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这几次莫斯科之行分成夏季旅行和冬季旅行两类，因为两者在我脑子里留下了不同的印象。前一种是愉快的旅行；后一种除去烦闷和困乏，便一无所剩。
在进官办学堂之前，夏季里我根本没有到过莫斯科，但是，为了避免以后再来回溯这件事，我想稍微扯远一点儿，先讲讲我第一次到“俄罗斯的心脏”去的情况；那次去是为了报考当时刚由寄宿大学改名为六年制贵族学校。
这是在八月初。母亲准备亲自送我去。一般的说，凡是重要的事，她总以为只有依靠她随机应变的本领才能办好。她跟学校当局很熟，因为我的哥哥们全是念的这所寄宿大学，所以她认为，如果我某一门学科考得差，她去说说情，学校便会通融办理。此外，她相信，考试时有她本人在场（这是允许的），我便不敢答坏试题……
是仲秋季节八月里的一个晴天。我清早起来，在园子里整整跑了一上午，向各个角落告别，有时跪下去亲吻土地。这种举动是真正的、发自内心的兴奋的表现呢，还是只不过把偶然读过的书中的某些例子拿来作一番虚应故事的模仿呢，——我说不清楚。不过，我比较倾向于同意后一个假设，因为我记不起我当时曾产生过什么精神活动。后来，我转学到了彼得堡，回家度假时，还一再干过这种事儿。我们通常约好三、四个在莫斯科念书的同学，搭乘同一辆驿站马车回家。马车快到万圣村时，我们总是吩咐车夫把车停在一座能眺望整个莫斯科的山岗上。我们走出车厢，跑下去亲吻土地……
我们在中午一点光景从红果庄出发。到莫斯科是一百三十五俄里（冬季里路程可以缩短十五俄里左右），因为通常是坐“自备”马车去的，所以至少要走两天半。到第一站（格利什科沃）是三十俄里，得在天黑之前到达。
在本书开头我已经介绍过红果庄周围的地形。这地方的景色是灰暗甚至阴森的；但是在我们走过几俄里后，我终究感到我是从禁锢中解脱出来，置身于广阔的天地间了。四周的清新空气饱含着针叶树的芬香；呼吸感到轻快而舒畅；装着旧弹簧的四轮马车轻轻地摇晃着。我们的马小步跑着，一小时走不了六俄里。每当走过泽间小径或者沙地时，我们让马缓步行走。侍仆柯隆不时跳下车，徒步跟在车后，采集路旁丛生的白蘑菇。母亲打着盹儿；她经常带着出门的阿加莎坐在我对面，也脑袋一冲一冲地在打瞌睡。母亲前面的一条板凳的空座位上放着一篮晚熟的大白桃，每一层桃子用茶麋子树叶和菩提树叶隔开。这是准备送给外祖父的礼物。
“你干吗不睡？”母亲醒来时问我。“阿加莎！你最好把篮子搁在腿上……你看，它摇晃得多厉害！”
“太太，篮子用绳子绑着呢。”
“带这些桃子简直是活受罪！带去吧，说你带的桃子是酸的，不带吧，又问你为什么不带。”
“妈妈，您还不如在莫斯科买一些送去，”我说。
“两卢布才买十个！买不起！……阿连皮！到橡树林还远吗？”
“还有四、五里路。”
“你快点赶好不好。我们差不多走了两个钟头，还没走出这座树林子！”
“说话就到——望得见了！出了这座树林子就上山岗了。”
“唉，怎么办呢，怎么办呢？你考得取吗？”母亲又对我说，“你给我小心点，别出丑！”
“我一定用心考，妈妈。”
母亲的注意力又从我身上转到那篮桃子上，并且稍稍揭开一点盖在上面的树叶。
“没事儿，上面的还好。阿加莎，你听着：回头一到格利什科沃，马上把桃子查看一遍！”
我自己也焦急地巴望着赶快到达橡树林，因为到了那里，转个弯就是大路。不久，我们出了树林。原野里有一条通到山岗上去的路。橡树林，或者照普通的说法，散布在广大空间的矮白桦树丛，已经遥遥在望。它整个儿沐浴在金黄色的阳光中，迎风摇曳，象会动的东西似地蠕动着。阿连皮唿哨一声，马迈开大步奔驰，二十分钟光景便把我们拉到了橡树林。从树干之间的空隙望去，可以看到树林外边的洼地，洼地上有一条大道。
“真正活受罪的事儿就要到了！”阿连皮说，这时车子已经驶到拐弯的地方，他小心翼翼地驾着车顺斜坡驶下去。“柯隆！到前面去看看垫板是不是好的！”
不错，这确是一件活受罪的事。铺在泥泞地面上的垫板路长达六俄里多，中间只有短短的几段是硬的土路。垫板中央腐烂了，坑坑洼洼的，一不小心车轮便陷了下去。拉边套的马不时踩在没有铺牢固的垫板的一端，另一端便随着翘起来。垫板路的两边伸展着泥泞的、布满草墩子的沼泽，沼泽上间或有些弯曲矮小的树木；有些地方，沼泽变成了赤褐色的深水潭，水面上覆盖着高大的沼囗，白色的睡莲和一种长着棉絮般蓬松的白花的植物。母亲抓住车门，喃喃地说：
“上帝保佑，大卫王大慈大悲！上帝保佑……慢点！慢点！你干吗赶得那么快！阿加莎！看好桃子：唉，你怎么啦！上帝保佑……。
阿加莎时而双手抓住车门，时而护住篮子；我被颠簸得随时有摔下车去的危险。
夕阳西下时，我们到了格利什科沃，下榻在库兹马老爹的客栈里。我以前听母亲说过，库兹马是个聪明而正直的老头子。严格的说，他的客栈算不得正式客栈，不过是一座比普通农舍稍为宽敞一点的木屋，穿堂后面搭了一个厨房，显得有些不同罢了。总之，这里并不怎么舒适，但是我们那一带的地主们上莫斯科去时，总爱在库兹马这里宿夜，他们很喜欢他。
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已经快八十岁了。他是个消瘦、病弱、秃头的老人，他偻着背，两手撑着膝盖走路；尽管这样，他仍然独力支撑家务，把一个人口众多的家庭料理得有条不紊。他的家业经营得法；院子很宽大，搭了顶篷，院子里充满了牲口粪的臭气。顶篷中央开了一个天窗，是光线和新鲜空气唯一的通道，因此院子四周完全是黑的。院子里有许多存放农家各种物品的小库房，以及冬季里整天、夏季里整夜关着家畜的小牲口棚。
他在院门前迎接我们，一手搭在眼眉上方，竭力要看出是谁来了。
“你好，老头儿！”母亲问候他。
“原来是安娜·巴甫洛夫娜！欢迎欢迎，太太！你好吗？我可不行啦！浑身疼，老躺在炕上。有时在院子里走走，看看街，又躺到炕上。我心里好象预先感觉到你要来似的：你是常常出门办事的忙人呀。您准备到莫斯科去吗？”
“到莫斯科去，送儿子去上学。”
“上学！唔，愿上帝赐福他！这是第几个孩子你送去上学？愿圣母娘娘保佑你！女儿、儿子——你全安排得妥妥贴贴！”
说完，他转身向我，摸摸我的头，补充说：
“好孩子，要孝敬妈妈，用心读书！你瞧她为你们操了多少心！她让你们上学，为你们置办庄地。她自己舍不得吃、舍不得喝——全为你们，全为你们啊！太太，一个孩子一年大概要花不少钱吧？”
“别提啦！”
我们一走进上房，立刻开始检查桃子。原来底下一层的桃子已经碰破了皮、汁水流出来了。母亲忍痛给了我一个桃子，其余的摆在木板上，盖上一条毛巾，挡住苍蝇。
“照料亲生儿子也比照料这几只桃子省事！”她愤愤地说。“我真恨不得一股脑儿把它们扔到富于外头去！”
我们坐下喝茶的时候，库兹马又来看我们。
“太太，我想跟你谈一桩事，”他打开话头，一面坐到板凳上。
“说吧！”
“离这几十五俄里地方有一个田庄出卖。卖主是波尔莎柯娃太太……喝，那田庄可好呢！”
“我照管不过来，老头儿。”
“怎么照管不过来！离红果庄还不到五十俄里。那田庄太好了！三百个农奴，一大片土地，单是树林子就占五百多俄亩地；还有河，河湾地，水磨……有主人住的宅子，有各种作坊、花园、暖房……”
“你想想看：这边有作坊，红果庄那边也有作坊……这边有耕地，那边也有耕地……两边全得照应！还得住到这边来。”
“这话倒也是的，不过这田庄太好啦。”
“那位太太要多少钱呢？”
“她要六百纸卢布一个农奴，我想，出五百她就肯卖了。”
“原来是这样。花十五万卢布买这么一份地，是闹着玩儿的么！可是，比方这么说吧，钱还可以拿去周转生息啊。不过主要的是我照管不过来。需要先管好现有的田庄；我在后沼镇那边还没坐稳呢，一下脚就踩着别人的土地。”
“自然，你看得更远。你是聪明人，太太，你自己的事你安顿得那么好，你们那边的人个个佩服你！”
“大话别说得太早！俗话说，鸟儿唱得太早，只怕会给猫儿吃掉！”
“它吃不掉你，你很有办法。对付庄稼汉的事，你想得很周到。农民——他们骗不了你。想方设法他们也得弄钱来缴代役金。农民欠你的债，跟存在当铺里一样保险。”
“得啦，别信口开河啦。不行，你说的那个田庄我管不过来。要是在别的地方——我也许可以考虑买不买。好了，再见，老头儿！我们明天天一亮就得起来。”
谈话到此结束。母亲睡在正房里，却打发我到车上去过夜。尽管那里弥漫着刺鼻的马粪的臭气，而且午夜时又有一队马车叮叮当当响着铃子，隆隆地开进院子里来，我还是一直酣睡到第二天早晨。
人们叫醒我的时候，车已经套好，我们立刻出发了。太阳还没出来，可是村子里已经一派繁忙景象；忙碌的人群里大多数是妇女。充满了焦味儿和袅袅炊烟的、新鲜的、几乎是寒冷的空气浸透了我的肌肤，驱散了我的睡意。村街上，畜群过处，黄尘滚滚。
虽然在这以前我从没有离开过农村，但是，老实说，我并没有真正生活在乡间，而是住在庄园里，因此，乡村醒来时的情景，我从来役有见过，乍见之下，理应使我感到异常新鲜。然而我不能不承认，这第一次见到的情景却令我感到十分平淡。只有绚丽多彩的景色才能立刻引人入胜，马上给人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这也许是人的天性。而这里的一切却仍然是习见的灰暗和单调。经常接触诸如此类的灰暗景色，只能对人产生一种可谓精神同化作用的影响。当人看惯了灰暗的天空、灰暗的远方、灰暗的周围环境，以致感到自已被它们团团包围住了的时候，只有在这个时候，这些灰暗的东西才能完全占有他的头脑，找到深入他心灵的牢固途径。这时，明丽的景色沉溺在脑海的隐僻角落里，灰暗的景色反而成了永远占居最主要地位的、代表生死攸关的利益的、极为可亲的东西。这种同化作用的全部过程，我是后来无意间体会到的，但是，再说一遍：从第一次起，乡村里乎日生活的景象在我眼前掠过，便没有给我留下任何印象。
我们的主要歇脚站在谢尔盖镇，那地方我从前也没到过。这市镇恰好在我们旅途的半路上，母亲在那里一向比在别的站上停留得久一些。现在她急着赶到那里去做晚祷。她并不是一个特别虔诚的人，但是她喜欢修道院做法事时的庄严的气氛，华美的法衣，尤其是修道院唱诗班唱的整齐而略带忧郁的赞美诗。我也急着想看看我们家里几乎天天谈到的这座著名的修道院。母亲常常说：“我要到三一修道院①去给自己盖一所小房子，”等等。她的话使我以为：这个修道院和它所在的市镇是一个没有贫困、没有疾病、没有灾难的世外桃源，在那里，人解脱了尘世的烦扰，一心一意过着怡然自得的清静日子；不用说，住的是刷成浅灰色、临街开着三扇窗户的好房子，颇有愉快的气氛。
①全称是三一谢尔盖修道院。离莫斯科七十公里，是十四世纪时由修土谢尔盖·拉陀涅什斯基建造的。
我们离开市镇还有三俄里，修道院召集晚祷的钟声已经敲响。钟声传到我们耳里显得很沉郁，仿佛是阵阵破裂声，而且不出五分钟就由一下一下的敲击声变成连连不断的当当声。
“我说晚了吧！”母亲埋怨车夫，随即又补充道：“唔，赶不上这次晚祷也不要紧。说不定修士们到‘围墙’①上散步去了，只有几个特别热心的人在做法事……我们可以在客栈里喝点茶，洗洗干净，还赶得上六点的晚祷。”
①见正文。
可是离六点钟还有好久的时候我们已经置身于修道院中了。从修道院的大门口通到礼拜堂的路上空无人迹。这是一条宽阔的林荫道，两旁长着枝叶繁茂的菩提树，从树干的空隙望去，可以看见修道院里的各种建筑物：神学院，埋藏着圣徒遗体的小教堂，能治病的水井，等等。有些地方立着墓碑，到半路上，林荫道中断了，于是我们看到了恢宏的圣母升天大教堂。但是随着晚祷时间的临近，林荫道上的乞丐和残废人愈集愈多，他们坐在道旁，端着盘子和盆子，向行人发出忧伤的乞诉。我从没有见过在这里见到的这些残缺不全的肢体，这些溃烂脓污的肌肤。这悲惨的景象，这衰老的嗓子所发出的杂乱的乞讨声使我惊惶万分，我拔腿向前飞奔，母亲提着小钱袋（里面装着准备施舍乞丐的铜币）几乎追不上我。
“你疯了，跑什么！”她斥责我，“害得我施舍叫化子也来不及……不过，说实话，也管不了他们啦！钱再多也不够施舍这些好吃懒做的东西。”
她划了个十字，把钱袋藏进大手提包里。
在等待晚祷的空隙时间里，我们四处走了走：在小礼拜堂里，我们参拜了所有的圣徒遗体①（母亲往盘子里放上一枚最小的小钱后，便匆忙退了出来）；在烤圣饼的作坊里，我们订购了许多圣饼，在圣饼的面上标写祝词，落了款；我们还到“围墙”上蹓跶了一阵（所谓“围墙”就是环绕修道院院墙的林荫道）。在那里，我们遇见了一些装束讲究的修士，他们穿着绸缎法衣，手里匆匆捻着各种颜色的念珠。大多数修士都很年青、俊美、仪表堂堂，看上去，他们对优裕的生活非常满意。陪伴我们的阿加莎甚至说：
①某些圣徒死后，教会将其尸体保留在小教堂里。供人瞻仰。
“瞧他们养得多胖！一个赛似一个！”
“他们有什么事干！吃吃喝喝，喝喝吃吃！做做晚祷，做做弥撒——这就是他们的全部重活儿！”母亲接口说。
当时修道院的副主持是一位年青貌美、衣著华丽的大司祭。听说他是古代一位大公的后裔；是否真的——我不知道。但是说他是个讲究穿着的花花公子——却一点不假，而且这种讲究穿着的风气以致上流社会的举止风度也由他传给了普通修士。
但是，如果说这座修道院给我的最初印象并不太好，那么，晚祷的法事却很快地改变了我对它的观感。从外面走进神殿，觉得里面有些阴暗，但这只是刚进去时的感觉。我们愈往里走，神殿在许多神灯和烛光的照耀下也愈加亮堂，最后，当我们走到圣徒的神龛跟前时，我们简直恍若置身于灯海之中。两个唱诗班在唱赞美诗：右边席上是青年修士，左边席上是老年修士。我第一次听到了清楚的教堂赞美诗，第一次理解……
但我特别喜欢老年修士唱的赞美诗。那充满了暮年悲哀的沉郁的声调使人肝肠俱裂……
母亲哭了，她细声地跟着他们唱《天使堂赞歌》；我也感到眼眶里饱含着泪水。只有阿加莎无动于衷地站在后面；她准是在想：“我可不能忘掉桃子啊！”
这时，人们络绎不绝地走到神龛前作祷告。我的耳畔不时传来福音书上的诗词：‘愿神赐福于我，愿神减轻我的重担……”每一场祈祷式通常有十至十二人参加，他们一边吻十字架，一边在阴沉的修士司祭手上各尽所能地放几个钱。一场析祷式刚举行完毕，立即发出新的邀请：“谁要祈祷？出门人要做祈祷吗？请上来吧！”于是又有一些要祈祷的人结成一批。轮到我们了。母亲请求专为我们做一场祈祷，并且为此整整付了一枚半卢布的银币；后来，她买了两件“祭过神龛”的供物：一瓶玫瑰油和一些棉花，便准备回客栈了。
我们八点多钟离开修道院，街道已经笼罩在昏暗中。回到客栈后，母亲斜倚在铺着车垫的条凳上，等着喝晚茶。
由于无聊，我端着蜡烛走到密密麻麻题满了诗文的墙壁前。墙上既有地主题的歪诗：
漫道荣华富贵，今生万念俱灰！
但得美酒火腿，解囊买它一醉！也有谐趣爱情诗：
娜斯嘉在绣架上绣花，我思忖着她多可爱呀！
忽然她丢了绣花针，找来找去找不着。
谁知道小针落在哪！
我叹息一声把话拉：
瞧，针在这儿，边说边指着我心儿。
至于题辞，请看：
“米特烈·米哈卓夫何等样人也，一询女店主便知……”
我正看得津津有味，母亲好象被螫了一下似地忽然跳起来。我本能地朝墙壁看了一眼，也愣住了：我觉得墙壁似乎微微在动，好象是个活物。蟑螂和臭虫从壁缝里爬出来，匆忙地、争先恐后地向地下爬去。有一些爬上顶棚，又象下冰雹似地从顶棚上落到桌子上、条凳上、地板上……”
“你还有心思看墙上那些下流话！”母亲对我喝道，“妈差点没给它们活活咬死，他倒象个没事人！阿加莎！阿加莎！你给我把她推醒！瞧这骗子，就会贪睡！唉，这些下流货！你现在就是把她活活吃掉，她也不在乎！”
母亲想立刻套车上路，把到莫斯科去的两站路分三段走，但是天太黑，阿连皮不赞成这时走。
“三点以前刚想走了，”他说，“马没歇过来，再说，路上也不太平。在三一修道院附近，有歹徒抢皮箱，到了拉马诺沃，说不定会给他们抢个精光。听说，那边有一帮土匪躲在桥洞下，拦劫行人。灾难就在眼前！”
母亲望望和她朝夕厮守在一起的钱箱，又看看那篮桃子，便听从了车夫的劝告。
结果决定：她和我一起到马车上去休息，等天亮。
“去把车篷撑起来；我们或许还能睡会儿。”接着她补充说，“阿加莎，你留在这儿看管桃子。你们要多加小心，动作快点！天一亮马上套率！”
我已经记不起我们出发时的情景。我蜷缩着身子一连睡了好几个钟头，当我感到浑身发痛，醒过来时，我们已经离开谢尔盖修道院十来俄里了。
当时莫斯科和谢尔盖修道院之间还没有完好的公路。所谓大道不过是一条开在两条土堤之间的宽阔的沟渠，栽上白桦树而已，象—条林荫道。这林荫道是供徒步行人走的，走起来的确很方便。但是因为路基是黄土，一到雨季便泥泞不堪，几乎成了没法通行的烂泥坑。然而来往的行人一年四季络绎不绝。除了谢尔盖修道院之外，这条要道也是经过罗斯托夫、雅罗斯拉夫里、沃洛格达通往阿尔汉格尔斯克的必由之路。行人不绝如缕，因此在干燥季节里，这种旅行可算是一件最得劲儿的快事。
我到现在还记得这条大道和一队队徒步的行人，他们当中，有些人背着背囊，拄着手杖；有些人坐在道旁休息或者进餐。大道上来往车辆很多，忽儿是豪华的马车疾驶而过，忽儿是简朴的象我家一样的“自备”马车缓缓而行。然而我记得特别情楚的却是路上不常遇到、然而规模很大的市镇和村庄，鳞次栉比的长方形的两层楼房（主人和过路的贩夫走卒住在楼下一层石造房子里），不分昼夜，不论冬夏都挤满了人群。即便是莫斯科到彼得堡的大道也没有这条大道热闹，这是我后来做了学生，经过实地调查得出的结论。
在布拉托甫申纳打失后，傍晚七点多钟，莫斯科便在望了。在离莫斯科城两、三俄里的地方，带条纹的里程牌换了石头凿成的角锥形的里程碑，迎面飘来一股旧时莫斯科近郊特有的气味。
“闻到莫斯科的气味啦！”阿连皮在驾驶台上说。
“不错，莫斯科的气味……”母亲重复着他的话，赶紧掩住鼻子。
“城市嘛……哪能没有这种味儿！住着那么多老百姓！”阿加莎也插嘴说、冷漠地把这种难闻的气味和居民密集一事联系在一起。
这时城市已经近在咫尺；大道旁的林荫道中断了，拦路杆在远处闪了一下，接着，我们眼前便展现出一大片教堂和宅院……
这便是她，拥有许多金色圆顶教堂的莫斯科！
在我进学堂之前，我们家里的人便开始每年上莫斯科去过冬。娜杰日达大姐念完了寄宿女子学校，得给她找个夫家。为了这个目的而采取的奇特的接待方式，我们在莫斯科的生活以及住在那边的亲戚（母亲家方面的）——这些将构成下面几章的内容。
冬季旅行，我在本章开头已经说过，是一件乏味的苦事。我们一个个被塞进篷车里，象把青鱼塞进小木桶里一般，又用毯子把我们裹得紧紧的，连呼吸都很困难。这还不算，车上还装了一大叠枕头。因此你们不难理解，坐在这种塞得满满的车厢里一连走四、五个钟头，该要受多大的活罪。两个丫环坐在后面一辆马车的行李堆上，遇到坑坑洼洼，车子稍一晃动，两个可怜的旅客的脑袋便会碰着车篷。其余的仆人头一天就带着大件行李坐大车先走了。
①尼古拉的小称。
客栈里，臭虫和别的虫子甚至比夏天还多，而且没法躲避它们的侵扰，因为冬季里是不能在马车上宿夜的。幸好冬天的路程缩短了一些，途中只须停留三次。
我们照例在三一谢尔盖修道院参加晚祷，做法事。不过，这时与其说是祷告上帝保佑我们旅途平安，不如说是祈求上天赐给大姐一位如意郎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