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年，颁科场条例。礼部议覆，给事中龚鼎孳疏言：“故明旧制，首场试时文七篇，二场论、表各一篇，判五条，三场策五道。应如各科臣请，减时文二篇，于论、表、判外增诗，去策改奏疏。”帝不允。命仍旧例。首场四书三题，五经各四题，士子各占一经。四书主硃子集註，易主程传、硃子本义，书主蔡传，诗主硃子集传，春秋主胡安国传，礼记主陈澔集说。其后春秋不用胡传，以左传本事为文，参用公羊、穀梁。二场论一道，判五道，诏、诰、表内科一道，三场经史时务策五道。乡、会试同。乾隆间，改会试三月，殿试四月，遂为永制。
乡试，先期提学考试精通三场生儒录送，禁冒滥。在监肄业贡、监生，本监官考送。倡优、隶、皁之家，与居父母丧者，不得与试。卷首书姓名、籍贯、年貌、出身、三代、所习本经。试卷题字错落，真草不全，越幅、曳白，涂抹、污染太甚，及首场七艺起讫虚字相同，二场表失年号，三场策题讹写，暨行文不避庙讳、御名、至圣讳，以违式论，贴出。士子用墨，曰墨卷。謄录用硃，曰硃卷。主考墨笔，同考蓝笔。乾隆间，同考改用紫笔。未几，仍用蓝。试士之所曰贡院，士子席舍曰号房，拨军守之曰号军。试官入闱封钥，内外门隔以帘。在外提调、监试等曰外帘官，在内主考、同考曰内帘官。亦有内监试，司纠察，不与衡文事。以大员总摄场务，乡试曰监临。顺天以府尹，各省初以巡按御史，巡按裁，巡抚为之。会试曰知贡举，礼部侍郎为之。顺天提调以府丞，监试以御史。初，各省提调以布政使，监试以按察使，各副以道员。雍正间，以籓、臬两司为一省钱穀、刑名之总汇，入闱月馀，恐致旷滞，提调监试，专责二道员。会试监试以御史。殿试临轩发策，以朝臣进士出身者为读卷官，拟名第进呈，或如所拟，或有更定。一甲状元授修撰，榜眼、探花授编修，二、三甲进士授庶吉士、主事、中书、行人、评事、博士、推官、知州、知县等官有差。
有清以科举为抡才大典，虽初制多沿明旧，而慎重科名，严防弊窦，立法之周，得人之盛，远轶前代。其间条例之损益，风会之变迁，系乎人才之盛衰，朝政之得失。述其大者，不可阙也。
乡、会试首场试八股文，康熙二年，废制义，以三场策五道移第一场，二场增论一篇，表、判如故。行止两科而罢。四年，礼部侍郎黄机言：“制科向系三场，先用经书，使阐发圣贤之微旨，以观其心术。次用策论，使通达古今之事变，以察其才猷。今止用策论，减去一场，似太简易。且不用经书为文，人将置圣贤之学于不讲，请复三场旧制。”报可。七年，复初制，仍用八股文。二十四年，用给事中杨尔淑请，礼闱及顺天试四书题俱钦命。时诏、诰题士子例不作，文、论、表、判、策率多雷同剿袭，名为三场并试，实则首场为重。首场又四书艺为重。二十六年废诏、诰，既而令五经卷兼作。论题旧出孝经，康熙二十九年，兼用性理、太极图说、通书、西铭、正蒙。五十七年，论题专用性理。世宗初元，诏孝经与五经并重，为化民成俗之本。宋儒书虽足羽翼经传，未若圣言之广大，论题仍用孝经。
乾隆三年，兵部侍郎舒赫德言：“科举之制，凭文而取，按格而官，已非良法。况积弊日深，侥幸日众。古人询事考言，其所言者，即其居官所当为之职事也。时文徒空言，不適于用，墨卷房行，展转抄袭，肤词诡说，蔓衍支离，苟可以取科第而止，士子各占一经，每经拟题，多者百馀，少者数十。古人毕生治之而不足，今则数月为之而有馀。表、判可预拟而得，答策随题敷衍，无所发明。实不足以得人。应将考试条款改移更张，别思所以遴拔真才实学之道。”章下礼部，覆奏：“取士之法，三代以上出于学，汉以后出于郡县吏，魏、晋以后出于九品中正，隋、唐至今，出于科举。科举之法不同，自明至今，皆出于时艺。科举之弊，诗、赋祗尚浮华，而全无实用。明经徒事记诵，而文义不通。唐赵匡所谓‘习非所用，用非所习’是也。时艺之弊，今该侍郎所陈奏是也。圣人不能使立法之无弊，在因时而补救之。苏轼有言：‘得人之道，在于知人。知人之道，在于责实。’能责实，虽由今之道，而振作鼓舞，人才自可奋兴。若惟务徇名，虽高言复古，法立弊生，于造士终无所益。今谓时文、经义及表、判、策论皆空言剿袭而无用者，此正不责实之过。凡宣之于口，笔之于书，皆空言也，何独今之时艺为然？时艺所论，皆孔、孟之绪言，精微之奥旨。参之经史子集，以发其光华；范之规矩准绳，以密其法律。虽曰小技，而文武幹济、英伟特达之才，未尝不出乎其中。不思力挽末流之失，而转咎作法之凉，不已过乎？即经义、表、判、论、策，苟求其实，亦岂易副？经文虽与四书并重，积习相沿，士子不专心学习。若著为令甲，非工不录。表、判、论、策，皆加覆覈。必淹洽词章、通晓律令，而后可为表、判。有论古之识，断制之才，通达古今，明习时务，而后可为论、策。何一不可见之施为，切于实用？必变今之法，行古之制，将治宫室、养游士，百里之内，置官立师，讼狱听于是，军旅谋于是。又将简不率教者，屏之远方，终身不齿。毋乃纷扰而不可行？况人心不古，上以实求，下以名应。兴孝则有割股、庐墓以邀名者矣，兴廉则有恶衣菲食、敝车羸马以饰节者矣。相率为伪，借虚名以干进取。及莅官后，尽反所为，至庸人之不若。此尤近日所举孝廉方正中所可指数，又何益乎？司文衡职课士者，诚能仰体谕旨，循名责实，力除积习，杜绝侥幸，文风日盛，真才自出，无事更张定制为也。”遂寝其议。时大学士鄂尔泰当国，力持议驳，科举制义得以不废。
二十二年，诏剔旧习、求实效，移经文于二场，罢论、表、判，增五言八韵律诗。明年，首场复增性理论。御史杨方立疏请乡、会试增周礼、仪礼二经命题。帝以二礼义蕴已具于戴记，不从。四十七年，移置律诗于首场试艺后，性理论于二场经文后。五十二年，高宗以分经阅卷，易滋弊窦。且士子专治一经，于他经不旁通博涉，非敦崇实学之道。命自明岁戊申乡试始，乡、会五科内，分年轮试一经。毕，再于乡、会二场废论题，以五经出题并试。永著为令。
科场拟题最重。康熙五十二年，以主司拟题，多取四书、五经冠冕吉祥语，致多宿构幸获。诏此后不拘忌讳。向例禁考官拟出本身中式题，至是弛其禁。历科试官，多有以出题错误获谴者。先是康熙五十六年，从詹事王奕清言，场中七艺，破、承、开讲，虚字概不謄写，以防关节。乾隆四十七年，令考官预拟破、承、开讲虚字，随题纸发给士子遵用。嘉庆四年，以无关弊窦，废止。制艺篇末用大结，有明中叶，每以此为关节。康熙末年，悬之禁令。乾隆十二年，编修杨述曾有复用大结之请，大学士张廷玉等以为无益而弊窦愈起，奏驳之。初场文原定每篇限五百五十字，康熙二十年增百字。五十四年，会元尚居易以首艺字逾千二百，黜革。乾隆四十三年，始定乡、会试每篇以七百字为率，违者不录。自是遵行不易。三场策题，原定不得逾三百字。乾隆元年，禁士子空举名目，草率塞责。其后考官拟题，每问或多至五六百字，空疏者辄就题移易，点窜成篇。三十六年，左都御史张若溎以为言，诏申明定例。五十一年，定答策不满三百字，照纰缪例罚停科。然考官士子重首场，轻三场，相沿积习难移。制义体裁，以词达理醇为尚。顺治九年壬辰，会试第一程可则以悖戾经旨除名。考官学士胡统虞等并治罪。
世宗屡以清真雅正诰诫试官。乾隆元年，高宗诏曰：“国家以经义取士，将以觇士子学力之浅深，器识之淳薄。风会所趋，有关气运。人心士习之端倪，呈露者甚微，而徵应者甚钜。当明示以准的，使士子晓然知所别择。”于是学士方苞奉敕选录明、清诸大家时文四十一卷，曰钦定四书文，颁为程式。行之既久，攻制义者，或剽窃浮词，罔知根柢，杨述曾至请废制义以救其弊。四十五年，会试三名邓朝缙首艺语意粗杂，江南解元顾问四书文全用排偶，考官并获谴。嘉庆中，士子挦撦僻书字句，为文竞炫新奇，御史辛从益论其失。诏曰：“近日士子猎取诡异之词，以艰深文其浅陋，大乖文体。考官务各别裁伪体。支离怪诞之文，不得录取。”历代辄以釐正文体责考官，而迄无实效。议者谓文风关乎气运。清代名臣多由科目出身，无不工制义者。开国之初，若熊伯龙、刘子壮、张玉书，为文雄浑博大，起衰式靡。康熙后益轨于正，李光地、韩菼为之宗。桐城方苞以古文为时文，允称极则。雍、乾间，作者辈出，律日精而法益备。陵夷至嘉、道而后，国运渐替，士习日漓，而文体亦益衰薄。至末世而剿袭庸滥，制义遂为人诟病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