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法语ｅｎｃｂａｎｔｅｅ的俄语发音：迷人的。
按洛市金娜母女走后，戈鲁波维茨基们来了，戈鲁波维茨基们走后，米尔左哈诺夫们来了……他们都只停留片刻，来一套交际场中清一色的寒暄，便走了。三点光景，如果觉得接待访客的事可以告一段落，母亲便向前室喊道：
“现在不见客啦！该吃午饭啦！”
但是，有时偏巧由于这种匆忙的决定而谢绝了某一位可以寄予希望的男子；这时，对于过早地结束午前会客一事，便感到懊悔之至。
“这都怪你！”母亲责怪父亲，“吃饭，吃饭！如今有谁家在三点钟吃午饭的！”
然后又把怨气转到那位可以寄予希望的贵客身上，说：
“鬼叫他早不来迟不来，偏偏这时候来！有谁是三点钟出门拜客的！你现在去找他吧！他在莫斯科东家跑西家串，象拜年似的。”
午饭的食品和在红果庄吃的差不多，而且几乎完全是用乡下带来的食物做的。连酸白菜也是从乡下带来的，汤大半是用冻羊肉或者家禽烧的。很少买牛肉，即使买，也是买点冻牛肉。食物没有滋味，难于消化，缺少营养。不过，因为本来就爱吃油腻食物的姐姐常常抱怨，说她吃了这样的菜饭，瘦得连束腰紧身都没法系紧了，所以专门给她做一两道好菜。饭桌上依然是在红果庄时的那种场面、那些谈话，吃完饭大家睡午觉，姐姐也不例外，她相信，午觉能使她整个晚上保持鲜艳的好气色。
她热切地创造着这种“好气色”，甚至不惜因此牺牲生活上的舒适。她用酸凝乳涂脸，把生牛肉片贴在脸上，然后用破布包住，弄得呼吸困难，就这样几小时地踱来踱去。
六点，母亲和姐姐动手准备参加晚会的事。早晨的那种忙乱变本加厉地重演起来。姐姐对着镜子，净脸，柬身，一件一件地试衣裳，一连打扮三个钟头。她的使女不断地从她的卧室跑到母亲的卧室去问这问那。
“小姐问您，扎哪种带子？”
“小姐问您，是戴假鬈发，还是光把头梳梳光？”
“小姐问您，是穿大领口①还是穿小领口，她好洗脖子？”
①袒露颈肩的衣服。
“拿发夹来，拿别针来！”叫声在走廊里滚过，“你们聋了呀！”
打扮完毕，再照半小时镜子：摆各种姿势，演习屈膝礼，等等。如果是去参加“帕列”，那么，还要从理发馆里叫一位小师傅来给姐姐收拾头发。
“华假（发夹）！”农奴出身的理发师傅伊瓦什卡摹仿他的法国老板的音调命令道。
“你们这些该死的东西！”父亲在他自己的房里叫道，他因为众人的奔忙扰乱了他的安宁，非常恼火。
“喂，老头子，对不起！”母亲回答他道。
临了，仿佛变魔术似的，忽然之间一切归于寂静。她们走了。丫环们最后一次从下房出来一溜烟跑过走廊，立刻消失得无影无踪。父亲走进厅屋，独自喝着晚茶。
“天气怎么样？”他问立在一旁伺候他的仆人史吉班。
“满天的星星。夜里一定冷得要命。”
“唔，眼下是冬天嘛。出门拜客的人兴许会冻坏。”
父亲长吁短叹。孤独的生涯，无论怎样努力去习惯它，毕竟是不愉快的。他一向孤独，即使不是单独一人时，他也因为已经形成。的家庭生活习惯而感到寂寞。他老了，又有病，而别人却个个身体健康……而且强壮得不知怎的竟有些傻乎乎的。他们奔跑、忙碌、瞎扯淡，连自己也不知道忙些什么，所为何来。现在一切趋于平静，如果不是有个史吉班，恐怕连一个应声的人儿也没有。哪怕你要断气了，他们也不会想到你。
“早知今日，当初不该结婚！”他心里这样惊呼道，竟忘掉这门亲事已经给他带来了一堆孩子。
他回想起，从前他怎样太太平平、安安静静地和好姐姐们一起过日子，那时谁也不吵闹，谁也不嚷嚷，每个人都不慌不忙地干着各自的事情。而最主要的是，他的意志对于所有的人就是法律，而且是一种讨人喜欢的法律。本应当……父亲常常趁母亲不在家时发泄胸中的积愫。
“胳膊肘离得近，见得着咬不着，”他脑子闪过这句谚语。“史吉班！”他对仆人说：“你还记得我做单身汉时的情形吗？”
“怎么记不得，老爷！”
“那时候多好啊！是吗？”
“好极啦，简直好极啦，我想，要是……”
“安安静静、太太平平、丰衣足食，不愁吃穿。唉唉！俗话说得好：‘眼前有福享，何必远处寻。’我却偏要去寻。因此上帝惩罚了我。”
“这话不错……”
时钟敲了十点。老头子喝完最后一杯茶，开始感到眼皮沉重。该到厢房去睡了。明天在符拉西教堂里有一个本堂的大节日，得赶去做晨祷。
“你打听过吗，有没有唱诗班？”父亲问。
“打听过了，老爷。他们说，晚祷有唱诗班唱诗，可是晨祷和早祷由助祭唱诗。”
“好，我们就听助祭唱诗吧。是本堂执事还是雇来的执事主持堂会？”
“执事是从秋朵沃修道院请来的。本堂的那位当副手。”
“这秋朵沃修道院的执事是个什么模样儿？是那个淡红头发的吗？”
“这我可不知道，老爷。”
“大概是他。”
父亲从桌旁站起来，蹒跚地向自己的住房走去。这个房间很不舒服，在下房隔壁，里面相当冷，因此老头子常常挨冻。他慢慢地脱衣服，看到给他做晨祷用的两枚五戈比的铜币一个不短地放在桌上镜子旁边，便心满意足地躺下去睡了。
“明天早上四点钟叫醒我，”他吩咐史吉班，“告诉丫头们，叫她们别嚷嚷。”
深夜一两点钟，母亲带着姐姐回到家里。
日子一天天地过去，无论形式或内容全是一模一样。但是在最后一段时间里，生活显著地活跃起来。从圣诞节起，贵族俱乐部每隔几天举行一次舞会，直到四旬斋降临才停止活动。其中最重要的要算谢肉节期间礼拜六的早场舞会。对于那些待嫁的闺秀们来说，这舞会好似一次考试。大天白日，胭脂花粉马上会露出痕迹来，她们只得靠造物主赐给她们的禀赋来装饰自己。当然，还必须有崭新的漂亮衣服，旧衣服翻改的行头是穿不出去的。
俱乐部的入场券分会员券和来宾券两种。尽管买几张来宾券总共不过五卢布钞票，但母亲还是要在这上头弄虚作假，往往一文不花就进了会场。因为二舅是俱乐部的老会员，可以自由出人舞会，所以他把自己的会员券转送给母亲，自己不交门票就进去了。但是有一次，母亲这种行径给人家抓住了，要不是二舅出面疏通，准会大丢其脸。
“我的妈呀！妈妈昨天上当啦！”斯杰班哥哥洋洋得意地说，“她拿着二舅的票子进舞厅，给人家当场逮住啦！要不是二舅说情，她和姐姐准得在看守所里过夜了！”
然而，尽管天天在外面交际应酬，花了许多钱给姐姐添制服装，但是她的婚事却始终没有眉目。
“没结婚的男人也不知都跑到哪儿去啦！”母亲满腹牢骚。“大家说：莫斯科有的是没结婚的男人！没结婚的男人在莫斯科有的是！可是实地看看，一个也没有——不过如此。钱白扔到无底洞里去了；到商店去买这买那，把马都跑垮了。要能找到一个也好呀！”
不过，母亲这时已经领悟到，在莫斯科不能光靠出门应酬的办法去找女婿，还有另外一些虽不太光彩却可靠得多的路子可走。不久，她也踏上了这些新的途径。但这一点我想在下一章再详细介绍给读者。
母亲借口住所狭小，不肯举办晚会。不错，在这个“家里人”尚且只能勉强安身的小寓所里，如果看到舞伴们双双起舞，那的确会令人感到奇怪。不过有一次，母亲还是慷慨解囊，来了一个所谓大宴宾客。这一年冬天，我们偶然租到一套住房，有一间相当宽敞的客厅，二舅利用这个机会，竭力怂恿母亲让女儿痛快玩玩。他们计划开个舞会。二舅把他家里的家具借给我们，又租了食具，请了一位名叫加利赫牟梭夫的名厨师，买了糖果、水果，发了请帖。舞会开得好极了。整整来了四位高级文官，就让他们四人成局，打起牌来（据说，他们经常象这样四人一伙到各家去参加舞会）；二舅约来一群年青人。婆娑起舞的男子中甚至有两位近卫军官，母亲始终没有打听出他们是什么人。大家高高兴兴地一直玩到第二天凌晨五点钟，后来过了很久很久还念念不忘这次舞会，把它当作我家的盛事之一。
礼拜天和节日也给我们的家庭生活带来某些变化。在这样的日子里，母亲带着姐姐上教堂做弥撤，在大节日的前夕还去做通宵祈祷，而且一定选一个莫斯科香火最盛的教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