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年代初的“农村改革”，首先是把资本主义从妨碍其发展的农奴制桎梏下解放出来，而农奴们得到的所谓“解放”，其实质不过是由地主的羁绊中转移到资本家和农村资产阶级——富农的奴役下，他们仍然过着赤贫而屈辱的生活。“改革”后，迅速发展的资本主义创造了新的阶级——资产阶级：工业资本家、财政资本家。果戈理和奥斯特罗夫斯基笔下的宗法家长制的旧式买卖人，被渴望“文明”的“承包商”所取代。俄国出现了属于资本家承包商的铁路，出现了新兴的银行、交易所，资本主义式的投机倒把活动大大兴盛起来。资产阶级培养了为他服务的知识分子：工程师、经济学家、律师等等。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报刊也应运而生。英、法、比等外国资本的涌入俄国，使俄国劳动人民又多了一重压迫和剥削。
在七十年代，农民运动比以前更加频繁，更加激烈。大多数革命民粹派人士表达了这个时期的农民革命情绪。他们成立革命组织，“到民间去”——即到农民中去发动起义。但他们的政治纲领是乌托邦式的，认为可以越过资本主义直接进入“社会主义”，认为农民是主要的基本力量，不承认工人阶级的伟大历史作用。“到民间去”运动失败后，民粹派，或者更确切地说，民意派转入暗杀沙皇和高官显宦的恐怖活动。尽管他们最初取得了某些成功，但也无法掩盖自己的软弱无力，以及他们脱离群众的致命错误。革命形势由于民意派的失败而告中断。
在这种形势下，最反动的地主阶级要求恢复农奴制，取消资产阶级性质的法院、自治局等设施，要求停办学校，取缔进步刊物，对革命青年处以极刑，对农民运动采取镇压手段。而自由派地主和新兴资产阶级则主张扩大自治局的权力，巩固法院组织，给资产阶级报刊更大的自由，企图用残缺不全的宪法来帮助沙皇专制政府对付革命。反动派和自由派提出的方案虽有不同，其目的并无轩轻：巩固贵族地主一资产阶级专制，消灭革命力量。
谢德林在这个时期所写的大量作品，深刻反映了当时的这种社会政治生活。其中最主要的有：《时代特征》（１８６９年）、《庆巴杜尔和庆巴杜尔莎》（１８６３—１８７４年）、《一个城市的历史》（１８７０年）、《塔什干的老爷们》（１８６９—１８７２年）、《箴言》（１８７２—１８７６年）、《戈罗夫略夫一家》（同前），等等。在这些作品中，谢德林愤怒地、无情地揭示“农村改革”的骗局，鞭挞沙皇官僚的残暴愚蠢，暴露新兴资产阶级“文明人”和“社会栋梁”的巧取豪夺，嘲笑自由派的虚情假意和为虎作伥，批判自由民粹派的迷忄吴。凡此种种，用谢德林自己的话说，为的是要“唤起读者心中的辛酸感”，让他们看到“他们四周的黑暗太浓”，并指出人民只有起来和黑暗势力斗争，才有出路，因为人民群众“是我们本身力量的唯一基础。没有他们的参加和关心，我们便会更弱”。
在七十至八十年代，马克思学说已开始在俄国先进分子中传播，工人罢工运动也一再爆发，但是由于谢德林未能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武器，他不可能从工人阶级的个别事件中判断俄国历史的新时代已经开始。因此，他虽然正确地批判了自由民粹派不切实际的幻想和无济于事的恐怖活动，却未能对于随着资本主义发展而来的新的历史力量——工人阶级予以应有的估价。
由于沙皇政府书刊检查机关的刁难和迫害①、对反动派和自由派的激烈斗争、繁重的杂志编辑工作，谢德林积劳成疾，不得不于一八七五年出国治病。在国外治病期间，谢德林实地观察了西欧资产阶级社会的生活和政党活动。一八八○至一八八一年，谢德林写下了一本出色的讽刺特写集《在国外》。当时俄国自由派报刊拜倒在西欧文明的脚下，把资产阶级议会制度当做自己政治理想的化身。谢德林在国外看到了并承认了俄国无论经济文化都比英、法、德等国落后，他向人民指出了这一点，但他丝毫没有被西欧文明所迷惑，却“非常精彩地嘲笑了扼杀巴黎公社社员的法国，嘲笑逢迎俄国暴君的银行家的法国，说法国是没有共和派的共和国”（列宁）。《在国外》后来被列宁誉为讽刺文学的经典之作。
①谢德林的每一部作品都密切结合时代，对黑暗统治进行无情的抨击，因此他的作品，没有一篇不被沙皇书刊审查机关大加砍伐。杂志也一再被罚停刊。
一八八一年，民意党人暗杀沙皇亚历山大二世成功。新沙皇亚历山大三世继位后，采取极端反动措施，设立秘密特务组织“保皇队”，残酷迫害进步力量。资产阶级宣布完全效忠沙皇政权，自由民粹派也公开宣传放弃革命道路，恣意诽谤革命民主派，完全成了叛徒。《祖国纪事》杂志内部的自由民粹派企图将杂志转到迎合反动派的立场。谢德林对他们进行了势不两立的斗争。在《现代牧歌》这部讽刺作品中，谢德林尖锐地揭露沙皇政府的白色恐怖和自由民粹派的摇尾乞怜。
反动派对谢德林恨入骨髓，沙皇政府中开始拟议逮捕谢德林，只是慑于谢德林迥非寻常的社会声誉，大臣们才迟迟未敢下手。一八八四年四月，沙皇政府大臣特别会议终于作出决定，以“危害社会安宁”的罪名，下令将《祖国纪事》杂志永远封禁，企图借此迫使谢德林停笔。但谢德林并没有放下武器，仍然“时时刻刻把笔杆握在手里”。在一八八四至八八九年四月患脑溢血逝世的短短四、五年里，不顾沙皇政府的重重压迫，忍受着风湿性关节炎、慢性肝病和肾脏病、两手和面部抽搐症等多种疾病的煎熬，谢德林创作了《生活琐事》、《童话集》的大部分和《波谢洪尼耶遗风》这最后的三部出色的作品。
在八十年代俄国革命低潮期间，一批知识分子离开解放运动，提倡做些“小事”，做些脱离政治的小规模的文化工作。谢德林在《生活琐事》里抨击政治反动的同时，对这种“小事”论加以辛辣的讽刺，号召人民挣脱“琐事的束缚”，对产生阴森、停滞、麻木的生活的整个社会制度进行搏斗。
一八八六年二月是俄国废除农奴制的二十五周年纪念。沙皇政府采取各种措施，吹嘘“解放”农奴的“德政”。反动派和自由派大写文章，歌颂“皇恩浩荡”，掩盖“农村改革”法令的阶级实质，粉饰换汤不换药的“改革”后的社会政治生活。在一片颂扬声中，谢德林坚持革命民主主义的立场和现实主义的传统，于是年秋着手写《波谢洪尼耶遗风》，至一八八九年病逝前三个月，不得不“简单的结束了”小说的最后一章。在此期间，沙皇政府通过一系列立法措施，重新审议六十至七十年代的各种资产阶级性质的改革，准备把俄国拖回到改革前的农奴制社会，恢复地主对农民的“父亲般的庇护”的旧制。自由派知识分子鼓吹同沙皇政府调和妥协，日益深沉地和反动派勾结起来，越来越远离六十年代革命民主派的传统。谢德林曾对友人说：“如今，咒骂六十年代和当时从事活动的人们，已经成了时髦的玩意儿。他们一无例外地低毁所有的人，他们已开始诽谤起涅克拉索夫来了”。因此，他“要把这部作品①献给已故的涅克拉索夫”，为反农奴制的英勇战士涅克拉索夫的正义事业辩护。《波谢洪尼耶遗风》是革命民主派给八十年代企图复辟农奴主国家的各色反动派的一个有力的反击。它通过对“改革”前农奴制俄国生活的广泛、鲜明、真实的描写，让人民重温过去的恶梦，对比自己所处的八十年代的现实，帮助他们得出“改革”前后的社会并无本质区别的结论，看清长期农奴制在人们的思想意识、社会风尚、生活习俗、心理活动中留下的深刻烙印，从而激起人们的觉悟和反抗。
①指《波谢洪尼耶遗风》。
谢德林是主张用革命方法争取农民解放的革命民主派的杰出战士，他的作品没有一篇不是紧密联系着时代，对社会政治生活痛下针砭。正如高尔基所说：“不假谢德林之功，要了解十九世纪下半期的俄国历史，一般地是不可能的”。
反对沙皇专制制度，反对农奴制压迫，反对自由派的伪善，是谢德林毕生奋战的三大任务。在他的作品中，以反对农奴制压迫为主要内容的作品，占着很大的比重，《波谢洪尼耶遗风》更是其中具有总结意义的一部巨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