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年，胥鼎上书谏曰：“钱谷之冗，非九重所能兼，天子总大纲，责成功而已。”高琪曰：“陛下法上天行健之义，忧勤庶务，夙夜不遑，乃太平之阶也。鼎言非是。”宣宗以南北用兵，深以为忧，右司谏吕造上章：“乞诏内外百官各上封事，直言无讳。或时召见，亲为访问。陛下博采兼听，以尽群下之情，天下幸甚。”宣宗嘉纳，诏集百官议河北、陕西守御之策。高琪心忌之，不用一言。是时，筑汴京城里城，宣宗问高琪曰：“人言此役恐不能就，如何？”高琪曰：“终当告成，但其濠未及浚耳。”宣宗曰：“无濠可乎？”高琪曰：“苟防城有法，正使兵来，臣等愈得效力。”宣宗曰：“与其临城，曷若不令至此为善。”高琪无以对。
高琪自为宰相，专固权宠，擅作威福，与高汝砺相唱和。高琪主机务，高汝砺掌利权，附己者用，不附己者斥。凡言事忤意，及负材力或与己颉顽者，对宣宗阳称其才，使干当于河北，阴置之死地。自不兼枢密元帅之后，常欲得兵权，遂力劝宣宗伐宋。置河北不复为意，凡精兵皆置河南，苟且岁月，不肯辄出一卒，以应方面之急。平章政事英王守纯欲发其罪，密召右司员外郎王阿里、知案蒲鲜石鲁剌、令史蒲察胡鲁谋之。石鲁剌、胡鲁以告尚书省都事仆散奴失不，仆散奴失不以告高琪。英王惧高琪党与，遂不敢发。顷之，高琪使奴赛不杀其妻，乃归罪于赛不，送开封府杀之以灭口。开封府畏高琪，不敢发其实，赛不论死。事觉，宣宗久闻高琪奸恶，遂因此事诛之，时兴定三年十二月也。尚书省都事仆散奴失不以英王谋告高琪，论死。蒲鲜石鲁剌、蒲察胡鲁各杖七十，勒停。
初，宣宗将迁南，欲置飐军于平州，高琪难之。及迁汴，戒彖多厚抚此军，彖多辄杀飐军数人，以至于败。宣宗末年尝曰：“坏天下者，高琪、彖多也。”终身以为恨云。
移剌塔不也，东北路猛安人。明昌元年，累官西上阁门使。二年，袭父谋克。泰和伐宋，有功，遥授同知庆州事，权迪列飐详稳。丁父忧，起复西北路招讨判官，改尚辇局使、曹王傅。贞祐二年，迁武宁军节度使，招徠中都飐军，无功，平章高琪芘之，召为武卫军都指挥使。应奉翰林文字完颜素兰尝面奏高琪党比，语在《高琪传》。寻知河南府事，兼副统军，徙彰化军节度使。上言：“尽籍山东、河间、大名猛安人为兵，老弱城守，壮者捍御。”又言：“河东地险人勇，步兵为天下冠，可尽调以戍诸隘。”从之。自是河东郡县屯兵少，不可守矣。改知临洮府事，兼陕西副统军。贞祐三年十一月，破夏兵于熟羊寨。平章高琪率宰臣入贺曰：“塔不也以少败众，盖陛下威德所致。”宣宗曰：“自古兴国皆赖忠贤，今兹立功，皆将率诸贤之力也。”乃以塔不也为劝农使，兼知平凉府事，进阶银青荣禄大夫。四年，伐西夏，攻威、灵、安、会等州。兴定元年，知庆阳府事。三年，迁元帅左都监，卒。
论曰：高琪擅杀执中，宣宗不能正其罪，又曲为之说，以诏臣下。就其事论之，人君欲诛大臣，而与近侍密谋于宫中，已非其道。谋之不密，又为外臣所知，以告败军之将，因杀之以为说，此可欺后世邪？金至南渡，譬之尪羸病人，元气无几。琪喜吏而恶儒，好兵而厌静，沮迁飐之议，破和宋之谋，正犹缪医，投以乌喙、附子，只速其亡耳。使宣宗于擅杀之日，即能伸大义而诛之，何至误国如是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