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当马丽亚·波尔菲利耶夫娜已经过了六十五岁大寿的时候，当然谈不到什么龙骑兵军官了，但是，连我们做孩子的都知道，这位老姑娘的床头上挂着约瑟夫·普列克拉斯内依的画像，她特别诚心地为他祷告，在他的忌日，三月三十一号那天，她穿上白布长袍，而且比平时更加细心地把生丝做的假鬈发梳得蓬蓬松松的。
正当两位好姑姑在红果庄度着既平静又有权势的岁月时，年已四十的父亲，忽然想起要成亲了。从那时候起，两个姐姐在家庭中的地位便开始迅速下降。母亲出嫁的时候虽然只有十五岁，但少女的稚气却不知为什么异常迅速地从她身上消失了。家里流行着一种传说：她起初本来是个快乐活泼的少妇，她管侍女们叫伙伴儿，她爱跟她们一起唱歌，玩捉人游戏，成群结队、有说有笑地到树林里去采浆果。那时候，她常常出门作客，也请客人到自己家里来玩，总之，她决不放过寻欢作乐的机会。如果没有姑子们，她很可能象这样无忧无虑过一辈子。她刚嫁过来，她们便存心拿她当作一件家里的玩物来逗乐，想方设法挖苦她，特别是在没有如约付足陪嫁这件事上大做文章。父亲尽管性格软弱，对她们的做法也不以为然。最初一个时期，他甚至站在年轻的妻子一边，不让姑子们欺负她。尽管他们俩的和睦的夫妇生活为时甚短，但父亲这种态度也足以使母亲下定决心，要给姑子们以狠狠的回击。
大约在结婚四年后，她的生活发生了急遽的转变。她由少妇一变而为“女主人”，她不再管贴身丫头叫伙伴儿，从她的嘴里说出“小贱货”这样的脏话，而且说得那么自以为是、威严、坚决。
不用说，对姑子们的斗争，是从鸡毛蒜皮的小事开始的。委琐的家庭生活中，这种小事俯拾皆是。一天早上，母亲把厨子叫到她房里，亲自吩咐他做什么菜饭，待好姐姐奥尔加·波尔菲利耶夫娜知道这件事时，已经生米煮成了熟饭。开饭的时候，母亲亲自动手分菜，而这件工作一向也是属于奥尔加·波尔菲利耶夫娜掌管的大权范围之内的。好姐姐看到这副光景，心里明白，这不过是第一着，麻烦还在后头。果然，到了晚上，母亲第一次接见村长，听取他的报告，发布命令。
“你怎么啦，我亲爱的，你疯了还是怎么的！”奥尔加·波尔菲利耶夫娜再也忍受不住了。
可是大姑姑马丽亚·波尔菲利耶夫娜不明白家里出了大事，竟然哈哈大笑，风言风语地说道：
“哟，商人女儿：哟，女财主！把你从莫斯科运陪嫁来的箱子打开来看看吧！”
“也许是别人疯了，”母亲平静地回答奥尔加·波尔菲利耶夫娜，“我只知道，我是这里的主人，可不是吃闲饭的食客。您有拐角村，您可以到那里去当家作主。我不是在你们府上做客，没吃你们一块面包。你们呢，我慈悲为怀，你们才能在这里一年到头都吃得饱饱的。因此，如果你们还想在弟弟家里住下去，就请你们放老实一点。至于您说的话，马丽亚·波尔菲利耶夫娜，我是不会忘记的……。
旧秩序便这样迅速地瓦解了。好姑姑和她们的好弟弟耳朵边嘀咕了一阵，也无可奈何。家奴们全都感觉出，压在他们头上的不再是往日的那种忙乱，而是一只真正的主人的手，虽然暂时还显得稚嫩，没有经验，但已经看得出它将来要建立起新的秩序和权力。虽然年轻的“女主人”仍旧跟丫头们一起唱歌玩儿，可是这种娱乐越来越少，最后，女仆室终于一片肃静，整日价的刺绣和编织花边的活儿代替了快乐的游戏。
两位好姑姑受到了莫大的委屈，第二天便派人送信到拐角村去，吩咐那边准备迎接女主人的归来。一个礼拜后，她们已经不在我们家里了。
不用说，分手时行了最亲密的好亲属常有的告别礼。全家大小走到台阶上，好姐姐依礼吻遍所有的人，好弟弟为离去的好姐姐划十字祝福，说：“何必要走呢！”而对好姐姐马丽亚·波尔菲利耶夫娜，他甚至用威胁的口吻说：“这全是你，害人精！”最后，黄色大马车开走了。
唉！好姐姐们也太没有先见之明。她们离去的时候，正是盛夏时节，因此忘了在秋冬两季里，拐角村的庄园很难抵御严寒和风雨的侵袭。
果然，还不到九月，奥尔加·波尔菲利耶夫娜便给父亲写信表示后悔，恳求让她们来红果庄过冬。这时节，母亲在家里已经大权在握，不得到她的同意，父亲是不敢作主的。
“你让她们来吗，太太？”他畏葸地问道。
“让她们来好啦！把楼上那间耳房腾给她们，让她们在那儿过冬，”母亲答道。“不过有个条件，她们不得过问我们家里的事，一到五月，就得回她们拐角村去过夏天。我不愿意在夏季里看见她们——碍手碍脚，讨人嫌。她们就会跳来跳去，脚不停手不住，正经事一窍不通。我可要把我们家里的事办得井井有条。你那两位好姐姐管家的时候，我们得过什么好处？——屁的好处！我可要把……。
母亲开始沉入幻想中。她那缺乏经验的脑袋里装了许多经营计划，为此必须把红果庄的经济地位建立在巩固的基础上。加上这时她已经有了两个孩子，也得为他们想想。不用说，她的这些计划，也象邻里们经营产业的办法一样，完全建立在陈规旧习的基础上，因为再也没有别的办法供她效法。她希望至少做到：家里的东西都有个重量、尺寸或者数目。
红果庄的经济在这方面可说是糟糕透顶。谷物从场上送来没有数量，倒进仓去，也没有数量。
“谁也不会偷粮食！大家吃得饱饱的！”好姐姐说，并且报告好弟弟，打谷期已经结束，谢天谢地，仓里装满了粮食。
很可能真的没有发生过盗窃的事，但是取粮食的时候，谁都是需要多少就拿多少，或者说想拿多少就拿多少，没有账目。尤其麻烦的，是家奴们象雨后蘑菇一般大量繁殖起来，除了单身人之外，全都是靠月粮过日子的仆人。到了年底，仓里的粮食已经所剩无几，卖给当地的粮食贩子，挣不到几个钱，因此，家里是没有什么现钱的。
马厩、羊圈、牛栏的管理同样是一团糟。草场虽多，干草却总是不够用，因此，初春时分把牲畜赶到野外去时，它们已经饿得奄奄一息。奶制品根本谈不上。每天早上派人到牛栏去为主人取牛奶，只要一年四季不缺奶油吃，大家便心满意足。这是一段使仆婢们后来久久不能忘怀的幸福时刻。
母亲对她自已经营的一切产业都有重量、尺寸或者数目。
在打场期间，她整天呆在场上，亲自监工，要人当着她的面量好扬净的谷物，然后当着她的面把量好的谷物倒进粮仓。她还设立了收支帐簿，每年要盘点两、三次库存。她已经不是笼统地说她的粮仓里装满了粮食，而是直接的说打了多少担①粮食，她打算卖掉多少担。
①原文为俄石。一俄石约台我国两百多。
其次，她注意到月粮制度。她不敢立刻取消它，因为这个老规矩到处还在通行，但是她将这一办法大大加以缩减。最主要的缩减办法是：有几家家奴原来用主人的饲料喂养两、三头母牛和几只绵羊，她一下子把牛减为一头，羊减到两只，超过这个数目的牛羊，她不管三七二十一，一律没收，把它们赶到主人的牲口棚里去。
总之，事事都订立了前所未闻的新规矩。家奴们惊慌万状，以至在头两、三天里简直可以感觉出在他们中间起了骚动。父亲本人不赞成这些新办法。他过惯了平静的生活，习惯于大家相安无事，没有人怨天尤人，没有人牢骚满腹，可是现在，每天要进行审判、侦讯、清算。他特别不满的，是母亲撤换了从前的村长和女管家。他甚至试图替他们说情，但是象往常一样，他一开口便犹犹豫豫、有气无力，因此，年青的女主人几乎不费吹灰之力便坚持住了自己的意见。
经过这些努力，一两年后红果庄已经开始有了现款收入。
但是，久而久之，我们家里的人口也一年年增多起来。
结婚十二年以后，二十年代下半期，她已经有了八个孩子（那时我刚刚出世），她开始认真地考虑，该怎样安顿这一大群小把戏。家里请了几个女家庭教师；大姐已经满十一岁，大哥十岁；得送他们到莫斯科去住收费的官立学堂。看到了这一点，同时，为了使收支平衡，母亲便年复一年地扩大着红果庄的经营范围，开垦荒地，增辟草场，一句话，她从农奴劳动中榨取它所能提供的一切油水。但是农奴劳动不可能漫无止境地加强，父亲原有的三百六十名农奴，无论怎样压榨，终归还只是三百六十名农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