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夫列姆·波杜耶夫要不是脖子被癌肿包围,还是个年富力强的男子汉。论年纪,他还不满半百;肩膀结实,两腿有力,头脑健全。与其说他像一匹结实的马,不如说他更像一头耐劳的骆驼,干完8小时的活还能像头一班一样再干8小时。年轻时他在卡马河上习惯于搬运六普特重麻包,当年的那种力气至今也没减多少,即使现在,需要跟工人们一起把混凝土搅拌机推到高台上去的时候,他也从不退缩。他到过许多地方,干过无数行当,在那边拆卸、挖掘、运料,在这边建筑施工,面值小于8卢布的钞票不屑于去点数,半升酒下肚脚步不晃,超过一升便不再贪杯——就这样,他对自己以及周围世界的感觉是,叶夫列姆·波杜耶夫面前没有尽头,没有界限,他将永远是这样。尽管他有的是力气,但却没上过前线——作为专业建筑工人而免服兵役,既不知道负伤是什么滋味,也不知道住野战医院是怎么回事。他从未生过大病,流感、时疫也没得过,连牙终也没有过。

直到前年才第一次患病——一下子就得了这种病。

得了癌症。

现在他一开口就说“得了癌”,而当初很长一个时期他都佯装镇静,仿佛没什么,不值得大惊小怪,只要能忍受得了就一直拖着,不去找医生。等到去找医生了,他就从一个科被转到另一个科,最后转到了肿瘤科,而这里对所有的病人都说他们得的不是癌。叶夫列姆不愿意弄明白自己得的是什么病,他不相信自己的理智,而相信自己的愿望:得的不是癌症,会好的。

叶夫列姆最初发病的地方是舌头——灵活自如的、不引人注意的、自己的眼睛从来不能直接看到而在生活中又如此有用的舌头。将近50年来,他使这条舌头得到了很好的锻炼,就凭这条舌头他为自己争到过本来挣不到的工资。没有干过的活儿,他赌咒发誓说干过了。自己不相信的事情,他也能说个滔滔不绝。既用它来顶撞上头,又用来臭骂工人。他骂起娘来是一套一套的,总是抓住被认为是神圣和宝贵的地方花样翻新,像夜写一样陶醉于自己的出色表演。他讲的笑话也都粗俗下流,但从不涉及政治。还会唱伏尔加河流域的歌谣。他对遍布各地的好多娘儿们撒过谎,说自己是单身,没有老婆孩子,许诺过一个星期就回来盖房子。“哼,就该让你烂掉舌头!”——他有那么一个短期文母娘这样诅咒过他。但叶夫列姆的舌头只是在他烂醉如泥的时候才不听使唤。

忽然间,这条舌头开始膨胀起来。老是碍牙齿的事。柔软滋润的嘴也容它不下。

可叶夫列姆还是满不在乎,仍然在大伙面前龄牙咧嘴地说:

“波社耶夫?世上的事他什么都不怕!”

他们也就说:

“是啊,波杜耶夫的毅力真够强的。”

其实这并不是毅力强,而是5倍的恐惧。他不是凭毅力,而是出于恐惧才挺住,坚持工作,能把手术推迟一天算一天。波杜耶夫一辈子所做的准备都是为了活着,而不是为了死去。这种过渡超出了他的承受能力,他不认识这种过渡的途径,于是就一再排除这个念头,反正没有病倒,天天像正常人一样上班干活,听别人夸他毅力坚强。

给他动手术他不肯,只好开始用针疗:像对地狱里有罪的鬼那样往他舌头里扎针,几天几夜都不取出来。叶夫列姆。心想这么一来就会好起来,他是抱着那么大的希望!然而事情并不是这样。舌头胀得更大。叶夫列姆在自己身上再也找不到那种坚强的毅力了,他愁眉不展,把脑袋伏在铺着白布的门诊桌上,同意开刀。

手术是列夫咧昂尼多维奇做的,做得非常成功!正像手术前所说明的那样:舌头截短了,变窄了,但很快就会习惯于转动,重新像先前那样说话,只是口齿有可能不那么清楚。他还被针疗过一次,放他出去了又叫了回来,于是列夫·列昂尼多维奇说:“现在可以说,你过3个月再来,我们还要给你动一次手术,是在脖子上。这次是简单的小手术。”

但是脖子上的这种“简单的小手术”波杜耶夫在这里可说是看得不少了,所以在指定的日期他没有去。医院一再发信通知他,可他理也不理。总的来说,他不习惯于在一个地方久留,会不当回事儿似地远走高飞,哪怕到科雷马河上,哪怕去哈卡西亚。在任何地方他都没有财产、住房和家室之累,他所喜欢的只有自由的生活和口袋里的钱。而医院里来信说:“如果您再不来,我们就通过民警把您押来。”瞧,肿瘤医院甚至对那些根本不是癌症病的患者也有什么样的权力。

他去了。当然,他还可以拒绝开刀,但是列夫·列昂尼多维奇仔细摸7摸他颈部,狠狠地责怪他耽误了时间。就这样,他的脖子左右两侧都做了手术,像不明不白挨了刀子似的;他缠着绷带在医院里躺了很久,而让他出院的时候医生们无不连连摇头。

对自由自在的生活他再也不像先前那么倾心了:工作、玩乐、喝酒、抽烟都使他感到索然无味。他脖子上那地方不见柔软,而是愈来愈绷得紧,硬邦邦的,老是像针扎和刺痛,甚至影响到头部。肿块沿着脖子往上升,几乎到了耳根。

就这样,一个月以前他仍然又回到这栋用发砖建造、砖缝匀称齐整的老建筑物前,登上掩映在白杨树中间、被千百双脚磨得光滑的台阶,外科医生们即刻像接待亲人似地将他留了下来,于是他又穿上了那种条纹市病号服,还是住在靠近手术室、窗子抵住后围墙的那间病房里,等候第二次(而总的算来是第三次)手术。叶夫列姆此时再也不能自欺欺人了。他承认自己得的是癌症。

现在,为了追求平等,他开始说服同病房里所有的病人,要他们相信自己得的也是癌症。而既然得上了这种病,那就谁也甭想逃出这个地方。即使出了院也还得全都回到这里来。倒不是他能够在别人的痛苦乃至骨折的脆裂声中找到乐趣,而是要别人也想到真实情况,不自欺欺人。

后来给他做了第三次手术,开刀开得更疼、更深。但手术后包扎时,医生们似乎并不高兴,而是用行话在相互交谈,并用纱布给他愈缠愈紧,愈缠愈高,使脑袋和躯干牢固地连在一起。他感到射向头部的刺痛更厉害了,更频繁了,几乎是接连不断。

这样一来,干吗还要装模作样呢?得了癌症就应当变得超脱一些,正视两年来他一直眯缝起眼睛、扭头不看的事实:叶夫列姆断气的时候到了。采取一种幸灾乐祸的态度,心情反而会轻松些:不是死,而是断了气儿了。

但这话只能是说说而已,头脑知不能想像,内心也无法体验:这事怎么能发生在他叶夫列姆身上?这怎么会发生呢?当真会这样该怎么办呢?

为了躲开这一事实,他曾挤在人们中间拼命干活,可现在事实终于跟他狭路相逢,借助于绷带掐住了他的脖子。

从其他病人——无论是病房里的还是走廊上的,无论是楼上的还是楼下的——那里,他是听不到对他有任何帮助的话的。所有的话都不知说过多少遍了,可没有一句是中听的。

于是他开始从窗前走到门口,又从门口走到窗前,每天五六个小时踱来踱去。这是他寻求解脱的办法。

叶夫列姆一生中只有几个大城市没去过,边远地区他几乎走遍了,无论持在哪儿,他和其余的人都很清楚,一个人应该具备什么本领。一个人要么掌握很好的专业技能,要么能在生活中钻营。这两者都是生财之道。所以说人们相互认识的时候,道过姓名之后总是紧接就问:干什么工作,挣多少钱。要是一个人挣钱不多,那就是说,他不是傻瓜蛋便是不走运,反正是不怎么样的一个渺小的人。

所有这些年,波杜耶夫在沃尔库塔、叶尼塞河、远东和中亚所看到的就是这种完全可以理解的生活。人们挣了很多钱,随”后也就把钱花掉——有的人是逢星期六去花钱,有的人是度假时一次性地花掉。

这样的生活可以过得很顺心,直到得了癌症或其他致命的病为止。一旦得了这种病,他们的专业技能也好,钻营本领也好,职务也好,工资也好,统统变得一文不值。无论是他们束手无策的精神状态,还是死不承认得了癌症的自欺欺人的愿望,都说明他们意志薄弱,忽视了生活中的什么事情。

那么究竟忽视了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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