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日，上以宋阎士良所述《黄河利害》一帙，付参知政事马琪曰：“此书所言亦有可用者，今以赐卿。”二月，上谕平章政事守贞曰：“王汝嘉、田栎专管河防，此国家之重事也。朕比问其曾于南岸行视否？”乃称：‘未也。’又问水决能行南岸乎？又云：‘不可知。’且水趋北久矣，自去岁便当经画，今不称职如是耶！可谕旨令往尽心固护，无致失备，及讲究所以经久之计。稍涉违慢，当并治罪。”三月，行省并行户工部及都水监官各言河防利害事。都水监元拟于南岸王村、宜村两处开导河势，缘北来水势去宜村堤稍缓，唯王村岸向上数里卧卷，可以开决作一河，且无所犯之城市村落。又拟于北岸墙村疏决，依旧分作两清河入梁山故道，北清河两岸素有小堤不完，复当筑大堤。尚书省谓：“以黄河之水势，若于墙村决注，则山东州县膏腴之地及诸盐场必被沦溺。设使修筑坏堤，而又吞纳不尽，功役至重，虚困山东之民，非徙无益，而又害之也。况长堤已加护，复于南岸疏决水势，已寝决河入梁山泺之议，水所经城邑已劝率作护城堤矣，先所修清河旧堤宜遣罢之。监丞田栎言定陶以东三埽弃堤不当修，止言：‘决旧压河口以导渐水入堤北张彪、白塔两河之间，凡当水冲屯田户须令迁徙。’臣等所见，止当堤前作木岸以备之，其间居人未当迁徙，至夏秋水势泛溢，权令避之，水落则当各复业，此亦户工部之所言也。”上曰：“地之相去如此其远，彼中利害，安得悉知？惟委行省尽心措画可也。”四月，以田栎言河防事，上谕旨参知政事持国曰：“此事不惟责卿，要卿等同心规画，不劳朕心尔。如栎所言，筑堤用二十万工，岁役五十日，五年可毕，此役之大，古所未有。况其成否未可知，就使可成，恐难行也。迁徒军户四千则不为难，然其水特决，尚不知所归，傥有溃走，若何枝梧。如令南岸两处疏决，使其水趋南，或可分杀其势。然水之形势，朕不亲见，难为条画，虽卿亦然。丞相、左丞皆不熟此，可集百官详议以行。”百官咸谓：“栎所言弃长堤，无起新堤，放河入梁山故道，使南北两清河分流，为省费息民长久之计。臣等以为黄河水势非常，变易无定，非人力可以斟酌，可以指使也。况梁山泺淤填已高，而北清河窄狭不能吞伏，兼所经州县农民庐井非一，使大河北入清河，山东必被其害。栎又言乞许都水监符下州府运司，专其用度，委其任责，一切同于军期，仍委执政提控。缘今监官已经添设，又于外监署司多以沿河州府长官兼领之，及令佐管勾河防，其或怠慢已有同军期断罪的决之法，凡栎所言无可用。”遂寝其议。
八月，以河决阳武故堤，灌封丘而东，尚书省奏：“都水监、行部官有失固护。”诏命同知都转运使高旭、武卫军副都指挥使女奚列奕小字韩家奴同往规措。尚书省奏：“都水监官前来有犯，已经戒谕，使之常切固护。今王汝嘉等殊不加意，既见水势趋南，不预经画，承留守司累报，辄为迁延，以至害民。即是故违制旨，私罪当的决。”诏汝嘉等各削官两阶，杖七十罢职。
上谓宰臣曰：“李愈论河决事，谓宜遣大臣往，以慰人心，其言良是。向虑河北决，措画堤防，犹尝置行省，况今方横溃为害，而止差小官，恐失众望，自国家观之，虽山东之地重于河南，然民皆赤子，何彼此之间。”乃命参知政事马琪往，仍许便宜从事。上曰：“李愈不得为无罪，虽都水监官非提刑司统摄，若与留守司以便宜率民固护，或申闻省部，亦何不可使朕闻之。徒能张皇水势而无经画，及其已决，乃与王汝嘉一往视之而还，亦未尝有所施行。问王村河口开导之月，则对以四月终，其实六月也，月日尚不知，提刑司官当如是乎？”寻命户部员外郎何格赈济被浸之民。时行省参知政事胥持国、马琪言：“已至光禄村周视堤口。以其河水浸漫，堤岸陷溃，至十余里外乃能取土。而堤面窄狭，仅可数步，人力不可施，虽穷力可以暂成，终当复毁。而中道淤淀，地有高低，流不得泄，且水退，新滩亦难开凿。其孟华等四埽与孟阳堤道，沿汴河东岸，但可施功者，即悉力修护，将于农隙兴役，及冻毕工，则京城不至为害。”参知政事马琪言：“都水外监员数冗多，每事相倚，或复邀功，议论纷纭不一，隳废官事。拟罢都水监掾，设勾当官二员。又自昔选用都、散巡河官，止由监官辟举，皆诸司人，或有老疾，避仓库之繁，行贿请托，以致多不称职。拟升都巡河作从七品，于应入县令兼举人内选注外，散巡河依旧，亦于诸司及丞簿廉举人内选注，并取年六十以下有精力能干者。到任一年，委提刑司体察，若不称职，即日罢之。如守御有方，致河水安流，任满，从本监及提刑司保申，量与升除。凡河桥司使副亦拟同此选注。”继而胥持国亦以为言，乃从其请。闰十月，平章政事守贞曰：“马琪措画河防事，未见功役之数，加之积岁兴功，民力将困，今持国复病，请别遣有材干者往议之。”上曰：“堤防救护若能成功，则财力固不敢惜。第恐财殚力屈，成而复毁，如重困何？”宰臣对曰：“如尽力固护，纵为害亦轻，若恬然不顾，则为害滋甚。”上曰：“无乃因是致盗贼乎？”守贞曰：“宋以河决兴役，亦尝致盗贼，然多生于凶歉。今时平岁丰，少有差役，未必至此。且河防之役，理所当然，今之当役者犹为可耳。至于科征薪刍，不问有无，督输迫切则破产业以易之，恐民益困耳。”上曰：“役夫须近地差取，若远调之，民益艰苦，但使津济可也。然当俟马琪至而后议之。”庚辰，琪自行省还，入见，言：“孟阳河堤及汴堤已填筑补修，水不能犯汴城。自今河势趋北，来岁春首拟于中道疏决，以解南北两岸之危。凡计工八百七十余万，可于正月终兴工。臣乞前期再往河上监视。”上以所言付尚书省，而治检覆河堤并守涨官等罪有差。他日，尚书省奏事，上语及河防事，马琪奏言：“臣非敢不尽心，然恐智力有所不及。若别差官相度，傥有奇画，亦未可知。如适与臣策同，方来兴功，亦庶几稍宽朝延忧顾。”上然之，命翰林待制奥屯忠孝权尚书户部侍郎、太府少监温昉权尚书工部侍郎，行户、工部事，修治河防，且谕之曰：“汝二人皆朕所素识，以故委任，冀副朕意。如有错失，亦不汝容。”
承安元年七月，敕自今沿河傍侧州、府、县官虽部除者皆勿令员阙。泰和二年九月，敕御史台官：“河防利害初不与卿等事，然台官无所不问，应体究者亦体究之。”五年二月，以崔守真言：“黄河危急，刍藁物料虽云折税，每年不下五六次，或名为和买，而未尝还其直。”敕委右三部司正郭澥、御史中丞孟铸讲究以闻。澥等言：“大名府、郑州等处自承安二年以来，所科刍藁未给价者，计钱二十一万九千余贯。”遂命以各处见钱差能干官同各州县清强官一一酬之，续令按察司体究。
宣宗贞祐三年十一月壬申，上遣参知政事侯挚祭河神于宜村。三年四月，单州刺史颜盏天泽言：“守御之道，当决大河使北流德、博、观、沧之境。今其故堤宛然犹在，工役不劳，水就下必无漂没之患。而难者若不以犯沧盐场损国利为说，必以浸没河北良田为解。臣尝闻河侧故老言，水势散漫，则浅不可以马涉，深不可以舟济，此守御之大计也。若日浸民田，则河徙之后，淤为沃壤，正宜耕垦，收倍于常，利孰大焉。若失此计，则河南一路兵食不足，而河北、山东之民皆瓦解矣！”诏命议之。四年三月，延州刺史温撒可喜言：“近世河离故道，自卫东南而流，由徐、邳入海，以此，河南之地为狭。臣窃见新乡县西河水可决使东北，其南有旧堤，水不能溢，行五十余里与清河合，则由浚州、大名、观州、清州、柳口入海，此河之故道也，皆有旧堤，补其缺罅足矣！如此则山东、大名等路，皆在河南，而河北诸郡亦得其半，退足以为御备之计，进足以壮恢复之基。”又言：“南岸居民，既已籍其河夫修筑河堰，营作戍屋，又使转输刍粮，赋役繁殷，倍于他所，夏秋租税，犹所未论，乞减其稍缓者，以宽民力。”事下尚书省，宰臣谓：“河流东南旧矣。一旦决之，恐故道不容，衍溢而出，分为数河，不复可收。水分则浅狭易渡，天寒辄冻，御备愈难，此甚不可！”诏但令量宜减南岸郡县居民之赋役。五年夏四月，敕枢密院，沿河要害之地，可垒石岸，仍置撒星桩、陷马堑以备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