得有那么严重。您干吗一下子就谈到动手术？”
“应当对什么都有思想准备……”
“那您为什么不早点来？您应该懂得的……”
“事情就是这样，多尔米东特·吉洪诺维奇广东佐娃叹了口气。“生活让人忙得团团转。当然，应该早点来……不过，我这还不算来得太晚，您别这样想！”她又恢复了那种急切爽快的作风。“但这未免太不公平了：我是一个肿瘤病医生，对于一切情况都一清二楚，能够想像继发现象、后果和并发症是怎样的情况，可为什么肿瘤病却偏偏临到我自己身上？……”
“这没有什么不公平的，”他那低沉浑厚、富有节奏感的话语声很有说服力。“相反，这从最高层次上来说是公平合理的。害上自己专业范畴的病——这对医生来说是一次真正的考验。”
（这怎么能谈得上公平？要什么真正的考验？他这样考虑问题，无非是因为他自己没有得过病。）
“您记得那个护士帕尼妞·费奥多罗娃吗？她常说：‘哦，我对病人怎么变得不体贴了？看来我自己又该去住一阵医院了。……”
“我从未想到过，自己会这样难过！’冻佐姓把手指互相握得关节直响。
不管怎么说，此时此刻她还是比最近一个时期减轻了一些焦虑。
“那您说说您觉得自己身上有什么症状？”
她开始述说，起先只是说个大概，可是奥列先科夫硬要她说得越详细越好。
“多尔米东特·吉洪诺维奇，我根本不想占去您整个星期六晚上的时间！既然您反正要去给我作爱克斯光检查……”
“我是个什么样的异教徒，难道您还不知道？在使用爱克斯光机之前我岂不工作了２０年？什么样的诊断没有做出来！道理很简单：任何一种症状都不能忽视，因为一切症状的出现都有其原因的。要作出这样的诊断，亲爱的，使所有的症状都能得到解释——不错，正是这样！使用爱克斯光机就像使用照相曝光表或计时器一样，只要有它们帮忙，你就完全丢了凭目力判断曝光度或凭感觉估计时间的本领。一旦没有这些东西，你也很快就能适应。对医生来说困难多了些，可病人倒是轻松了些，少做一些检查。”
于是东佐娃开始叙述，把各种症状加以分门别类，尽量不漏掉那些可能引出重病诊断的细节（尽管她情不自禁地希望略去某些细微之处，想听到他说：“这算不了什么，柳多奇卡，没什么了不起。”），她还谈到血液的情况，说血液的成分不妙，血沉指标偏高。奥列先科夫仔细听了她的全部自述，另外提了几个问题。在听的过程中，有时他点点头，似乎表示这完全可以理解，是每个人都会碰到的寻常现象，但终究没说“这没什么了不起”。东佐娃脑子里一闪：就实质来说，他大概已经作出了诊断，甚至此刻就可以直接问他，不必等到爱克斯光透视那天。但是，此刻马上直接问他，且不管正确与否，直接了解答案——这是很可怕的。无论如何得拖延一下，拖延几天缓冲一下！
他们在学术性会议上见面时的交谈是多么亲切啊！然而现在她前来像承认罪行似地说出自己的病情，维系在他们之间的平等之弦一下子就断了！不，不是平等——在他们师生之间从来就不存在平等，现在就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了；通过这番自述，她把自己从高贵的医生阶层排除出来，转而列入纳贡求靠的病人阶层。诚然，奥列先科夫没有提出马上就们触病痛的部位。他还是那样继续把她当作客人与之交谈。他似乎是在建议她同时处在两个阶层，可是她精神上已经垮了，再也不能保持原先那种镇定了。
“说实在的，蔽罗奇卡·汉加尔特现在的诊断水平，已足以使我信得过她，”东佐娃说话还是那样急切，一句接一句，这是一向排得很紧的工作日使她养成的习惯。“不过，既然有您在，多尔米东特·吉洪诺维奇，我决定……”
奥列先科夫还是那么凝视着她。此时东佐娃虽看不太清楚，但她已经有两年工夫注意到奥列先科夫专注的目光中经常闪现出一种被摈弃的神情。这神情是在他老伴死后出现的。
“暗，要是确有必要……嗷病休一个时期，好不好？就是说，让毅罗奇卡顶替您的工作，行不行？”
（“病休一个时期”！他使用了最温和的措辞！但，这意味着她的病并不是小事一桩？……）
“行。她已经成熟了，她完全可以主持放射科的工作。”
奥列先科夫点了点头，捋了捋一绝疏朗的银须：
“成熟倒是成熟了，可是结婚了没有呢？……”
东位娃摇了摇头。
“我的孙女儿也是这样。’澳列先科夫毫无必要地压低了嗓门。“怎么也找不到合意的人。真不好办。”
他眉角的细微移动反映了内心的不安。
他自己提出要抓紧时间，星期一就给东佐娃检查，而不要拖延。
（为什么如此匆忙？……）
此时出现了冷场，也许这是起身道谢和告辞的适宜时刻。东佐娃站了起来。但是奥列先科夫硬要她坐下来喝杯茶。
“我一点儿也不想喝！”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要他相信。
“可是我想喝！现在正是我喝茶的时候。”
他是在努力将她从罪恶的病人行列里往无望的健康人行列里拉！
“您那小俩口在家吗？”
其实，那“小俩口”的年龄跟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不相上下。
‘环在家。孙女儿也不在。只我一个人。”
“这么说，还得由您亲自动手招待我？那可不成！”
“用不着动手做什么。保暖瓶里有满满一瓶茶。而各种糕点和小吃都在食品柜里，好吧，您去拿出来就是了。”
于是他们转移到饭厅里去，坐在方形橡木桌的角旁喝茶。这张桌子简直经得住一只大象在上面跳舞，可是要把它从这里搬走，恐怕任何一扇门也出不去。墙上的挂钟也已有了年头了，指针表明时间还不算太晚。
多尔米东特·吉洪诺维奇开始谈他心爱的孙女儿的事。她前不久刚从音乐学院毕业，钢琴弹得很出色，既聪明又漂亮，这在音乐家之中也属少见。奥列先科夫还把她的一张近影拿给客人看，但他说话不多，并没打算以有关他孙女儿的话题吸引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的注意力。况且，她已不可能把全部注意力都放在任何一件事情上，因为她的心思已四处分散，怎么也集中不起来了。是的，说来倒也十分奇怪：跟你坐在一起若无其事地喝着茶的人，已经能够设想你所面临的危险的程度，或许连病情的进一步发展也已经预见到了，但却只字不提，只是把饼干推过来敬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