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括的说,教育环境的总貌是异常严酷的,而最坏的是,鄙俗到了极点。但是,道德教育甚至比体质的培育更糟。且先从我父母的相互关系讲起。

我已经讲过,我父亲四十岁上娶了一个还没有脱离孩子气的少女。这是后来不能和睦相处的第一个主要根源。其次,父亲出身于古老的贵族家庭,札特拉别兹雷家——这可不是说着玩的啊!母亲呢,论出身,是商人的女儿,加上她父母嫁她时没有完全如约拿出陪嫁。一两夫妇无论在性格、教养和习惯上都没有共同的地方,而且,因为母亲是从莫斯科嫁到乡间一个她完全陌生的家庭里,所以婚后最初一段时间里,她的地位极其孤立和低微。人们又以异常粗鲁甚至残酷无情的态度使她感觉到这种卑微的处境。

最初一个时期,特别使她难堪的是几个大姑小姑,她们住在离父亲世袭庄园不远的地方,以极其仇视的态度对待年青的女主人。由于她们全是“怪物”,所以她们的纠缠采取了十分荒谬而恼人的形式。比如说,她们忽然无缘无故地哈哈大笑,同时斜眼瞟着母亲。或者,母亲一出场,她们便窃窃私语:“做买卖的女人!做买卖的女人!”同时又笑得前仰后合。或者,她们问父亲:“好兄弟,您快用年轻老板娘的陪嫁钱买地了吧?”她们做得这样过火,父亲尽管性格软弱。有时也不免大发脾气,高声骂道:“你们这些刻薄鬼,刻薄鬼!你们的舌头怎么不烂掉!”至于母亲,她自然怀恨这些姑子,所以后来,她以并不亚于对方的残忍方法进行报复,证明她对这些侮辱的记忆有多么牢固。

然而,到我开始懂事的时候,角色已经调换了。母亲成了家里发号施令的头号人物;姑子们被整得服服帖帖,扮演着寄人篱下的角色。父亲在家里的地位也一落千丈;不过,他意识到自己的屈辱,一有机会便给母亲一顿无补于事的咒骂和斥责,出点闷气。他们几乎整天不见面。父亲足不出户的待在书房里,翻阅旧报纸;母亲则在自己的卧室里写事务来往的信,清点钱财,跟村长总管之类人物商议事务,等等。只有吃午餐和喝晚茶的时候,他们才出来,可是立刻闹得天翻地覆。不幸,这些场面孩子们也一一看在眼里。咒骂总是由父亲开端,他是个性格软弱的人,沉不住气,往往会无缘无故地首先挑起家庭的争吵。他谩骂,翻老账,含沙射影说些不堪入耳的话。母亲几乎总是默默地听着,她的上嘴唇剧烈地颤抖着。周围立刻静了下来:仆人们踮着脚尖走路,孩子们低着脑袋吃饭;只有家庭教师们满不在意。她们公开站在母亲一边,仿佛自言自语似地小声儿说(但又恰好让母亲听见):“苦命的女人啊!”

这种场面几乎天天重演。我们一点也不明白个中道理,但是我们看出,实力在母亲这一面,同时也看出,准是她在某方面把父亲欺侮得太厉害了。不过,我们总是冷漠地听着这种恶言相待的家庭争吵,它实在引不起我们任何感情;我们对母亲有的是本能的恐惧,对父亲也毫不同情,因为他不仅不能保护我们任何一个孩子,连自己也无力保护。说得更清楚一点。我们仅仅在名义上是父母的子女,我们心里对于他们相互关系的一切事都无动于衷。

事情不能不如此,因为父母对我们的态度太不正常。父亲也罢,母亲也罢,都不照顾孩子,他们几乎不了解自己的子女。父亲是因为丧失了过问家事的权柄;母亲是因为整个身心沉浸在生财之道中,无暇旁顾。她只有在家庭教师告发了我们,不得不惩罚我们的时候,才来找我们。她气势汹汹地跑来,咬着下嘴唇,不容哀求,恶狠狠的,举手便打。我们不知道父母的慈爱为何物,如果不把那些赐予“可爱的孩子”的、不道德的、使“可恶的孩子”羡慕不已的小思小惠算做慈爱的话。不过,也还有这么一种值得说一说的父母的慈爱。母亲办理“正经事”的时候,总是关在自己的卧室里。在那里,她听取村长和总管的报告,接受代役金①,订立售卖粮食、棉纱、麻布等等产品的合同旧常的现金结算也在那里进行。母亲不喜欢有人看见她清点现金,不过,“可爱的孩子”不在此限。他们发现母亲“关上了房门”,便在她的卧室外面轻轻地踱来踱去,而母亲感觉出他们的畏怯的脚步声,立刻心软了。

①代役租是农奴制剥削的主要形式之一,地主向农民收取一定数量的实物和现金。有时地主让他的有手艺的家奴到城里去干活,赚的钱缴给地主,也叫做代役金。

“谁呀?”卧室里传来了母亲的声音。

“是我,好妈妈,我是格利沙……”

“那就进来吧。进来看看你的老妈妈忙成什么样儿啦。瞧,马克西姆什卡(他是附近田庄上的总管)给妈妈送来了多少钱。我们把这些钱放进匣子里,以后,再凑一些钱,拿去办点正经事。坐下来,好乖乖,仔细看看,多学学。不过,你得老老实实坐着,别碍手得脚。”

格利沙坐了下来,但在那里一动也不动。他感到无限的幸福,因为他明白,好妈妈的心向他敞开了,好妈妈爱他。

不消说,这个“可爱的孩子”把他的所见所闻转告了兄弟姐妹,孩子们中间便展开了奇特的谈话。

“她攒这么多钱预备填什么无底洞呀!”“可恶的孩子”中的一个惊叫道。

“全是替他们,喏,替这些‘可爱的孩子’,替格利沙、替娜齐卡攒的!”另一个“可恶的孩子”回答。

“格利沙,你去对母亲说。好妈妈,您别光替我们攒钱,您还有别的孩子……”

“哼,他才会去说呢!”

如此等等。

这就是能淋漓尽致地描述母爱的仅有的几句话。

我们孩子们对父亲十分冷淡,而且总的来说,全家人都是这样,也许只有老仆人例外,他们记得父亲还在独身时的景况。与此相反,我们却象怕火似地害怕母亲,因为她象个最高执法官,惩办人总是罚不当罪,只会从严,不会从轻。

总之,各式各样的体罚成了主要的教育手段。虽然不常动鞭子,但是比较方便的拳打脚踢却是家常便饭,“可恶的孩子”被揍得简直没法生存。我幼年时和大多数哥哥姐姐不在一起(我有三个哥哥,四个姐姐,我和最小的姐姐相差三岁),因此,大家都逃不脱的狂暴的殴打,我比别的孩子挨得少一些。但是,当我也长到该念书的时候,我的一个姐姐念完女子学校回到了家里,从此灾难便落到了我的头上;她打人打得十分残酷,仿佛要为她从前的挨打受气泄恨似的。在这种教育方法统治下,上课时常常传来孩子们久久不能平息的呻吟声,下课后孩子们规规矩矩、一动不动地呆坐着,所以,整座宅子沉浸在死一般的寂静中。一句话,这是一部真正的儿童蒙难史。如今,在我写到这些往事的时候,亲子之间的关系已经发生了许多变化,儿童感受到的最微小的痛苦都会引起父母心神不安;因此,这类苦难就成了骇人听闻的奇谈了。但是,这部儿童蒙难史的创作者自己决不会意识到他们是恶魔,而且在旁人眼里,他们也不会得此恶名。老话说:“不打不成人。”唯一的限制就是:只要不打死就成!然而,谁能够说出,有多少“没打死”的生命过早地送进了坟场?谁能够确定,在这些少年蒙难者中,有多少人的整个未来的生活被殴打和践踏得不成样子?

如果说不公道的、严酷的惩罚会使儿童的心灵变得冷酷无情,那么,他们耳闻目睹的那些谈吐和行为便会把他们引上放荡的邪途。遗憾的是,长辈们甚至认为不必在我们面前稍加克制,常常恬不知耻地公开端出一些隐秘的内情;那倒是理解整个生活秩序的一把钥匙。

当时的地主对待农奴的通常的态度,一言以蔽之,是“发脾气”。这倒好象是一种自然的权利,如今这权利已经根本被人忘却。现在任何一位所谓“老爷,都很清楚,不管他发脾气还是不发脾气,结果都是一样:“没什么了不起!’但是在农奴制度盛行的时候,“发脾气”这句话却包含着丰富的内容和实际的效果。主人“发脾气”,奴仆只会“惹人生气”。这可说是一种玄妙的循环,当时一切并不复杂的关系必然地在这个循环圈里打转。至少,我们孩子们每次碰到奴仆们,总是看到他们惊恐的面孔,听到他们同样的私语:“太太发脾气啦”,“老爷发脾气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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