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是，常州宜兴县无税产百姓，丁输盐钱二百文。下户有墓地者，谓之墓户，经界之时均纽正税，又令带输丁盐绢作折帛钱。至隆兴元年，始用知县姜诏言，令与晋陵、武进、无锡三县一例随产均输。二年四月，知赣州赵公称以宽剩钱十万缗为民代输夏税，是后守臣时有代输者。五月，诏：“温、台、处、徽不通水路，其二税物帛，许依折法以银折输，数外妄有科折，计赃定罪。”
乾道元年，蠲兴化军“犹剩米”之半。以知军张允蹈言“自建炎三年，本军秋税，岁余军储外，犹剩米二万四千四百余石，供给福州，谓之‘犹剩米’。四十年间，水旱相仍，不复减损”，故有是命。至八年，乃并其半蠲之。
三年六月，减临安府新城县进际税赋之半。以知县耿秉言，曩钱氏以进际为名，虚额太重故也。十有一月，蠲临安府属县欠乾道元年三税、坊场课利、折帛、免丁等钱。七年，敕令所修《输苗乞取法》，受纳官比犯人减一等，州县长官不觉察与同罪。
暨上三等及形势户逋赋，虽遇赦不除。八年，蠲绍兴府增起苗米四万九千余石。
淳熙三年，臣僚言：“湖北百姓广占官田，量输常赋，似为过优，比议者欲从实起税而开陈首之门。殊不思朝廷往年经界，独两淮、京西、湖北依旧。盖以四路被边，土广人稀，诱之使耕，犹惧不至，若履亩而税，孰肯远徙力耕，以供公上之赋哉？今湖北惟鼎、澧地接湖南，垦田稍多，自荆南、安、复、岳、鄂、汉、沔污莱弥望，户口稀少，且皆江南狭乡百姓，扶老携幼，远来请佃，以田亩宽而税赋轻也。若从议者之言，恐于公家无一毫之益，而良民有无穷之扰矣。如臣所见，且当诱以开耕，不宜恐以增税。使田畴尽辟，岁收滋广，一遇丰稔，平籴以实边，则所省漕运亦博。望其依绍兴十六年诏旨，以十分为率，年增输一分，不愿开垦者，即许退田别佃。期限稍宽，取之有渐，远民安业，一路幸甚。”诏户部议之。
四年，臣僚言：“屡赦蠲积欠，以苏疲民，州县不能仰承德意，至变易名色以取之。宜下漕司，如合除者毋更取之于州，州毋取之于县，县销民欠籍，书其名数，谕民通知。”诏可。五年八月，诏曰：“比年以来，五谷屡登，蚕丝盈箱，嘉与海内共享阜康之乐，尚念耕夫蚕妇终岁勤动，价贱不足以偿其劳。郡邑两税，除折帛、折变自有常制，当输正色者，毋以重价强之折钱。若有故违，重置于法。临安府刻石，遍赐诸路。”六年，以谏议大夫谢廓然言：“州县违法科敛，侵渔日甚，其咎虽在县令，而督迫实由郡守。县令按劾，而郡守自如。”诏：“自今凡有过需横取，监司悉行按劾，无详于小而略于大。”
七年夏，大旱。知南康军朱熹应诏上封事言：“今民间二税之入，朝廷尽取以供军，州县无复赢余，于是别立名色巧取。今民贫赋重，惟有核兵籍，广屯田，练民兵，可以渐省列屯坐食之兵，稍损州郡供军之数。使州县之力浸纾，然后禁其苛敛，责其宽恤，庶几穷困之民得保生业，无流移漂荡之患。”八年，诏监司、太守察所部催科不扰者荐之，烦扰害民者劾之。十一年，户部奏：“诸路州军检放旱伤米数近六十万石。上谕王淮曰：“若尽令核实，恐他年郡县怀疑，不复检放。惟宁国数最多，可令漕司核实而蠲之。“
绍熙元年，臣僚言：“古者赋租出于民之所有，不强其所无。今之为绢者，一倍折而为钱，再倍折而为银。银愈贵，钱愈艰得，谷愈不可售，使民贱粜而贵折，则大熟之岁反为民害。愿诏州郡：凡多取而多折者，重置于罚；民有粜不售者，令常平就籴，异时岁歉，平价以粜。庶于民无伤，于国有补。”诏从之。
秘书监杨万里奏：“民输粟于官谓之苗，旧以一斛输一斛，今以二斛输一斛矣。输帛于官谓之税，旧以正绢为税绢，今正绢外有和买矣。旧和买官给其直，或以钱，或以盐，今皆无之，又以绢估直而倍折其钱矣。旧税亩一