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样称呼拉伊莎·波尔菲利耶夫娜·阿赫洛毕娜姑母，是因为她殷勤好客、贪图口腹的缘故。她住在Ｐ城，离我家约有一百五十多俄里，因此我们很少见面。可是她老人家没有忘记我们，每逢命名日和生日，她准时写信向弟弟和弟媳表示祝贺。他们自然也是一礼一答。
拉伊莎出嫁很早，不满十六岁便嫁给了Ｐ市的市长。她是个娴静、善良、温顺而且相当美丽的少女，只是从小就很好吃。她的未婚夫年近五十，在战争中被土耳其军队的炮弹炸断右腿后，装了一条木头假腿，不过走动起来倒非常利索。尽管有这些缺陷，但是由于那少校的官衔，这门亲事仍能使大家看得眼红。马市是个大商埠，位于舟揖称便的河畔，一到夏天，河上停满了帆船，它们通常留在这里过冬，Ｐ市有许多财力雄厚的资本家和为数可观的分裂派教徒①，而主要的是还有大批随船来到这里的有身份证和没身份证的工人。总之，这Ｐ城一年四季处于繁忙、混乱之中，正是个浑水摸鱼发横财的好去处，要想弄清流弊所在，即便是魔鬼亲自出马，也非折断腰腿不可。
①十七世纪下半叶，俄国东正教团要否改革宗教仪式问题发生分歧意见，分裂为两个教派。官方教派把反对改变旧仪式的教会称为“分裂派”。分裂派教徒受到沙皇政府的残酷迫害，四出逃亡。
显然，这美妙的信念也使少校的心热了起来。不分冬夏，无论早晚，彼得·斯毕利朵尼奇拖着木头假腿橐橐地响，一瘸一拐地来往于市场、旅社、滨江大街之间，造访财主，寻找机会，趋膻逐腥；当然，他总能找到机会，嗅出膻腥。为政十年，到他考虑娶拉伊莎的时候，虽说在公务上毫无为人称道的建树，可是他手里却积攒了很大一笔资财。他待人亲热，有所取索，也决非无功受禄。商人们给他送礼，是“出于爱戴”，出于他肯做他们子女的教父，出于他没有忘记他们的大名，常常不拘形迹地上他们家里喝茶。他们按月给他送“孝敬钱”（不是出于恐惧，而是出于良心），若是他手头拈据，还有特殊馈赠。但馈赠的数目并无一定之规，全凭上帝意旨行事，总以不委屈他为度。他也从来没有抱屈的理由，他甚至坚信，客客气气远比粗暴勒索更为有用。不过，他对待工人却干脆得多，是呀，他和工人有什么好“啰嗦”，多费口舌的呢。“有身份证吗？”“按规定，缴二十五戈比！”“没身份证吗？缴一个卢布，要不然，监牢离这儿并不远。”——仍旧不是勒索，而是“照章办事”。
婚后约莫二十年，他去世了；他的死引起了市民的悲伤。他给妻子留下了许多钱（到他临终前为止，算下来总共有四十万卢布的纸币）和一个五岁的女儿。拉伊莎·波尔菲利耶夫娜花钱不多，在城厢一处牧场上买了十来俄亩土地，作为安身之处。她造了一幢宽敞的住宅，开辟了菜园和果园。在她这孀居人的圈棚里养了许多家畜和家禽，象乡居似的在这里住了下来。这庄园几乎是个理想的庄园，因为它既有乡居的好处，又兼得城市生活的种种方便。市场近在咫尺，教堂比比皆是，朋友要多少有多少，等列诺奇卡长大了，聘请教师也不犯愁。
她使列诺奇卡保养得完全符合于丰满的俄罗斯美女的标准，留在家里，直到十八岁才拿定主意把她许给陆军中尉克拉萨文，一个性情温和、门当户对的阔少。但是她不让小两口子离开，要他们跟她一起过日子。她的庄园里什么都好；每个房间里都洋溢着诱发食欲的气味，叫人产生努力加餐的欲望，因此，不但家里的人从早到晚吃吃喝喝，一个个养得肥肥胖胖，连每个来客也很想尝尝她家的美味。仆役们个个神情愉快，动作利落，唯有真正的好主人才有如此出色的仆役。前室里不时响起门铃声，接着便是这样的对答：
“在家吗？”
“请进！他们刚坐下吃饭呢。”
客人一个接着一个来到她家，从来没有发生过短缺食物的事。什么都有：要火鸡有火鸡，要肥鹅有肥鹅。请随便吃吧，如不够吃，可以吩咐伙房烧只仔鸡。只消一刻钟就烧好了。这里跟红果庄不一样。在红果庄半只小鹅要切成许多块儿，供全家人食用，而且还老盘算着怎样留点儿第二天再吃。
可是，一年后发生了一件不幸的事。列诺奇卡生产时死掉了，给五十岁的母亲留下一个才出世的女儿萨申卡。克拉萨文中尉在妻子亡故后不久也与世长辞了。
这是一桩极悲痛的事，姑母的眼泪很久都没有干过。她想起自己已经年过半百，很快就要老了，一旦有个三长两短，她把萨申卡留给谁呢？不错，到目前为止，她从来没有害过一点小病，但是要知道，生死全凭上天安排啊，好端端的人也会忽然生病的。你看，她的颈项多么短啊，什么祸事都会发生的！她本想写信和奥尔加·波尔菲利耶夫娜商量，请姐姐到她家里来住，可是第一，奥尔加·波尔菲利耶夫娜比她的年纪还大；第二，奥尔加姐姐那时经管着红果庄的庄地，而更主要的是，奥尔加决不肯丢下她另一个姐姐马丽亚。跟马丽亚·波尔菲利耶夫娜一道生活吧，我这位姑母又不乐意，因为她知道马丽亚是个性情乖戾、喜欢恶作剧的女人，要是她来了，这个好端端的家，不出一个月，准会被她弄得天翻地覆。拉伊莎·波尔菲利耶夫娜也不愿意找另外几个姐妹，况且她们散居在边远的省份，要找恐怕也找不着。至于夫家的亲族，人固然很多，可是死去的少校一向同他们合不来，他临危时曾告诫过妻子：
“你瞧吧，我一死，我那些宝贝兄弟就会跑来，”他说，“问你要他们帮什么忙，你把他们赶走！”
沉重的悲痛终于渐渐消逝，于是姑母把她那老年人特有的全部慈爱倾注在萨申卡身上。她爱抚她，精心照料她，禁止仆人在她睡觉的时候走过她的卧室，逐渐把她的身体养壮。她的最高理想是活到萨申卡十六岁的时候；她每天祈祷上苍，保佑她实现这个理想。
“给她放户好人家，我死也阖眼了，”她自言自语说，又在心里暗暗地加上一句：“说不定，那时上帝还不派天使来接我，我就跟他们再过一些时候。”
萨申卡对她的外祖母也报以同样的热烈的依恋之情。祖孙俩上慈下孝，相依为命。她甚至和外孙女儿商量女婿身后遗留的庄地的诉讼案件，而当别人对她指出萨申卡年纪小，还不懂事的时候，老太太总是把握十足地答道：
“她怎么不懂事！您随便问她什么，她全能答得上来！开菜单子，安排园子里的活儿……我这孙孙全在行！”
总之，这是一个罕见的家庭，不论主仆都过得很舒坦。大家彼此相爱，而又特别珍爱萨申卡，认为她不仅是跟老太太平起平坐，而且恐怕还是高出老太太一头的女主人。日子过得愈久，生活变得愈有乐趣。窠儿终于营好，园子里的树长大了，结满了香甜的果实，母牛的产奶量比哪家都高，连得老太太为了讨外孙女的喜欢而饲养的四只绵羊，一年也产了两次羔，而且一胎不是产一只，而是产两只小羊羔。
“今天这一天又过去了：而且过得多么好——不知不觉就过去了！太太平平的！”老太太让外孙女儿去睡觉的时候。这样说。‘祈祷吧，萨申卡，求上帝保佑，明天的日子也象今天一样平安！”
她们要求的仅仅是这种日复一日的太平生活。
我上面说过，我们家和阿赫洛宾家的人几乎没有见过面。可是有一回，我从莫斯科（那时我刚在那里上学）口红果庄度假的时候，母亲想起六月二十八日是拉伊莎·波尔菲利耶夫娜的命名日。她自己没有工夫到Ｐ城去，因此决定派一个孩子去。真走运，挑中了我。
我单身一人，没带仆役，由车夫阿连皮陪伴，整整坐了两天半的马车。我们每走三十俄里，就在村舍里歇一会儿，这样，走完村道，上了大路，离Ｐ城便只剩下四十来里路了。我们终于在这个家庭节日的前两天到达了这次旅行的目的地。我们的马车穿过尘土飞扬的城市，停在阿赫洛宾家的台阶前，已经是下午六点多钟了，可是太阳还相当高。这是一幢带阁楼的平房，式样固定，是常见的地主庄园。差别仅仅在于别的地主的宅子大多没有油漆过，因年久失修而显得陈旧，可是这一幢房子，连外表也是一派鲜亮而洁净，好象刚刚修茸过似的。宅子的一旁是一溜条用建筑物；另一旁，一道漆过的木栅栏与花园相隔，花园四周种着菩提树，正是蓓蕾初放的时节。空气中弥漫着从花园里散发出来的夜幕降临时的凉意；菩提花的清香远远地飘荡开去。我的整个身心立刻充满了愉快和宁静的感觉，特别是在长途跋涉、刚才又经过尘埃扑面、臭气薰鼻的令人闷塞的闹市之后，分外觉得心旷神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