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以铜钱而权皮币之重，皮币为母，铜钱为子。宋以铜钱而权交会之重，交会为母，铜钱为子。国初以中统钞五十两为一锭者，盖别乎银锭也，以银为母，中统为子。既而银已不行，所用者惟钞，遂以至大钞为母，小钞为子。今以至元一贯淮中统五贯，是以子胜母，以轻加重。以后逾前，势不至于大坏，极弊不止。夫钞为一时之权宜，钱为万世之长计。盗贼难以赍行，水火不能消减，世世因之，以为通宝。说者谓铸一钱费一钱，无利于国。不知费一钱，可得一钱，利在天下，即国家无穷之利也。
唐刘晏专用榷盐，以充军国之用，其言曰：“官多则民扰。但于出盐之乡，置盐官，收盐户所煮之盐，转鬻于商，任其所之。自余州县，不复置官，或商绝盐贵，则减价鬻之，谓之常平盐。由是国用充足，民不困敝。”此已验良法也。今宜祖其遗规，将盐运司衙门及各场所设官吏、团军、巡卒尽归有司管领，选省部内才干官一员，充榷盐使，于各州县摘佐贰官一员，提调盐务，于产盐处所设乡官一员，专掌支发。但签取本处富家应当亭户，分认周岁盐额，令亭户自行收贮，灶户任便煎煮，随处立他交纳，亭户不致逃亡，灶户可免追剥，民户亦无团巡诬逮之扰，自皆乐于应办。若非亭户、灶户自煎者，方为私盐，许令盐户告发，依条治罪。商人获利既厚，贩者必多，而民间亦可得贱盐食用。古今盐法，不过为办课耳。使课而无亏，何必广布衙门，自取多事。今直有定额，户有定数，私煎有定罪，若一委之有司取办亭户，既省俸给工本，自可全收课程，官享其利，而民安其业矣。
今市街之间，名曰嫁汉，曰把手合活，曰坐子人家，十室而九，各路争相仿效，此风尤为不美。且抑良为贱者，待告而禁，终不能绝，若令有司觉察，或许诸人陈首，但有此等，尽遣从良。此可厚俗之一也。
南北风俗不同，北方以买来者谓之躯口，南方以受役者即为奴婢。故唐法，奴告主者，皆勿受。此可厚俗之二也。
古者，宗庙四时之禴祀蒸尝，皆天子亲享，不敢使有司摄也。宜检讨旧典，亲行享庙之仪。仍令天下无论官庶之家，有亲在，而诸子忍于分析，及居官客外，而违于生事死葬者，并坐以不孝之罪。此可厚俗之三也。
父子夫妇，纲常之大。今鬻子休妻，视同犬豕。虽有抑良买休之条，而转售者则易其名曰过房，受财者则易其名曰聘礼。今大都、上都有马市、羊市、牛市，兼有人市，致使人畜相等，极为可怜。宜严行禁绝，使各相保守，无弃天伦。此可厚俗之四也。
九品之官，定为九等，士农工商僧道定为六等，下而臧获定为一等，使服饰各安分，限贫富不得僭逾。此可厚俗之五也。
汉立常平仓，谷贱，增价而籴以利农；谷贵，减价而粜以利民。朱文公常行之，浙东最为得法。然不可行于今矣，何也？官吏为奸。若官入官出，民间未沾赈济之利，且先被克减计点之扰，适以重困耳。宜于各处验户口多寡，设立义仓，令百姓各输己粟，自掌出入之数。凡入一石之粟，自得一石之用。不费公钱，亦无损于私蓄。犹虑风俗不古，急义者少，则官为之立式。有地百亩者，限以一岁出粟一石，令本甲户执其纲领，择乡里廉干者掌其收支。岁添新粟，则旋广仓廪，每遇阙乏，如取诸寄。其中或有侵欺，则令司县官依窃盗例科断。或司县官因而挟势借贷，则令巡按官依枉法赃例定罪。若所在官司有能劝率成效，优加升赏，诚为安民定业之长策。至于目前所急，尤思先有以救之。虽官司贱价赈粜，以有限之粟，应未已之荒，所济无几。若勒令富家平粜，则大户纵贿而求免，小户力贫以奉行，流害滋甚。今被灾之处虽多，而江淮、湖广皆稔熟，及此秋成之余，急为立法，收米四百余万石，半运赴都，半留随省，以备明年之荒可也。或仿汉时输粟为郎，宋时官卖度牒之例。二者但费朝廷之一纸，不动声色，而数百万粮可立致矣。
国家立政，必以刑书为先。今天下所奉行者，有例可援，无法可守。官吏因得并缘为欺。内而省部，外而郡府，抄写格条多至数十。间遇事有难决，则检寻旧例，或中无所载，则旋行比拟，是百官莫知所守也。民间自以耳目所得之敕旨、条令，杂采类编，刊行成帙，名曰《断例条章》，曰《官民要览》，家置一本，以为淮绳。试阅二十年间之例，较之三十年前，半不可用矣。更以十年间之例，较之二十年前，又半不可用矣。是百姓莫知所避也。号令不常，初降随没，遂致民间有一紧、二慢、三休之谣。京都为四方取则之地，法且不行，况四方乎？如往年禁酒，而私酝者比屋，禁牛而私间者盈市。奸盗杀人罪在不赦，而每岁放秀鲁麻婚姻聘财，明有官庶高下折钞之例。而今之嫁女者重索财物，与估卖躯口无异。买卖田宅，旧有先亲后邻之条，而今民业多归势要。推此数端，天下概可知矣。今有司每视刑名为重，而户婚、钱价略不加意。殊不知民间争况之端，无不始于户婚、钱债而因之，以至于奸盗杀人者也。宪司巡按，每以赃罚为重，而一切民词，略不省察。殊不知百姓负冤，上无所诉，是开官吏以受赃之路也。更兼衙门纷杂，事不归一，正宫位下自立中政院，匠人自隶金玉府，校尉自归拱卫司，军人自属枢密院，诸王位下自有宗正府、内史府，僧则宣政院，道则道教所，又有宣徽院、微政院、都护府、白云宗所管户计诸司，头目布满天下，彼此不相统摄。无法之弊，莫此为甚。昔先帝尝命修律，未及成书。近议大德律，所任非人，讹舛益甚。宜于台阁省部内，选择通经术、明治体、练达时宜者，酌以古今之律文，参以建元以来制敕命令，采以南北风土之宜，修为一代令典，使有所遵守，生民知所畏避，庶政体归一，狱无久淹矣。
古者立刑，必先施于赃吏，盖赃吏为患甚于酷吏之肆虐。赃既不行，则刑自平矣。昔国家家为枉法、不枉法之例。今则枉法者除名不叙，不枉法者并殿三年。制法虽明，而犯者未已，终莫能禁其万一。且如司县官困于正从七品、八品间，终老无受宣之望。吏员困于路县，终老无受敕之期。凡人之自爱其身，而重于犯法者，以清议之可畏，前程之尚远也。既无所畏，又无所慕，则仕而为贫耳，复何所惜。在昔有剌配籍没之法，文其面前则终身不齿于乡里，籍其资则全家不免于饥寒，治赃吏无出此法这善也。
贼吏固严其罪矣，而廉吏则未见赏，今省部置立过名簿，不闻有功绩簿；宪司岁报赃罚册，不闻有廉能册。朝廷虽有封赠之典，未见举行。嗣后内外大小官，有至廉无扰者，历一考，则封僧其父母，历再考，则封赠其妻妾。不过邀朝廷一命之恩光，而可收激劝人材之实效矣。
当今之弊，不在俸禄之薄，而在俸禄之未均。不患俸禄之未敷，而患设官之太滥。均有余以周不足，取滥设之米以给合设之官，则国无所损，而官有所利。议事这臣若能裒多益寡，截长补短，则职田所书自可敷用。今又额外多出俸米二十八万余石，徒损国储，无益官吏。且丞相职居人臣之右，每月得俸八锭有零，一日之俸不满十四两，若仿晋之何曾，日食万钱，虽竭私帑不能自给矣。天子立相，必须厚禄以优崇大臣，律身自宜戒奢，而从俭岂可先处以约，而薄其所养哉。今俸自三锭以上者，不得添米，官益高而俸益薄，甚非尊尊贵贵之道。又如随朝大小官及各行省、宣慰司，皆枢要重臣，既无所取于民，又无职田可收，纵添俸米，保足养廉。宜尽取无拨职田，合计子粒，官为书贮，将中外人员差等而普及之。内外台察廉访司事烦而形神劳，官清而交往绝，比之有司，量加优厚，所以重风宪也。和林、上都、山后、河西诸路，不系产米之地，依本处时估折价，不拘以定数，所以重边鄙也。军民各色官吏，但请俸钱者，随所给钞数，按月支米，元无俸钱者，随所授品从，依例增支。交官书职田钱粮，先尽外任数足，其余尽令起运赴都，以给随朝官吏。计其所得，倍多于前，又可不费太仓之粟，此利国利官之要道也。
昔田千秋一言寤主，即登侯相，郑然明一言见知，便获赏识。古人际遇，往往皆然。若必待羔雁以为先容，币帛以将厚意，则千秋老死于郎官，然明终役于堂下耳。今之隶名儒籍者，不知壮行本于幼学，而谓借径可以得官，皆曰何必读书然后富贵。仕路既不出于儒，何须虚费日力，但厚赂翰林、集贤字，求一保文，或称茂异，或称故官，或称先贤子孙，其人即保教授。才入州选，便求升路，才历一任，便干提举，但求迁转之速。何问教养之事。学校遂成废弛，言者皆归咎于差役所致。不思唐宋盛时，儒人未尝免差，而士风甚盛，人材甚广，无他声名诱之于前，利禄引之于后也。使前数年不当差役，亦未见有一人成材者，果业儒而获用，则人自慕尚，虽当役不足以抑之。苟业儒而无用，则人皆厌弃，虽免役亦不足以励之也。比者，如编《一统志》、写金字经，非有追章琢句之巧，考古证今之难也，愚夫下流但能缮书者，皆可与选，给食赏钞已足以酬其劳，更与之升职减资，是朝廷开天下以奔竞之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