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哥哥和姐姐们是怎样发蒙的——我记不得了。在我们的家馆最兴盛的那段时间，我和我最小的姐姐相差四岁，因此，不管愿意不愿意，只好单独教我。
我们家的孩子分成三班。大哥大姐住第一班，后来，他们进了官立学堂。住第二班的是两个哥哥和三个挨次各小一岁的姐姐，尽管斯杰班哥哥已经十四岁，而苏菲亚姐姐刚满九岁，但他们却一同跟几个家庭教师学习。他们所学的课程无疑是各不相同的，但是用什么巧妙的办法使这同一个班的课桌后面发出的不同的读书声得到和谐——我怎么也弄不明白。
斯杰班哥哥好象是我们这个圈子之外的人物。父母对他的态度非常严厉，为了在他身上少花些学费，甚至迟迟不肯送他上正规学校（大哥十二岁便进了莫斯科寄宿学校）。幸亏他天资优异，所以当母亲终于决定送他到莫斯科去念书的时候，他居然考上大哥那个寄宿学校的四年级。二姐薇拉和三姐刘勃卡也跟他同时被送进莫斯科一所女子学堂。一年后，格利沙和苏菲亚也用同样的办法打发走了。
家里只留下了第三班，或者，更确切地说，留下了两个年级不同的学生：我和尼古拉弟弟，他还很小，自从格利沙离开之后，母亲便把她全部的爱移注到他的身上了。至于我个人，既不是“可恶的孩子”，也不在“可爱的孩子”之列，而象俗话所说，不上不下，自成一体。总之，我不知不觉地度过了我的童年，我不爱见人，所以当母亲偶然遇到我的时候，她总是觉得很奇怪：我怎么会忽然在路上冒了出来。
我还记得小哥哥小姐姐离家的情景；这次离别给了我一个压抑的印象。整个宅子仿佛突然变得死气沉沉。以前虽然时常听到哭声，有时候也还传出孩子们的喧闹；闪过孩子们的小脸，进行过审问和惩罚——现在突然一下子全没有了，一点响声也没有了，而更坏的是充满了某种诡秘的耳语声。连吃饭也不用挪动桌子，因为一共只剩下五个人了：父亲、母亲、两个姑姑和我。
我在哥哥姐姐们住过的空房里一连徘徊了好几天，每个角落我都仔仔细细看过。很长一段时间，我总觉得有谁在呼唤我，我东张西望，希望看到一张熟悉的面孔。然而这纯粹是我的幻觉，徒然增加了我的孤独的苦闷。呆在这些空寂的房间里，是非常难受的，因为寂静不但弥漫了孩子们的住所，也充溢着整个宅子。且不说仍然过着幽居的平庸生活的父亲，就是母亲，在孩子们离去后不知怎的也变得安静起来，她关在卧室里，不是噼噼啪啪打算盘，写信。就是摊开纸牌，卜凶问吉。
不过，因为我是贵族子弟，而且满了七岁，所以不管愿意不愿意也得考虑我的学习问题了。
但是，家里只剩我一个孩子，母亲不愿意为我一人破财。因此她决定不聘家庭教师，而在等待大姐毕业归来之前，便利用家里的人才给我发蒙。
我认为，在这里附带说明一件事，决非多余。我很小便在哥哥姐姐们身边咿晰牙牙学说法国话和德国话，记得每当庆祝父母的命名日和生日时，家庭教师总逼迫我背诵祝寿诗，其中一首我现在还记得。这首诗是这样的：
Ｏｎ＿ｄｉｔ＿ａｓｓｅｚ＿ｃｏｍｍｕｎｅｍｅｎｔ．
Ｑｕ’ｅｎ＿ｐａｒｌａｎｔ＿ｄｅ＿ｃｅ＿ｑｕｅ＿ｌ’ｏｎ＿ａｉｍｅ，Ｔｏｕｊｏｕｒｓ＿ｏｎ＿ｐａｎｅ＿ｅｌｏｑｈｅｍｍｅｎｔ．
Ｊｅ＿ｎ’ａｐｐｒｏｕｖｅ＿ｐｏｉｎｔ＿ｃｅ＿ｓｙｓｔｅｍｅ，Ｃａｒ＿ｍｏｉ＿ｑｕｉ＿ｖｏｕｄｒａｉ＿ｅｎ＿ｃｅ＿ｊｏｕｒ．
Ｖｏｎｓ＿ｐｒｏｕｖｅｒ＿ｍａ＿ｒｅｃｏｎｎａｉｓｓａｎｃｅ．
Ｍｏｎ＿ｃｏｅｕｒ＿ｅｓｔ＿ｔｏｕｔ＿ｂｒｕｌａｎｔ＿ｄ’ａｍｏｕｒ，Ｅｔｍａ＿ｂｏｕｃｈｅ＿ｅｓｔ＿ｓａｎｓ＿ｅｌｏｑｕｅｎｃｅ．①
①法语：有人说，谈起心爱的人总是口若悬河、娓娓动听。我认为这话不能相信，因为今天我想向您表达我的感激心情，但我的心被爱情燃烧，我的嘴便失去了娓娓动听的辞令。但是，无论哪种文字，即使是俄文我也不会读和写。
话说回来，在大孩子们离开以后不久，早上十点左右，做完祷告，便吩咐我到课房去。我们家的农奴画师巴威尔在那里等我；母亲让他教我认字母。
我现在好象还看见这位巴威尔立在我面前。他高大、瘦弱，大概有痨病，一张苍白而消瘦的面孔，一头淡黄的头发。他走路时小心翼翼地移动脚步，说话时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从来不跟谁顶嘴，信上帝信得与众不同，极其虔诚。他在苏兹达尔修道院学会了绘画，当过一个时期的代役租农民，在好几个修道院里画过圣像；最后，母亲考虑到她那分散在各处田庄上的四、五个教堂里的活儿很多，便把巴威尔叫回家来，要他不停地画神像，有时也叫他给家里的人画肖像，不过这些肖像他画得很不成功，往往是吃力不讨好。父亲很喜欢他，时常到他的画室里去看他，指导他如何工作。母亲也不找他的“麻烦”。他的妻子，出身于小市民的家庭（为了爱巴威尔，她甘愿跟着他做农奴），也是个善良、温顺、多病的女人。主人既不找她的“麻烦”，也不用重活儿去折磨她，但是因为她擅长烤肉面包，所以就派她当家里的面包司务和教堂里的圣饼司务。总而言之，他俩的日子比别的农奴过得轻松点儿；甚至当月粮制取消的时候，他们也仍然能领到月粮，而且在宅子底层拨给他们一间房，供他们专用。
巴威尔穿着黄色的粗毛呢常礼服，系着洁白的领带，打扮得齐齐整整，来到课房里。他手里拿着一本识字课本和一根红色的“教鞭”。他教我用古音念字母。课本第一页上，用大号铅字印着“囗①”，每个字母附有一幅相应的图画：囗旁画的是囗，囗旁画的是囗，囗旁画的是囗②，等等。接下去，字母一页比一页上小：字母后面有带一个元音的、两个元音的、三个元音的音节，然后是词汇，最后是一些完整的喻世箴言。识字课本到这里结束，巴威尔的“学问”也至此达到尽头。
①古文，意即字母。
②是俄文头三个字母的古音。旁边画的囗，是西瓜，囗是老爷，囗是人名。
我很快读完了识字课本；象囗……这一类音节，我念得非常清晰，三周后，我已经能流利地念那些喻世箴言。
巴威尔报告母亲，说我学好了，当着母亲的面，我体面地通过了生平第一次考试。母亲很满意，但她接着提了一个问题；
“以后怎办呢？”
“以后听您的吩咐。”
“不是也得习字吗？”
原来，巴威尔虽然识得世俗文字的楷体，却写不来。他只会写题圣像用的教会斯拉夫语的行书……
这一天我又高兴又自豪。我不再象往常那样藏在屋角里，我穿房入室，四处奔跑，高声叫着：“囗”，吃午饭的时候，母亲给我好吃的食物，父亲抚摩我的头，当时客居在我家的两位亲姑姑也送了我整整一盘苹果、土耳其长角果和蜜糖饼干。平常她们只在命名日才送人这种礼品……
但是母亲却堕入了沉思。她原以为，她只要派定巴威尔照料我，交给他一本书，我的学习问题便有了着落，可是突然之间，刚开了个头，她的算盘便打错了……
然而，她是一个很会想办法的女人，这件事也没有难倒她。她想起大孩子们留下的书本、拍纸簿，其中也有习字帖，于是她立刻拿出这些破旧的学习用品，一一翻寻。找出习字帖之后，她亲自在纸上划好格子，叫我到她卧室隔壁一间房里，让我坐在桌旁，由她尽其所能地教我运笔的方法。
“嗯，这是竖笔划……照着样子写吧！先学竖笔划，以后再往下学，”她说着走开了。
我记得，这个自学习字的最初经历，对我是多么大的折磨。羽毛笔在我的手指间晃动；不时从我手里滑出来。墨水蘸得太多，不出一刻钟，画好格子的四开纸头已经弄得墨迹斑斑。我上半截身子不知为什么紧张得不自然地弯曲起来。此外，我听见母亲在离我不远的地方喃喃自语着，一边继续翻阅课目纲要。一想到她随时会突然来到我身边，发现我的鸦涂，我便吓得魂不附体。
我这样整整写了一个钟头，竭力牢牢抓住羽毛笔，尽量把竖笔划写得同我面前的习字帖上的笔划差不多。但是，由于用力过度，羽毛笔反而越发握不住。末了，母亲从她的卧室里过来，看了看我写的字，出乎意外，她没有生气，只是说：
“胡画了这么些竖道道儿！唔，不要紧，凡事开头难。你看你这一竖！看来，写竖笔并不那么简单，必须多写多练！要紧的是，笔不要握得太死，手指自然一点，身子也坐得自然一点，别弓着脊背。唔，不要紧，不要紧，别害臊！上帝是仁慈的！去玩玩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